開除軍籍后，晚年丁盛回憶：我這一生無怨無悔，對得起黨和人民

1947年的東北春天來得晚，風一刮，地面上還透著寒氣。冀察熱遼一帶，部隊正在進行改編，年輕的將士們忙著收攏隊伍、清點番號，沒人想到，這一輪改編，會把一個長期干政工工作的干部，推上了真正的前線指揮位置。這個人，就是后來名震四野的24師師長——丁盛。

很多年以后，已經離開軍隊、被開除軍籍的丁盛，再回頭看這一生的轉折點，語氣出奇平靜。他說，這一生無怨無悔，一步一步走來，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但對黨、對人民，心里是坦蕩的。

有意思的是，這樣一個戰功赫赫的將領，當年的起點，卻樸素得不能再樸素。

1930年的一個黃昏，江西農村的山坡上，17歲的放牛少年正趕著牛群往家走。他不知道政治，不懂什么主義，只知道家里太窮，吃不飽飯。忽然，一支隊伍沿著山路蜿蜒而來，灰布軍裝，步伐整齊，路邊的百姓紛紛側目。少年本能地停下腳步，盯著這支隊伍發愣。

“這是誰的隊伍？”有人在田埂上低聲問。

“紅軍。”旁邊人答得很肯定。

丁盛心里一動。那一刻的想法簡單得不能再簡單：跟著這支隊伍走，興許能吃上飽飯，離開這個窮得讓人喘不過氣的地方。就是這么一個念頭，讓他跟著隊伍走到前面去報了名。直到后來，他才知道，那支隊伍的來頭一點也不小——正是紅四軍第一縱隊，前身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紅二十八團。

從此，這個放牛少年的人生，徹底拐了個彎。

一、放牛少年進紅軍

剛到部隊時，丁盛什么都不懂，只能從最基礎的通訊員干起。那一年，他才17歲，腿腳利索，腦子也靈光。通訊員的任務看似簡單——送信。但那是1930年的中央蘇區，山高林密，白天黑夜都在走，路上還有敵人的封鎖線和游動哨，稍有不慎，就是生死之差。

不得不說，這種日復一日的奔跑和穿梭，很快就把這位少年練出來了。上級發現，他不僅跑得快，還可靠，交給他的任務，總能按時完成。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他所在的部隊撤銷編制，他被調到紅四軍政治部，繼續干通訊員。

這時的丁盛，已經逐漸從一個放牛的農村孩子，變成了一個讓領導放心的紅軍戰士。1932年，他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任通訊班長，負責的，就不只是一般的送信了。那會兒，總政治部只有一個通訊排，既負責通信，又兼著警衛、勤務等工作，事情雜，卻全是要緊事。

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丁盛經常奉命給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送信，來往于各個指揮機關之間。久而久之，他同王稼祥走得近了，領導看人，看得很細。王稼祥注意到，這個年輕人辦事干練，性格也不浮躁，心里就多留了個心眼。

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期間，王稼祥在一次敵機轟炸中負傷，彈片打進腹部，沒能及時取出，只能送往后方休養。護送他的，是丁盛帶的一個班。遠離了前線，緊繃的神經稍微松下來，王稼祥這才有時間做一件他一直掛在心上的事——讓身邊這幾個年輕人識字。

那陣子，傷病纏身的王稼祥，經常拿根木棍，在地上劃拉著教丁盛寫字。山坡上、屋前地面上，布滿了一個個歪歪扭扭的字。對于一個出身貧寒、沒進過學堂的農村青年來說，這些字不只是文化，更象征著一種看得見的改變。

在王稼祥眼里，這個年輕人有股韌勁，值得栽培。后來，他主動推薦丁盛去公略學校學習。等丁盛從學校畢業，王稼祥又寫了一封介紹信，把他送到紅三軍團政治部工作。可以說，在丁盛看來，王稼祥是他人生中的貴人，是第一個真正逼著他“學文化”的人。

不久之后，歷史的車輪開始加速。

1934年末，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長征開始，紅三軍團隨大部隊踏上漫長征途。到了遵義一帶，中央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紅三軍團由三個師改成四個團，許多師、團干部都下放到營、連任職。丁盛被編入三軍團十二團二營四連，擔任指導員。十二團團長是謝嵩，政委是鐘赤兵，營里的指導員還包括后來成為少將的謝振華。

多年以后，1994年，謝振華在醫院休養時見到丁盛，還專門提起當年的一戰：“打婁山關的時候，你那個連打得不錯，跑得也快，沖得也快。”短短一句話，卻把幾十年前的槍林彈雨都帶了出來。

婁山關戰役中，丁盛和他的連隊沖在沖鋒隊伍的前頭。戰斗最激烈的時候，他右腿負了傷，被迫下火線。按照當時的規定，像他這樣暫時無法隨隊行動的傷員，可以領幾塊錢，在老鄉家里養傷。有的人后來就在當地成了農民，有的人還被國民黨地方武裝抓走甚至殺害，還有一些倔強的人，咬著牙堅持打游擊。

毛澤東曾說，長征是宣言書，是播種機，是宣傳隊。這話，既是總結，又是實情。那些留在各地打游擊、發動群眾的傷病號，正是這句話的具體體現。

只是，丁盛不想“留在后方播種”。他不甘心在老鄉家里靜養，寧肯拖著傷腿，一瘸一拐地跟著部隊繼續前進。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翻雪山、過草地，他一路咬牙堅持，最后隨著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

二、從政工干部到軍事將領

到達陜北后，中央開始有計劃地培訓干部。丁盛被送進紅軍大學學習。那時候，許多基層干部出身貧苦，打仗有經驗，但缺乏系統理論和軍事知識。紅軍大學的學習，對這些人來說，是一場新的洗禮。

畢業不久，他被分配到紅二十八軍二團擔任政委。彼時，西北紅軍的形勢也在變化。1936年東征期間，劉志丹在作戰中犧牲，宋時輪接替了相關職務，成為重要指揮員之一。紅二十八軍的干部，多數在西北戰場摸爬滾打，丁盛在其中熟悉了當地局勢，也積累了不少基層政治工作的經驗。

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之后，紅軍開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走上抗日統一戰線的新階段。到1938年，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八旅旅長宋時輪，奉命與鄧華一起組建“宋時輪支隊”，挺進冀東地區開辟抗日根據地。宋時輪早在紅二十八軍任軍長，對原部隊干部非常熟悉，這次組建新支隊，自然把許多舊部一并帶走，其中就包括丁盛。

冀東地形復雜，敵偽勢力盤根錯節，加上日軍頻繁“掃蕩”，支隊那里一度站不穩腳跟，只得向平西一帶轉移。1939年，延安派蕭克來接替宋時輪擔任“挺進軍”軍長，繼續在華北敵后活動。那時的丁盛，職務是團政委，主要負責政治工作，組織戰士、做群眾工作、穩定情緒，工作瑣碎，卻極為關鍵。

平西、冀東根據地都屬于晉察冀軍區序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由此成了丁盛的直接上級。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丁盛為個案問題向聶榮臻寫信申訴，老首長也曾給過他必要的幫助。許多事情在戰火中播下種子，幾十年后，人情和信任仍在延續，這一點并不奇怪。

1940年，丁盛作為晉察冀軍區代表，奉命前往延安，準備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受戰事和其他因素影響，“七大”直到1945年才正式召開，在這期間，他就在延安整整學習、工作了四年。對于這段時間，丁盛后來評價得很直接：“在延安這幾年，無論哪方面，收獲都很大，沒有虛度年華。”

延安時期，對于許多從前線下來的干部來說，是把零散經驗系統化、理論化的過程。課程里既有政治理論，也有軍事、經濟、群眾工作等內容。對于出身貧寒、起步于通訊員的丁盛而言，這種系統學習，對視野和思路的開闊有不小作用。

1944年后期，晉察冀軍區的聶榮臻司令員也來到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晉察冀的一些干部在延安時間已久，心里都很清楚，后方生活固然相對安定，但自己終歸是打前線出身，在后方待得太久，總覺得心里不踏實。是時候回到戰場。

中央考慮后，將部分晉察冀干部編入教導二旅。這支部隊的來源很特別：一年前，國民黨制造摩擦糾紛，晉察冀軍區遂調一支部隊進駐延安保衛中央，后來整編為教導二旅，旅長黃永勝，政委鄧華。這實際上是原晉察冀的部隊，骨干不少。丁盛被任命為教導二旅一團政委，重回一線部隊。

1945年“七大”閉幕后不久，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在即，全國新的格局正在醞釀。教導二旅一團奉命開赴東北，參加接管東北、對付國民黨軍隊的斗爭。一團途經張家口時，停留兩天休整。就在這短短的間隙里，聶榮臻把丁盛叫到身邊，專門談了一次話。

聶榮臻詳細回顧了這個團的來歷：在中央蘇區時期，它原是紅三軍，黃公略指揮的部隊。之后，部隊整編為紅一軍團一師，這個團就是第一師的一團。當年強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就出自這個團第二營；后來狼牙山五壯士，就來自這團第三營第七連；黃土嶺戰斗中擊斃日軍中將阿部規秀的，也正是這支部隊。晉察冀根據地反“掃蕩”、擴展地區時，這個團戰功不斷，屢建奇勛。

說到這里，聶榮臻語氣變得更為鄭重：“為什么要跟你講這些？就是要你到東北以后，好好關心這個團。這支部隊出干部，出了很多干部。要盡量保持這個團原來的班底和建制，不能輕易拆散。到了東北，你們肯定要擴軍，擴大一個團也好，一個師也好，但這個團的骨干要保住。”

這番話，讓丁盛對“一團”有了更深的認識，也讓他對自己肩上的擔子，有了更清醒的意識。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年后，中央正是以這個團為基礎，組建了駐香港步兵旅，歷史延續的線索，在這里隱約可見。

1945年之前，丁盛大部分時間從事的，還是政工工作，在戰斗中雖不乏沖鋒陷陣的經歷，但真正的大兵團軍事指揮，并不是他的主業。然而，東北局勢的變化，卻逼著許多干部“轉型”。從政委到師長，從做思想工作到統籌一線戰斗，這其中的跨度不小。丁盛在這種大背景下，用相對順暢的表現，完成了個人角色的重大轉換，這一點，不得不說頗為干脆。

三、遼沈、平津與南下之路

1947年4月，冀察熱遼軍區部隊整編為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指揮員先是黃永勝，后由段蘇權接任。在新的編制中，丁盛擔任二十四師師長。從政工系統走上師長崗位，這一步，本身就帶著歷史環境的烙印。東北戰場形勢復雜，對指揮員的要求不只在槍法和膽量，更在組織協調和把握大局的能力上。此前多年的政治工作經歷，在這方面并沒有成為負擔，反而成了一種間接優勢。

遼沈戰役打響后，二十四師參加了多次重要戰斗。遼沈戰役從1948年9月中旬持續到11月初，關乎東北全局。具體到每一支部隊的行動細節，許多資料有詳盡記載。從總體上看，丁盛帶領部隊完成了上級下達的任務，在包圍、追擊等關鍵環節上，表現得干練果斷。憑借這些戰績，他后來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十五軍一三五師師長。

遼沈戰役結束后，東北野戰軍南下入關，改編為第四野戰軍，參與平津戰役。平津戰役從1948年11月持續到1949年1月底，以政治瓦解與軍事行動結合的方式，解決了北平、天津、張家口等大城市的問題。一三五師奉命參加攻打天津的戰斗，承擔重要突擊任務。

天津城防堅固，國民黨守軍兵力較多，且城市環境復雜，攻城作戰難度極大。丁盛率部，在既定作戰方案下，多路突擊，突破關鍵防線，為解放天津作出突出貢獻。天津被攻克后，北平的和平解放也隨即實現，華北形勢迅速扭轉。

戰事未停。1949年9月至10月，新中國成立前夕，第四野戰軍南下中南地區，發動衡寶戰役。此戰的關鍵目標之一，是阻擊白崇禧所部第七軍。白崇禧在國民黨軍中被視為善于用兵的將領，第七軍又是桂系的骨干力量，戰斗力較強。

在衡寶戰役中，一三五師承擔堵擊任務。戰斗異常激烈，山地、河谷、交通線交織，稍有疏忽，敵人就可能突圍。丁盛組織部隊封鎖要道，多次配合兄弟部隊打擊敵軍，最終有效牽制了第七軍，為戰役的勝利奠定了條件。也正是這一戰，讓他在第四野戰軍內部聲名大振。

有戰士后來回憶，當年在指揮所里，丁盛常常一邊盯著地圖，一邊聽著前沿來的電話報告，語速不快，語氣卻極為堅定。有人急切地在電話里問：“師長，敵人又往南竄了，要不要收縮防線？”他只簡單回應：“咬住，再頂一頂。今晚不頂住，明天誰也別想睡覺。”短短幾句話，把前線與指揮所緊緊拴在一起。

從長征途中的連指導員，到東北戰場上的師長，丁盛用了十幾年時間，跨越了身份與能力上的鴻溝。政工干部出身的背景，讓他的指揮風格，帶著一絲穩定和周全。戰場上需要決斷，但同樣需要對部隊情緒的把握，對干部戰士心理狀態的預判。恰恰在這一點上，他并不生疏。

戰爭結束，新中國成立，許多將領走上新的崗位，面對的已不再是槍林彈雨，而是建設與治理的龐大課題。對于從少年起就在戰爭中摸爬滾打的人來說，這是一種不太容易適應的轉變。有人適應得快，有人則磕磕絆絆。丁盛后來的人生軌跡，由于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走得并不平順，甚至經歷了開除軍籍的沉重打擊。

四、晚年回望與坦然態度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許多早年的老戰友已相繼離世，有的沉寂在民間，有的仍偶爾被人提起姓名。丁盛也步入暮年，身體大不如前，但頭腦仍清醒，對往事的記憶也相當完整。有一次，他提到當年向聶榮臻申訴的事情，說起老首長在關鍵時刻給予的幫助，語氣中帶著感激，卻沒有過多渲染。

對于那些風云激蕩的歲月，他記得的是具體的細節，是哪一年在哪一個戰場上干了什么，而不是抽象的光環。至于后來的起落與得失，他的態度比較平靜。有人問起這輩子有沒有遺憾，他只是淡淡地說，這一生，對黨、對人民，是問心無愧的。

試想一下，一個人在少年時代因貧困入伍，只想吃飽飯，卻在長征中扛過槍，在遵義、婁山關浴過血，在陜北的課堂上啃過書本，在冀東、平西的敵后根據地做過政工，在東北的冬天里調動過一個又一個團，又在遼沈、平津、衡寶這樣的大戰中指揮一個又一個師。這樣的人，到了晚年，回頭一看，如果說完全沒有感慨，那也不現實。但他的表達方式，并不矯飾，也不夸大，只是用“無怨無悔”四個字，作了一個態度上的交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回憶中，丁盛提到的，往往不是個人功勞，而是別人對他的提攜。王稼祥教他識字，把他從一個只會放牛、跑腿的少年，推上學習和思考的道路；聶榮臻在艱難時期，無論是戰場上的提點，還是多年后的幫助，都讓他記在心里。宋時輪、鄧華、蕭克，這些曾在戰火中并肩作戰的首長，也在他成長的不同階段留下了明顯印記。

從這個角度看，他所說的“無悔”，并不意味著一切都完美，而是承認自己的生命軌跡與更大的時代緊密相連。個人的榮辱得失，放進那個年代的背景中，就顯得不再那么孤立。對于自己在關鍵歷史節點上的選擇，他顯然是認可的。

開除軍籍，對任何一位軍人來說，都是沉重的打擊，更何況是一個在解放戰爭中立過戰功、帶過幾十年兵的老將。但歷史已經走過那一段，個人情緒終究不能改變既成事實。丁盛在晚年沒有反復渲染這一段，而是更多談起早年的戰爭經歷、戰友情誼，這種取舍，本身就透露出一種樸素的史觀：重事功，重責任，輕個人情緒宣泄。

無論如何，從1930年那個在山坡上放牛的少年，到后來在東北戰場上指揮師團作戰的將領，再到晚年冷靜地追憶往事、用“對得起黨和人民”作結的人生態度，這條路彎彎曲曲，卻并不模糊。時間節點清清楚楚，戰場一一可考，重要人物、重要戰役，都有史料佐證。這種生命軌跡，某種意義上，也是那一代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干部共同命運的縮影。

他自述一生無怨無悔，這句話并不華麗，卻包含了從貧寒童年到烽火歲月，再到建國前后重大轉折中，一個普通農家子弟所能給出的最直接回應。對黨，對人民，對戰友，對曾經共同扛過的槍，這樣的評價，已經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