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穆俊杰要交伙食費給宋時輪，宋：不厚費者不多營

1991年9月17日清晨，消息從醫院傳出，宋時輪病逝。許多人只是從訃告上看到“開國上將”幾個字，知道他指揮過戰役，立下過赫赫戰功。真正與他朝夕相處過的工作人員，卻更容易在腦海里浮現出另一幅畫面：一位穿著打著補丁棉衣的老人，在自家飯桌前，一遍遍推開遞來的伙食費。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細節，總被當事人看得很平常。秘書穆俊杰后來回憶，在宋時輪身邊工作三年，最費解的一件事，不是復雜的文件，也不是繁重的接待工作，而是——“吃飯到底該不該交錢”這一看似瑣碎的小問題。

一、程家花園里的“規矩”

1988年9月，穆俊杰第一次來到北京東城的程家花園。那是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程硯秋的舊居，1958年宋時輪調到軍事學院工作以后，就一直住在那里。院子不算大，卻很安靜，樹影斑駁，磚墻略顯陳舊。

推門而入，映入他眼簾的是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小辦公室。屋里有些擁擠，兩面墻都靠著木書柜，書架上擺滿了馬列著作和理論書籍。墻上掛著一幅湘繡的毛主席像，針腳細密，色彩略有些褪色，卻被擦拭得很干凈。這些布置，看得出主人心思單純，很有年代感，也很樸素。

不久，日常工作逐漸展開。白天傳達文件、安排會見，晚上整理材料、記錄口述，節奏并不輕松。不過，真正讓穆俊杰“犯難”的，是吃飯問題——和宋時輪同住一個院、同桌吃飯的幾名工作人員，壓根兒找不到地方交伙食費。

剛開始，他以為只是手續沒辦全，問了炊事員，又問了管理干部，對方都擺擺手：“首長不讓交。”大家說得云淡風輕，好像這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可在穆俊杰看來，吃人家飯、占人家地方，不付錢，心里就是過意不去。

時間一長，院里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局面：餐桌上氣氛很隨和，菜也不算少，但明明幾個人天天在這里吃，餐費卻始終無人提起。穆俊杰私下跟戰士們嘀咕：“吃飯花錢，這不就是規矩嗎？”戰士笑笑，不太好接話，只說一句：“宋首長有他的想法。”

這種“規矩”，一開始讓他有些不安。直到和這位老首長接觸多了，才慢慢明白，這事背后藏著的，是宋時輪一貫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

二、“毛主席講過，損壞東西要賠”

要摸清一個人的脾氣，生活細節最能說明問題。1989年冬天，宋時輪多年纏身的肝病復發，被送到上海華東醫院治療。天氣陰冷，病房的窗戶不大，風還是往里灌。間歇性的檢查結束后，他大多時候只能靠聊天打發時間。

一天傍晚，燈光昏黃，穆俊杰看著坐在床邊的宋時輪，忽然發現一個細節：棉衣的兩個袖子，從胳膊肘往下，棉花已經露了出來，邊緣磨得毛糙，輕輕一拉就能看到里面的棉絮。看在眼里，實在有些說不過去，他忍不住開口：“首長，這件棉衣該換了吧？現在生活條件也好了，做一件新的，又花不了多少錢。”

宋時輪聽完，倒沒有馬上回答，而是笑了一下，眼神有點遠。他緩緩說道，社會上常說“代溝”，年輕人和老一代人的想法確實有差別。他提起剛入朝鮮作戰那幾年，1950年冬天，很多部隊還沒來得及配齊冬裝，冰天雪地里，缺棉衣、缺棉鞋，有的戰士被活活凍死，有的腿腳被凍壞。

說到這里，老人的神情明顯沉下去，聲音也低了些。他回憶，自己去看那些傷亡戰士時，那場面很難忘，“那時候想的，就是要讓多一點人活下來，哪怕多一件棉衣、多一雙棉鞋，都要想辦法省出來。”多年過去，觀念沒變，過日子的習慣也沒變。

停頓片刻，他看了看自己那件舊棉衣，說得很平淡：“袖子破了，剪掉換個新袖子就行，沒必要整件扔了。”語氣不重，卻很堅定。

這話聽起來有些“摳”，但放在他經歷的年代里，又顯得合理。那一代軍人，對“節省”二字，有自己的理解。他們親眼見過物資匱乏是什么樣，也知道衣物、器材背后，是國家有限的家底，是戰士們的命。

有一年夏天，程家花園所在的小片區突然停電。那天晚上，宋時輪的小女兒宋百一寫作業，點著蠟燭看書。人困得厲害，一不留神在桌前睡著了。等蠟燭燒到底部，火光直接烤裂了桌上的玻璃臺板，連帶下面的墊布和木桌面，都留下了一片焦痕。

次日一早，宋時輪把營房處的祝玉廣副處長叫到家里，指著那塊玻璃，開門見山：“麻煩給我配一塊新的，費用從我工資里扣。”說得很自然，仿佛天經地義。墊布也沒說要換新的，只是讓家人把沒燒壞的部分剪下來，再縫一縫繼續用。

祝副處長走后，穆俊杰有些不解。按慣例，公家宿舍里的家具損壞，可以通過公費維修報銷。他忍不住勸了一句：“首長，這塊玻璃板，完全可以走院里的辦公費。”

這一次，宋時輪的反應相當嚴厲。他提高了音量：“報銷？口氣不小！毛主席講過，損壞東西要賠，你忘了？”接著又補了一句，“軍人，無論職務高低，弄壞了不是自己的東西，就得按規定賠。誰都不能例外，我也不能。”

這話，讓房間一時變得很安靜。沒有長篇大道理，只有清清楚楚的邊界感。對公，對私，分得很明白。用公家的東西不心疼，損壞了張張嘴就報銷，這在他看來，是絕對不能沾的毛病。

這一點，看似跟棉衣、玻璃板這些“小物件”有關，實則折射的是他從軍幾十年養成的紀律意識。小事從嚴，自然不會在大事上放松。

三、“不厚費者不多營”的來歷

說到錢的態度，宋時輪有一句常掛在嘴邊的話：“不厚費者不多營。”穆俊杰剛聽到這句老話，心里還有些迷糊，多問了兩句，宋時輪索性、干脆把自己年輕時的一段經歷講了出來。

時間得往前推到1923年底。那年他二十出頭，在湖南讀過私塾，見慣了鄉里鄉親被地主盤剝，早就有了反抗的念頭。那時軍閥混戰，局勢動蕩，有志青年不少，把投身軍旅、改變命運當成出路。宋時輪、左權、蔡升熙等人商量后，決定去報考陸軍講武堂。

那時候交通條件差，戰事頻仍，鐵路經常中斷。他們從家鄉出發，一路輾轉南下。盤纏本就不寬裕，沒走出多遠，錢就見了底。路途還只完成一半，“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繼續往前硬撐，很可能半路就陷入困境。

隊伍中氣氛一度變得沉重，有人開口嘆氣：“再這樣下去，怕是都到不了廣州。”就在這時，宋時輪提出了一個看似“吃虧”的辦法：把大家剩下的錢湊在一起，由左權帶著幾個人繼續往南走，爭取按時趕到講武堂報到。他自己則先返回湖南老家，再想辦法籌錢，隨后獨自南下。

對于出身普通農家的青年來說，這并不是一個輕松的決定。退回去，就意味著要承擔往返的風險，還要面對家里本來就緊張的經濟狀況。但在他看來，多讓幾個人順利走到考場，比自己一個人的行程更重要。路費有限，只能挑重點用。

再后來，他靠著親友接濟、東拼西湊，終于攢夠了錢，趕去廣州時，左權他們已經畢業。這個結局多少帶點遺憾，卻也塑造了他以后做事的一種慣性：錢要花在刀刃上，有限的資源，盡量讓更多人受益。

所以，他才會反復強調：“不厚費者不多營。”簡單說，就是費用太重，隊伍就壯大不起來。一個人手里資源再多，如果只顧自己吃穿用度，身邊人都被壓得喘不過氣，那這個“營”，遲早會散掉。這句話，被他用在了很多地方，哪怕后來早已身居高位，也仍然如此看問題。

1990年，他的老同鄉蔡升熙的弟弟蔡升杰，從臺灣回到大陸，準備拜訪這位多年的老戰友。因為涉及對臺統戰工作，相關部門原本打算安排一頓規格不低的正式宴請。宋時輪聽后，擺擺手，說別折騰，就在家里吃頓便飯就夠。

當天，他只是讓炊事員多做了幾個菜，算是對遠道而來的客人略表心意。沒有酒席排場，談話也在客廳里進行，很尋常的一頓飯。用他的話說，“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不能什么都挪到公家頭上。”

類似的做法，其實從戰爭年代就已經開始。原山東省委老書記譚啟龍回憶，宋時輪來北京任職后，每次華東地區的同志進京開會，他總喜歡把人叫到家里聚一聚，一來敘舊，二來了解地方情況。所有吃飯開銷，都自己掏腰包，從不動公家一分錢。

這樣的習慣延續到了晚年，也形成了程家花園里的一個“傳統”：到首長家里吃飯的工作人員，長期都不花錢。不僅這么吃沒有心理負擔，還被宋時輪反復“制止”交費。直到物價調整、伙食成本增加，眾人幾次開口，堅持實在過不去，他才答應，每個人每月象征性地交10元錢。

這件事，穆俊杰一直耿耿于懷。按他日常的觀念，吃飯交錢，就是規矩。戰士們收入不高，但也不能白吃。他找了個機會，硬著頭皮說：“首長，吃了飯，就應該交錢。哪怕少交一點，也是個數。”

宋時輪聽著，反倒沒急著反駁，而是靜靜看了他一眼。隨后才慢慢說道，組織給他安排幾位工作人員照顧生活、處理日常事務，其實已經是特殊照顧。他自己沒有任何額外報酬，心里多少有些不安。他又提到，自己本是從戰士一路走來的，很清楚基層戰士津貼費有多少。

那時候，他一家人的總收入，是幾名年輕工作人員的好幾倍。二十來歲的孩子，剛離開家，工作忙，手里又沒什么余錢，用于日常花費，總要留點余地。他用一句很樸素的話解釋：“既然在我家吃飯，那就當自己家。哪有長輩跟晚輩算這點飯賬的？”

這番話，聽起來一點也不高調，卻讓人難忘。錢照樣要算，但怎么算、算給誰，他心里有一桿秤。對公家，該一分不占；對身邊人，可以多盡一分力。所謂“不厚費者不多營”，從青年時期的籌路費，一直延伸到老年時的一桌家常飯，看似只是生活瑣事，骨子里的邏輯卻是一以貫之的。

四、“代溝”背后的傳承

從1988年到1991年，穆俊杰在宋時輪身邊工作，總共不過三年時間，卻見證了這位老上將很多日常瞬間。有些只是幾句閑聊，有些則成了他日后常常想起的“提醒”。

1990年初夏的一天，天氣已經有些悶熱，程家花園里樹上的蟬叫得很響。宋時輪那天心情不錯，把穆俊杰喊到屋里，坐在那套略顯陳舊的沙發上聊起家常。他指著身下的沙發說，這套家具來歷不一般，是當年孔祥熙二小姐臥室里用過的。后來他調到南京任職，組織統一調配，就把這套沙發劃撥給他使用。

幾十年間，沙發壞了修、修了又壞，換過彈簧，補過椅面，負責維修的工人都說該換新的了。可他一直堅持用，直至臨終前，仍舊坐在這套已經不太好看的舊沙發上聽匯報、談工作。在他眼里，只要還能坐，就沒必要浪費。

這種對物件的態度，和棉衣、玻璃板在邏輯上是一致的：東西不是用來撐門面的，是用來用的。能用，就不隨便丟；有辦法修，就先修。表面看，這只是一種節儉習慣；往深里說，是對整個社會資源的一種珍惜。那一代人從貧苦、戰爭一路走來，知道“家底”不易積攢，對“浪費”兩個字，本能地排斥。

當然，面對改革開放后逐步改善的生活條件，對于身邊年輕人習慣的改變，他并不是完全不理解。棉衣那件事之后，他提到過“代溝”這個詞，說年輕一代愿意穿得好一點、住得舒服一點，這很自然。只是他堅持認為，哪怕條件好些了，規矩不能松，尤其是涉及公物和公款時，更要守住底線，否則“風氣一壞，收不回來”。

這里可以看出一個微妙的平衡。一方面，他并沒有要求所有人都過和自己一樣的日子；另一方面，對自己，他始終保持從嚴的標準。吃什么、穿什么，怎么花錢、錢怎么來，心里都有清清楚楚的界限感。這不是簡單的個人節儉，而是一種從戰爭年代延續下來的紀律觀念。

再看那句“吃飯不用交錢”的話，就更容易理解了。那不是對生活隨便，也不是對錢不當回事，而是一種帶有長輩心態的照顧：年輕人辛苦工作，已經在為組織出力，作為老首長，有能力盡一點心意，就主動往前一步。他自己講過，“組織給我派人，是照顧我，我不能只享受服務，還要替他們想一想。”

試想一下，當一個人一輩子習慣把“多用一點錢”留給別人，而把“多承擔一點責任”留給自己，他看待身邊關系的方式，自然和常人不同。在程家花園這座不大的院子里，吃飯不收錢，并不是放縱，而是一種有嚴格前提的“松”：對公家，不多要一分；在這個前提下，對身邊人，多給一點。

1991年9月17日，宋時輪去世，享年80歲。噩耗傳來，曾在他身邊工作的穆俊杰難掩悲痛。三年時間談不上多長，卻足以讓許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片段，沉淀成一輩子難忘的印象。

那些關于棉衣、玻璃板、舊沙發、伙食費的談話，在當時并不起眼，卻很真實。它們勾勒出的，是一個老一代軍人非常典型的生活側面：對自己苛刻，對別人寬厚，對公私分明，對紀律不打折扣。用他常掛在嘴邊的那句話概括，再合適不過——“不厚費者不多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