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伊朗國家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副手拉里賈尼被以色列“定點清除”,一同遇難的,還有他的兒子莫爾塔扎及多名助手。
作為伊朗政壇深耕40余年的“常青樹”,拉里賈尼歷經多屆政府,既是強硬派的核心,也是少有的能協調教士集團、革命衛隊與世俗勢力的關鍵人物,哈梅內伊遇刺后,他更是實際統籌伊朗對美以的抵抗行動,是維系這個內憂外患國家穩定的核心操盤手之一。
因此,如魍魎般飄忽不定的內塔尼亞胡,才稱他是“伊朗事實上的領導人”。拉里賈尼被清除的消息傳開后,各種關于“死因過程”的說法也隨之而來。
有人把矛頭指向伊朗總統,說他一直主張與西方緩和關系,和二號人物的強硬立場格格不入,為了推動伊美和解,可能存在暗中勾結以色列的情況。而且首先站出來證實死訊的正是他,自二次開戰以來,伊朗高層幾乎都遭受過襲擊,唯獨他總能幸免于襲。
還有人說拉里賈尼是“自殺式暴露”,他早已知道自己被以軍跟蹤,卻故意不設防,想用自己的死激化伊朗內部的抵抗情緒,倒逼各方團結對抗美以。說這話是不了解他。他的偶像是康德,在伊朗被襲擊之前,他跟伊朗總統主張差不多,伊核談判就是他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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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拉里賈尼還在西方留過洋,在部隊扛過槍,能文能武,尤其是在伊朗當今的政治環境里,是為數不多能協調各方勢力的人物。除掉他,對任何勢力都沒有好處,包括美以。所以,他死后,美媒立刻便發文稱這是一步“臭棋”。
至于最后一種,掉包戒指裝定位器的說法。我只能說,沒事少看點好萊塢大片。先不說二號人物的安保級別,其還是計算機學位,竟不如用AI作圖的網友?貼身飾品換了還一概不知,這跟拿水鉆去討好女友是一樣的離譜。能到這個地位的人,絕非尋常人。因此,所有說法中,唯一能站得住腳的就是“內鬼”仍在。
事實上,這次開戰以來,伊朗一直在清查內鬼,專門成立了反間諜機構,可查來查去卻發現,這個反間諜機構的負責人,自己就是以色列安插的間諜,手下還管著至少20名“雙重間諜”。截至3月16日,伊朗已經逮捕了500名“內鬼”,其中250人是“重要角色”,專門為境外勢力提供襲擊目標的情報,聯系犯罪團伙,試圖擾亂公共秩序。
可事實是,即便抓了這么多內鬼,伊朗高層接連被斬首的悲劇還是不斷發生。
就在拉里賈尼被暗殺的同一天,伊朗革命衛隊下屬的“動員窮人組織”指揮官蘇萊曼尼也被以色列炸死。同為“蘇萊曼尼”,作為與基層密聯的指揮官,這亦是伊朗的損失。
伊朗的問題究竟出在哪?
其實,伊朗有今天的被動局面,最大原因不是內鬼,除了咱們之前文章中講過革命衛隊和教士集團的問題之外,還在于嚴重脫節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
伊朗坐擁世界頂級的油氣資源、初具規模的工業基礎和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本可借此加速現代化進程、釋放巨大生產力,現實卻深陷停滯與內耗。
根據伊朗中央統計局2026年1月發布的數據,年化通貨膨脹率已達42.5%,創下近五年新高,其中食品價格同比上漲超過70%,普通家庭生活成本急劇攀升。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的石油產業,在遭受美國“極限施壓”制裁后,出口規模大幅萎縮。2025年日均原油及凝析油出口量僅約110萬桶,不足18年伊核協議期間(日均280萬桶)的四成。
更關鍵的是,本應支撐國家財政與民生的石油收入,也未能好鋼用在刀刃上。數據顯示,石油及相關產業占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已從2018年的近45%降至2025年的不足20%。而這些有限的資源,大量流向由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關聯實體控制的經濟網絡。
革命衛隊雖不直接“擁有”油氣田所有權(法律上仍屬國家石油公司),但通過旗下工程巨頭Khatamal-Anbiya等企業,實際主導了南帕爾斯氣田等核心項目的開發、管道建設與出口設施建設,在能源產業鏈中占據支配地位。而且其經濟觸角遠不止于此。
伊朗革命衛隊從軍工(掌控全國90%以上的導彈、無人機生產)、電信、建筑,到房地產和跨境貿易,構建了一個年經濟規模估計達150億至200億美元的“平行經濟體”。這一龐大體系幾乎不受議會或審計機構監管。而與此同時,伊朗民生狀況持續惡化。
世界銀行與伊朗民間研究機構綜合評估顯示,截至2025年底,全國約36%到38%的人口處于糧食不安全或基本生活需求無法滿足的狀態,按本地購買力折算,相當于日均可用資源不足2美元。全國8900萬人口中,有超過3000萬人在貧困邊緣掙扎。民眾在街頭抗議,不完全是外部勢力帶節奏。老百姓日子過不下去,人心要是散了,安全系統就會如同風箱。
面對這種境況,不能只靠口號掩蓋,而是要解決問題。伊朗的問題是生產關系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從而衍生出了一系列“內不能安,外不能立”的矛盾。寫到這,可能有些人就會說了,那是因為美西方的封鎖和制裁。有這樣想法的朋友,不妨想一下當年新中國是如何過來的。
當年的新中國,和今天的伊朗一樣,被封鎖、被威脅、一窮二白。但為什么我們走出來了,而伊朗卻越陷越深?答案就在我們始終清醒認識到每個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主動改革生產關系以釋放生產力,讓國家的每一步都踩在人民需要的節拍上。
更重要的是,新中國通過土地改革、掃盲運動和隨后建立的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將億萬分散的農民前所未有地組織起來;三大改造進一步重塑了社會結構,極大凝聚了民心,為新中國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對美西方的全面封鎖與核訛詐,于1964年,我們果斷啟動大三線建設。
大三線建設,歷時16年,國家投入超2000億元,動員近千萬建設者,在中西部13個省區建成近2000個大中型工業項目,構建起涵蓋軍工、機械、能源、交通等領域的戰略工業體系,徹底扭轉了舊中國工業偏居沿海的畸形格局,推動中國從農業國穩步邁向工業自主。
與此同時,“兩彈一星”工程匯聚全國最優秀的科研力量,在戈壁荒漠中攻堅克難,于1964至1970年間相繼實現原子彈、氫彈爆炸和人造衛星發射,一舉打破超級大國的核壟斷與技術封鎖。正是這種始終將國家資源用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道路選擇,使中國在封鎖中崛起。
中國從來沒有把外部壓力當作發展停滯的借口,而是轉化為共和國成長的動力。對于伊朗而言,就算美以圍剿以失敗告終,難道就沒有戰爭傷害嗎?就算短期內的戰爭可以團結社會各階層,可戰爭結束后呢?
總之,伊朗,接下來要走的路還很長。當然,也存在更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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