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輸在他不信中國敢還手，新加坡“知華派”里有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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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特朗普政府針對伊朗發起的軍事行動進展，以及中美之間互動態勢的最新演變，持續成為全球媒體與戰略界聚焦的核心議題。

一方面，“史詩狂怒”軍事行動已推進逾二十日，原定速決目標未能達成，美方反而在戰術節奏、國際輿論及后勤支撐等多個維度顯露疲態；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空軍一號”專機上就霍爾木茲海峽聯合護航計劃向中方提出非正式要求，數小時后，其財政部長貝森特隨即發表措辭緩和的補充說明，前后表態存在明顯張力——這種政策信號的搖擺，折射出當前美國外交決策體系所承受的多重壓力。

在此形勢下，新加坡前資深外交官馬凱碩的研判再度引發廣泛關注。他明確指出：特朗普執政團隊在對華戰略設計中存在系統性誤讀，尤其嚴重低估了中國捍衛核心利益的戰略意志與綜合能力。

馬凱碩曾代表新加坡常駐聯合國總部，并輪值擔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在多邊外交一線深耕多年。他長期跟蹤研究中國發展路徑與對外政策邏輯，被國際學界公認為兼具實操經驗與理論深度的“親華務實派”代表人物。在其多次公開演講與著述中，他反復強調：美國對華認知框架深受自身歷史軌跡影響，慣于以過往成功案例為模板推演當下博弈。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華盛頓憑借壓倒性軍力與金融杠桿，先后主導了對伊拉克、利比亞、南聯盟及敘利亞等國的干預行動，形成一套高度程式化的“威懾—施壓—屈服”操作范式。由此，美國內部形成一種普遍預設：對中國同樣可沿用該路徑實現政策目標。然而馬凱碩警示，這一思維定式完全忽視了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的獨特屬性。

他強調，中國既非資源匱乏、政局脆弱的中小國家，亦非缺乏戰略縱深與工業自主能力的新興經濟體，而是一個擁有五千年連續文明積淀、覆蓋全部41個工業大類、具備超強危機應對韌性的超大規模政治經濟實體。其戰略文化崇尚“謀定后動”，重視節奏把控與時間換空間的復合博弈，從不追求一役定乾坤式的短期勝利。

美方若執意依賴單邊制裁、前沿部署或極限施壓等手段迫使中方讓渡關鍵利益，結果往往事與愿違——外部壓力非但難以動搖中國政策底線，反而加速推動其科技自立、產業鏈重構與安全體系升級進程。

特朗普團隊的認知偏差，首先表現在對中國“主權紅線意識”的嚴重低估。2022年佩洛西竄訪臺灣后，解放軍迅即組織環臺實戰化聯合演訓，以高強度、全要素、跨軍種協同方式清晰傳遞反制決心；2025年新一屆政府啟動新一輪加稅措施，中方第一時間發布精準反制清單，涵蓋農產品、能源設備及航空零部件等關鍵品類，展現出高度成熟的政策響應機制。

2026年美國對伊朗發動空襲與特種作戰，中國在安理會緊急會議上投下反對票，嚴正指出此類單邊動武行為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構成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實質性侵害。外交部發言人就中美高層接觸進展回應稱：“雙方保持必要溝通渠道暢通，現階段暫無新增安排公布。”該表述雖簡潔克制，卻蘊含堅定立場：中國外交議程設置權不容外部干涉，政策節奏由自身發展需求主導。

從具體反制維度觀察，中國已在多個關鍵領域構建起具有實質效力的戰略回旋空間。稀土產業方面，中國不僅占據全球約70%的開采量，更掌握從原礦分離、金屬冶煉到功能材料合成的全鏈條核心技術。美國F-35戰機隱身涂層所需鈧元素、高超音速武器熱障涂層用釔穩定氧化鋯、5G基站濾波器中的鑭系化合物，均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體系。

金融層面，中國仍是美國國債境外第二大持有方，雖近年主動優化外匯儲備結構，但仍保有可觀的操作彈性；貿易維度上，美國大豆、波音客機、高端醫療設備及半導體制造裝備仍深度依賴中國市場準入，雙邊經貿聯系在摩擦中呈現“結構性依存強化”特征，遠未達到脫鉤臨界點。

特朗普政府亦嘗試借力地緣棋局重構對華優勢。據內部簡報披露，部分高級幕僚主張借烏克蘭危機緩和契機，推動美俄關系階段性回暖，吸引俄方重返西方主導的金融結算網絡，進而削弱中俄在能源、軍工與多邊機制中的協作黏性。

該構想試圖以“美俄破冰”撬動“中俄松動”。但現實數據顯示，2025—2026年中俄雙邊貿易額突破24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兩國元首年度會晤頻次達3次，涵蓋北極航道開發、本幣結算擴容及聯合太空監測等前沿領域；在伊朗核問題、金磚擴員及全球南方治理改革等重大議程中，雙方立場協調度持續提升。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根基牢固、動力充沛、前景廣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隨即回應稱：“兩國合作已超越傳統同盟范疇，進入機制化、立體化、全天候新階段。”

特朗普推動組建霍爾木茲海峽“自愿護航聯盟”的實際成效，亦暴露其單邊倡議的號召力局限。盡管白宮宣稱已有七國表達參與意向，但日本防衛省僅稱“將持續評估區域安全形勢”，澳大利亞外長明確表示“需經國會授權方可決定”，德國聯邦政府則重申堅持多邊主義框架下的海上安全合作路徑。

印度更采取差異化策略，繞過美方協調機制，直接派遣高級別代表團赴德黑蘭舉行能源安全與航運保障磋商。這一系列動態表明，多數國家對美國主導的單邊軍事化護航模式持審慎保留態度。

美國內部對華政策分歧亦日益顯性化。鷹派勢力持續鼓吹“技術脫鉤+軍事圍堵”雙軌施壓，主張將中國定義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并擴大出口管制清單；而以貝森特為代表的務實派則強調擴大農產品輸華配額、放寬民用航空器適航認證流程、重啟中美經貿工作小組等柔性舉措，力圖緩解雙邊經貿摩擦對美國實體經濟的傳導沖擊。

需要指出的是，馬凱碩雖對中美關系有深刻洞察，但其分析框架仍部分承襲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范式。他預測：一旦美國突破稀土精煉技術瓶頸，中美競爭將全面轉向規則制定權與標準主導權之爭，并援引“修昔底德陷阱”歷史模型佐證結構性沖突的不可回避性。

此類推演本質上是將歐洲近代列強爭霸邏輯投射至東方文明語境。相較而言，中國外交實踐始終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倡導共建“一帶一路”實現共同發展，其制度基因與擴張型帝國存在根本性分野。

值得肯定的是，馬凱碩敢于指出西方主流敘事中對中國的系統性誤讀，坦承中國是現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最堅定的支持者與建設性參與者。他在達沃斯論壇、香格里拉對話會等多邊場合反復呼吁：中國崛起是工業化、城市化與全球化三重歷史進程疊加的必然結果，西方不應將其視為威脅，而應致力于構建包容性更強、代表性更廣的新型全球治理體系。

眼下，特朗普政府正陷入雙重戰略困局：伊朗戰場持續消耗美軍前沿部署力量與情報資源，倉促撤出恐引發國內政治反彈；對華施壓既未撬動關鍵產業讓步，也未能有效整合盟友形成統一陣線，政策邊際效益持續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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