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羅榮桓最恨的老部下，曾險些冤殺梁興初，被開除黨籍后當漢奸

1938年春，微山湖冰層尚薄，王鳳鳴踩著碎冰趕往蘇魯豫支隊師部。那時的他年僅二十出頭，胸口別著紅五角星，肩上卻已扛著政工主任的擔子。湖面寒風凌冽，沒人能想到幾年后他會成為羅榮桓點名必除的叛徒。

王鳳鳴出身紅軍兒童團。十四歲參隊，長征路上掉過一截腳趾，堅持行軍不掉隊。蕭鋒回憶此事時搖頭感嘆：“小家伙硬得很。”在延安整訓時，他已是團級干部，論資歷和膽色都排得進同輩前列。也正因為如此，羅榮桓把他叫到身邊當過警衛員，平素訓誡最多八個字：心正、嘴嚴、手穩、人要實。

東進山東后，115師兵分數路，湖西根據地驟然成了孤點。師部北撤，王鳳鳴自覺肩頭沉重，暗下決心要“守住這一片水鄉”。他的能量源自手中權力：政工主任兼四大隊政委，又被推舉為軍政委員會主任。年紀輕輕，權柄驟漲，心態也在悄然改變。

湖西“肅托”始于一樁同鄉會風波。少數學員要求回沛縣，組織部長王須仁見風便上綱，羅列“托派名單”。王鳳鳴最初只想“幫兄弟一把”，卻在簽字同意的一刻踏進深淵。此后，屈打成招、逼供擴圈成了慣例，一個月抓了一大批干部，連梁興初也被栽上“通敵”之名。

“明天就動手。”看守悄聲提醒被刑訊的梁興初。當天夜里，一份加急電報越過湖面送到羅榮桓案頭。羅帥看完發火，“胡鬧！給我備車，馬上走！”三天后，他抵達湖西。面對仍高喊“梁是日特”的人群，羅帥一句話砸下：“他渾身是烈士的彈痕，靠什么叛變？”調查翻盤，冤案即破。

王鳳鳴被關押審查。面對羅帥，他哭到說不出話，只余一句：“主任，我被蒙了。”羅榮桓沉默良久，轉身囑咐警衛：“押送延安軍法處。”1942年春，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撤職服刑。組織留了活路，他卻把這當成絕路。

逃跑那夜，新月如鉤。王鳳鳴翻出看守所，繞過黃河灘地直奔贛榆縣城。次日清晨，他已換上日偽軍服。同年夏天，日本憲兵隊把一頂“別動隊大隊長”軍帽扣在他頭上，從此矛頭調轉，對準舊日同志。

王鳳鳴深知八路軍弱點。為了“立功”，他畫出一張誘降清單：好吃好喝、現洋拿到手、被服步槍隨便領。的確有人頂不住。115師政治部協理員羅保成叛去，成了他麾下大隊長。消息傳到延魯，根據地干部臉色鐵青。

羅榮桓聞訊怒不可遏，命濱海軍區“拔釘子”。1942年冬，教導二旅夜渡故黃河，一夜端掉別動隊九個據點，漢奸傷亡過半。可王鳳鳴再度借夜色潛逃，他對八路軍作戰節奏太熟，兵分兩股，自己卻單人闖海而去。

隨后三年，他像游隼一樣在魯南、蘇北上空盤旋。贛榆、毛莊、海陵，每逢大兵壓境，總能見到他揮舞皮鞭的身影。大門被撞開時，他往往已經棄馬而走。副官抱怨：“長官，再這樣跑，弟兄要散哩。”他冷笑一聲：“活著才有隊伍。”

1945年8月，日軍無條件投降。失去靠山的王鳳鳴心驚肉跳，卻被郝鵬舉收編得以茍延。國共和談破裂后，他向南京表態“決不自首”，于是獲任國軍四支隊隊長，帶著殘部守臺兒莊。此時已將近三十歲，昔日紅小鬼搖身一變，成了裝甲吉普里的少將司令。

1947年秋，他率部沿海猛攻解放區，搶下興海、橫溝數村。剛進駐不久，濱海軍區反擊，三面合圍，別動隊潰散。慌亂中，他搶來一條漁船，夜里順運河南逃。此后蹤跡難尋，只在黃百韜日記里蹦出幾行字：“鳳鳴來歸，衣衫襤褸，僅余七騎。”

王鳳鳴的最終結局，史料兩說。一說在雙堆集外圍被炮火擊中，尸骨無存；一說隨黃百韜殘部突圍成功，輾轉上海后登船去臺。無論如何，山東老游擊隊中一直流傳一句調侃：“鳳鳴再跑，也跑不出賬本。”羅榮桓生前每憶此人，眉頭都皺成川字。信義這條線，一旦折斷，很難再接回去。

有意思的是，湖西“肅托”翻案后，曾有人統計過當年被錯抓的干部，僅四大隊就有六百余名，其中百余人死在逼供木籠。這個數字后來寫入山東抗日根據地整風補課文件，成為黨內整肅工作的重要警示。王鳳鳴的名字，則被列在“反面教材”首位。

試想一下，若羅帥沒有及早趕到，梁興初等一批將才或已葬送，東北戰場能否打成現在的局面，很難說。歷史沒有假設，但教訓總在。王鳳鳴由“紅軍娃”到“冷槍手”，拐點并非宿命，而是權力與私心彼此縫合后的必然坍塌。面對背叛，羅榮桓不止一次感慨：“人可以犯錯，不可失心。”字字如鐵，卻已無處投遞給那個曾經精干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