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和《資治通鑒》，應該先讀哪部

《史記》《通鑒》，書，并稱史學雙璧；著書者，合稱史家二司馬。

成就同樣舉世矚目，地位同樣舉足輕重，無論能沉下心來讀進去哪一部，對人的能力、文筆、眼界、格局提升，都是作用巨大的。

但是出于這樣那樣的原因，必須做出一個先后選擇的話，建議是：

先從《史記》讀起。

原因可以列出很多，但是中心點，其實正在于《史記》《通鑒》體裁的不同：

一個是紀傳體，一個是編年體。

紀傳體，以人物為中心；編年體，以時間為線索。

再收攏，則歸于一個字：

人。

人，怎樣看待人，怎樣看待由人組成的歷史？

如果把看歷史這件事，比喻成鏡頭語言的話，同樣一段歷史，導演要怎么在有限的條件內，展現出他對于萬般熙攘興衰榮枯生滅的理解？

紀傳體，是聚焦在個體的身上，讓鏡頭跟隨這個人的活動、選擇、搖擺、遭逢，以小見大，鋪排出更多有關時代、有關命運的畫卷；而聚焦于哪些“人”，他的事跡生平如何安排詳略刪削，就完全體現出導演的褒貶與判斷。

編年體，是把鏡頭拉遠，讓無數個體的運動軌跡，交叉融匯成一條長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運動軌跡，但服從于時間的邏輯，時隱時現；每一件事有它自身的演進速度，但同樣服從于時間的流動秩序，或明或暗。人與事在時間長河中的浮與沉，共同指向“鑒往知來”這一讀史的終極目的，也即，從紛亂變易中，尋找相對固定的規律。

回到兩部書本身，《史記》的著作宗旨里有一句話：“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嘔心瀝血獨立著成這樣一部鴻篇巨制，融入了個人畢生的學識、心血與情感；

而《資治通鑒》，是由司馬光擔任主編，多人協作完成，面對北宋的內憂外患，司馬光希望通過史料的合理剪裁，為統治者提供治國經驗，因此，更注重實用理性，講求“有資于治道”。

于是，同樣的一個人，一件事，在《史記》和《通鑒》里，處理的方式就不一樣了。

拿《李將軍列傳》來說。

漢武帝時期的名將李廣，是司馬遷特別偏愛、投入大量情感的人物；《李將軍列傳》，也是《史記》文學價值相當高的名篇。

這一篇的第三部分，講到李廣晚年隨衛青伐匈奴，被傾軋、逼迫至死。

其中，元狩四年（前119），李廣被武帝、衛青徇私由前將軍調往東道，最后因迷路失期，被逼自殺之事，尤其令人唏噓——衛青要調走當時擔任前將軍的李廣，好把建功的機會留給公孫敖。李廣對此心知肚明，帶著情緒執行軍令，結果迷路，錯失軍機。

司馬遷隨后用十幾個字交代了衛青遇到了什么事情：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什么意思呢？衛青與單于開戰，單于發覺形勢不利，撤軍逃跑，衛青沒能抓到單于，只能回來。

接著，司馬遷記述了李廣被責令聽候審訊，憤而自殺的經過。

而在《資治通鑒·漢紀》里，元狩四年，可不止發生了這一件事：

一開篇，先是漢武帝推行的一系列重要經濟舉措：制作皮幣、重用桑弘羊；鹽鐵專營，推行“算緡”；重賞為國捐產的卜式。接著，記載天有異象。然后，講到李廣的遭遇。隨后，是衛、霍打擊匈奴，武帝重用酷吏，少翁裝神弄鬼……

就在李廣和衛青發生沖突這個關鍵點之后，《通鑒》詳細記錄了衛青遇到了什么：

大將軍出塞千馀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于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拿，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后，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馀粟而歸。

比起《史記》的一筆帶過，要詳細得多。

所以，寥寥“弗能得而還”數字的背后，衛青其實打了相當漂亮的一仗！

更有意思的是，《通鑒》這段話的來源不是別處，正是《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這就是司馬遷的用心所在，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互見”手法：《李將軍列傳》的主角就是李廣，其他人的相關情節，在合適的地方再行安排；衛青的戰功如果放在這里，橫生枝蔓，不免沖淡李廣的悲劇色彩。

如此處理，讀者的目光，方能始終跟隨著高明的史家筆法，纏繞在李廣身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李將軍，才能引起后世無數不得志者的長久共鳴。為李將軍下涕者，從此遠不止司馬遷一人。

有類似遭遇、相似個性者，讀到這里，往往情感上觸發巨大震動，從而展開聯想：

究竟李廣不得封侯，是個性的原因，還是時代的問題？

在他的故事里，衛青、武帝等等，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他的結局如此慘烈，是不是在早期，就已經出現了危險端倪？

如果我是李廣，從哪一刻開始改變做法，能夠扭轉命運？

再由李廣這個人向外延伸，就可以觸及漢武帝對匈奴作戰的各個層面，包括人員調度、戰功獎懲、錢糧保障……

就像在長河之中，找到小舟一葉立足，遠眺近察，便有了據點；至少，在這一段，再怎么波浪翻天，也不會目炫神昏。

兩書的差異，不僅源于紀傳體、編年體體例之別，更反映作者對著史的不同理解：《史記》，是人性的史詩；《通鑒》，是治國的鏡鑒。

所以，出于這個考慮，在同樣偉大的《史記》和《通鑒》之間，我們推薦優先讀《史記》。

這就是因為，讀歷史的，是人。

人，天然就對人的活動、人的選擇、人的命運、人的結局，更感興趣，更加留心，更容易調動情感，從而形成深刻的記憶。

這遵循人的一般認知規律：由己及他，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情及理。

愿每一位愛讀歷史的人，不論是從《史記》讀起，還是從《通鑒》讀起，都能讀出專屬于自己的心得體悟，殊途而同歸，達到通透澄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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