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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門關 華小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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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昭道(傳)《明皇幸蜀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閆雯雯
公元757年,已是太上皇的李隆基從成都回西安,行至劍閣,詩興大發,創作了一首五言律詩《幸蜀西至劍門》。
自漢代王升《石門頌》開篇,歷朝歷代走過蜀道的詩人,總會恰到好處的技癢,或感嘆蜀道之難,或稱頌蜀道之美。而唐玄宗李隆基除了贊美蜀道外,也抒發了對國家命運的思考。
李隆基更沒想到,此后1000多年時間里,他的蜀道之旅成為了熱門話題,被反復“二創”。二創”次數多了,李隆基也成為了野生“蜀道代言人”,讓蜀道之名傳遍五洲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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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幸”蜀,實則“不幸”
“安史之亂”中,李隆基被迫西逃避難于蜀地。來的時候,匆匆忙忙連滾帶爬,甚至折了“夫人”楊玉環,無暇觀賞劍閣秀麗景色。但時間能夠迅速撫平傷痕,馬嵬坡之前愛得死去活來,在成都養尊處優一年,走的時候,倒也從從容容游刃有余了。
于是,“逃亡”不能叫逃亡了,成了屈尊降貴的“幸蜀”出狩”。
實際上,李隆基在蜀地期間,唐王朝已發生巨大的變化。抵達成都后不久,皇帝李隆基便得到消息,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尊稱他為太上皇。李隆基甘心嗎?不見得。否則也不會在詩歌的尾聯處,仍舊“指點江山”——“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勉勵大臣順應時勢,施行仁德之政,平定叛亂,建功立業。
這也應該是李隆基的反思。劍閣的石壁上,刻著西晉著名文學家張載的《劍閣銘》,明確提出,“興實在德,險亦難恃”。估計李隆基也意識到了,國家的興衰成敗,關鍵在于統治者是否實行了仁政,而不能只靠地勢的險要。
歷史的謎底往往藏在謎面中。《幸蜀西至劍門》一詩的頷聯“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以“五丁開山”導致秦滅蜀的例子,暗示“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李隆基自以為是的“鑾輿出狩”,后世“牙尖”的文人騷客才不慣著他。以“明皇幸蜀”為題材的詩詞,很快被“抬”上了桌。
李白倒是將這段逃亡史寫得極體面。在他看來,玄宗入蜀是西巡,是幸蜀,而非逃亡。“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他把未來的希望仍舊寄托在了玄宗身上,不斷以描繪成都之美好來強調“明皇幸蜀”并不是錯誤的選擇。
到了宋代,文人不像詩仙一般客氣,就差直接把“昏庸”兩個字打到“公屏”上了。詩人石介寫“飛仙急過無真賞,始信明皇不識山”,一語雙關地諷刺李隆基“不識山”,錯用奸臣而導致“安史之亂”。李綱則借古喻今,以題畫詩中的“空令畫手思入神,一寫丹青戒今古”,勸誡宋徽宗以唐明皇為戒,親近忠義良臣,遠離奸佞小臣。“新成都人”陸游則以“明皇幸蜀”諷刺宋高宗殺岳飛而重用秦檜,并與金國簽訂割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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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作成世界了解蜀道的窗口
相比于“打嘴仗”的詩詞,畫面是更加直觀的史詩,在明暗變化中描摹了歷史的草蛇灰線。早在唐代,就有畫家以“明皇幸蜀”進行創作。如今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圖》,雖然究竟是唐人原作還是由宋人臨摹有爭議,但仍是已知最早以此題材入畫的佳作。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了一幅南宋的畫作《唐玄宗避暑圖》,畫師未留名,但從筆法用色來看,應出自宮廷畫師之手。明代繪畫大師仇英兩幅臨摹《明皇幸蜀圖》作品被收藏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兩幅作品構圖相似,其中一幅在題簽上記為“仿明皇幸蜀圖仇文合璧神品”,卷末有文徵明所書李白《蜀道難》詩。這些作品每次展出,都會吸引眾多的觀眾前往打卡。
它們也成為世界了解蜀道的窗口。1963年,美國人賈和普在波士頓博物館看到《明皇幸蜀圖》后,興起了主修中國藝術的念頭,并從此長期致力于中國歷史、文學和藝術的研究。自2001年起,賈和普25次漫游蜀道,并以建立網站、著述的形式,向全世界介紹她與古蜀道的故事以及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民俗。
賈和普眼中的蜀道,正如李隆基詩中所說的那樣“灌木縈旗轉,仙云拂馬來”,坐落在云端之上,流動在翠柏之間。
據“天府新視界”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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