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這座都城遺址藏著“中國”起源的秘密

二里頭遺址被廣泛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朝晚期的都城。這個距今3800年—3500年的古文明究竟擁有怎樣的王朝氣象？請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在《中國考古大講堂》第五季“探源·尋根”講座中，告訴我們一個禮樂初成、奠基三代的“二里頭王朝”。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 （資料圖片）

『“考古尋夏第一人”』

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地處黃土高原和華北大平原的交界處，屬于廣義的中原地區。廣義的中原地區包括河南、陜西、山西等省，該地區地理位置優越，無論從氣候、地貌還是交通、物產等各方面來說都非常適宜建都。所以，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王朝都在中原地區建都。

二里頭遺址是著名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專門為調查“夏墟”而發現的。徐旭生先生被譽為“考古尋夏第一人”,通過研究，他認為豫西和晉南是最有可能發現“夏墟”的地方。1959年4月，已經71歲高齡的他從北京出發，前往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以及晉南地區一路調查，發現了20余處遺跡，其中最重要的發現就是二里頭遺址。

當年秋天，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就開始對二里頭遺址進行發掘。時至今日，60多年過去了，幾代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數十次考古發掘，總共發掘了6萬多平方米的面積，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1977年，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根據考古成果將二里頭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

河南洛陽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視覺中國供圖）

『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

近年，在二里頭遺址北側約1.3公里的古城村遺址，我們發現了大型的壕溝，還有綿延數公里的夯土墻。更重要的是，這些壕溝和夯土墻不僅與二里頭遺址的主干道路、墻垣、夯土建筑等主體遺存方向一致、時代相同，而且它們對二里頭遺址形成了一個合圍之勢。因此我們推測，它們極有可能是二里頭遺址的外圍壕溝和城墻。果真如此的話，那么原來的二里頭遺址只能算是二里頭都城的中心區，這將大幅擴大二里頭都邑的實際規模。

二里頭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500年，處于龍山文化和二里崗期商文化之間，從歷史屬性上來說，正是處在邦國時代到王國時代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在二里頭文化之前，是龍山文化末期（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800年），屬于前王朝時代；在二里頭文化之后的年代則是商前期。

通過60多年的發掘和研究，我們確定，二里頭文化是在中原地區本地文化發展的基礎上誕生的。中原地區從大約距今10000年開始，其文化發展史譜系非常清晰，是連續發展的。從陶器來看，二里頭文化與龍山文化晚期的陶器有很強的連續性。從農業、手工業的各種遺存來看，二里頭文化與龍山文化也有很強的傳承發展關系。特別是從筑城技術上來看，二里頭遺址大型夯土建筑的布局和結構都繼承了龍山文化的一些因素。

二里頭遺址因處于中原地區優越的地理環境，吸收了來自東南西北各個方向的先進文化因素。比如，來自西北的綿羊、山羊、大麥、小麥，來自南方的肖家屋脊遺址的玉器，來自東方的禮器，來自北方的環首刀、花邊罐，甚至還有來自熱帶海洋地區的海貝等。二里頭文化正是將這些先進文化因素加以整合和創新，創造出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具有王朝氣象的成就，包括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網絡、最早的雙輪車、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室建筑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場和祭祀區、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最早的綠松石器加工作坊等。

由此，二里頭遺址成為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是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遺存。它使中國歷史由多元化的邦國時代進入到一體化的王國時代，奠定了古代“中國”的基礎。

『禮樂文明的創建』

二里頭文化最主要的成就體現在它對禮樂文明的創建上。

禮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神）之間交往行為的規范與準則。禮制則是權力機構頒布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神）、社會集團與社會集團之間交往的規范與準則。禮樂制度是早期華夏文明的核心、特色和精髓內容，禮樂制度的核心是等級制度。禮以“明貴賤、辨等列”，樂以融合、統一、教化，禮樂制度共同來確定上下、尊卑關系，體現貴族的特權和社會成員的等級地位。

具體到二里頭文化來說，從都城選址、布局規劃、宮城宮室建筑、祭祀遺存、墓葬，到青銅、玉、綠松石等禮樂器，再到聚落分布格局，都是構成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是王權國家的重要標志。這一切都表明，二里頭文化已經形成了多樣化、規范化、秩序化的王朝禮制體系。

二里頭王國的禮制成就，首先體現在“擇天下之中”建都的選址制度上。從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何尊中的銘文“宅茲中國”，以及《逸周書》《尚書》《史記》等很多文獻記載中可以得知，周滅商之后要在洛陽盆地建立都城，因為這里是“有夏之居”。夏都所在的洛陽盆地就是天下之中，這種觀念被周代所繼承。所以說，二里頭確立了“擇天下之中”建都的制度。

此外，在二里頭的都城建設中，還體現出“建中立極”的宮廷禮儀。在政治哲學中，“建中立極”指君主通過確立中央權威和最高準則來治理國家。“建中立極”在都城建設中則表現為以宮城為中心，彰顯皇權居中的治國思想。二里頭遺址的中心區域就是宮殿區，宮殿區里分布著大中型的宮殿建筑，而宮殿區之外基本沒有大中型的建筑，只有小型的夯土建筑。也就是說，最高等級的建筑都分布在宮殿區，宮殿區是當時政治、宗教、祭祀和權力的中心。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銅牌飾。 （新華社發）

『多網格式布局的都邑規劃』

我們在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30多個地點進行發掘，總共發掘了9000多平方米，發現了3條東西向和3條南北向的道路以及道路兩邊的圍墻，從而確定二里頭都城被規劃成多個方正、規整的功能區，形成“井”字形的多網格式布局。而且，每個網格區域都有圍墻圍護起來，以道路相間隔。實際上，道路和圍墻應該還有更多，但大多數都被破壞了。

道路的寬度有十幾米，大概相當于我們現在的4條車道，在宮殿區外圍的道路最寬達20米左右。其中，在宮殿區南邊的東西向道路上發現有雙輪車轍的痕跡，證明當時已經有了車。但是僅發現了兩段間距1米寬的雙輪車轍痕跡，說明車的數量非常少。我們推測當時的車應該只有高等級貴族才能乘坐。

在多網格式布局中，最重要的功能區是祭祀區、宮殿區、官營作坊區，這三個功能區都處在“井”字形布局的中路。其中宮殿區處于中心位置，而且宮殿區的面積最大，環繞宮殿區的道路也是最寬的。由此看出，宮殿區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早期的宮殿建筑是多進式院落，是牌坊式的宮殿建筑群。以5號宮殿和3號宮殿為代表，整個夯土臺基上有多排房子，但沒有一個統一的圍墻。到了二里頭文化晚期，宮殿建筑格局發生了變化，變成了四合院式的中軸對稱的宮殿建筑群。以1號宮殿建筑群和2號宮殿建筑群為代表。1號宮殿面積達1萬平方米左右，是目前發現的二里頭最大的宮殿建筑。這些大中型的宮殿建筑是最高等級貴族居住的地方。

在宮殿區、祭祀區和官營作坊區的左右兩側網格中，發現有貴族居住的高等級房子，同時也出土了陪葬青銅器、玉器的高等級墓葬。從目前發現的情況看，貴族的居住和埋葬區只分布在中心區，即宮殿區以及周邊網格。由此可見，都城總體布局呈現出一種向心分布的特征：宮殿區在都城最核心的位置，祭祀區、官營作坊區以及貴族居住、埋葬區都環繞著宮殿區分布。每一個網格可能又屬于不同的家族，他們分區而居，從居住上體現出嚴格的等級。

這種多網格式布局的規劃可以說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史無前例的創造。在二里頭之前的良渚、陶寺、石峁、王城崗、瓦店等遺址中，都沒有這樣嚴謹規整的多網格式布局。這種多網格式布局的分層分區規劃制度，說明當時具有至高無上地位的王權在管理、統治上是等級分明的，已經有了比較發達的統治思想和統治制度。我們認為，這是判斷二里頭已經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的標志。

現藏于中國考古博物館的綠松石龍形器。 （新華社發）

『等級分明的墓葬制度』

到目前為止，二里頭遺址一共發現了400多座墓葬。這些墓葬根據墓壙的大小、隨葬品材質的規格高低和數量多少，明顯形成了等級差別。像青銅器、玉器、綠松石器之類高等級禮器只見于貴族墓葬中，特別是青銅器的有無、數量的多少成為貴族等級身份的核心標志。其中，青銅酒器顯示出突出的地位，表明當時已經形成了比較規范、等級分明的禮制。

二里頭時代的人流行“居葬合一”的習俗，即居住區與墓葬區在同一地點共存。在宮殿區牌坊式宮室建筑的院子里，發現有同一時期的貴族墓葬。其中，在3號宮殿的院子里發現了兩排5座貴族墓葬，著名的綠松石龍就出土于3號宮殿的院子里，是從最靠近中軸線的3號墓里出土的。

綠松石龍被發現時，位于3號墓墓主人的右臂至髖骨處，無疑是墓主人的珍愛之物。它總長度超過70厘米，由2000多片綠松石片拼成，每片綠松石片都經過加工，厚度在2毫米到9毫米之間，排列緊密。我們推測它當時應該是粘嵌在一個有機質的底托上做成的。這條綠松石龍的造型非常精美、形象，栩栩如生，被譽為“華夏第一龍”。結合綠松石龍和新砦遺址出土的其他實物，我們推測，二里頭發現的鑲嵌綠松石銅牌飾上應該也是一種龍的形象。

在這條綠松石龍的龍身中部，有一個飾有凸弦紋的銅鈴，鈴內有玉質鈴舌。到現在為止，在二里頭遺址一共發現了7件銅鈴，每件銅鈴都是與不同大小的綠松石龍一起出現的，而且都出于高級別的貴族墓葬中。出土綠松石龍和銅鈴的墓葬，一般也都出土了銅爵等青銅酒器，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是比較高的。

龍和鈴共同在高等級墓葬中作為隨葬品，這是二里頭遺址中一種重要的隨葬品組合。《詩經》里曾記載，周王祭祀宗廟時，“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龍和鈴共同引導靈魂升天。說明二里頭文化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喪葬禮儀，并且被后世所傳承。

二里頭遺址還發現了石磬、陶塤等樂器，這些樂器是在宮殿區或宮殿區周邊的貴族居住區、墓葬區里發現的，推測應該是高級貴族專用的。這說明，樂器和禮器一起，已經形成了以青銅禮樂器為核心的青銅禮樂制度。

『獨特發達的鑄銅技術』

在宮殿區的南邊有一個專門的官營作坊區，有圍墻圍護，其中有鑄銅作坊、綠松石器制造作坊等。

二里頭先民在學習了來自西北的鑄銅技術后，結合中原地區發達的制陶技術，創造性地發明并應用了多塊陶范鑄造青銅容器的技術，這是中國青銅時代早期最具標志性的技術突破之一。

鑄銅作坊里發現有銅器燒鑄區、制作陶范的陶窯，以及陶范、干鍋、銅渣、鑄銅的工具等各種遺跡和遺物，包括完整的鑄銅產業鏈，說明當時已經有成熟的分工、管理和協作，標志著中國青銅時代技術體系的形成。同時，研究顯示，鑄銅作坊的銅原料極有可能來自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夏縣東下馮遺址等冶銅采礦遺址，這些地方距離二里頭遺址較遠，說明當時的二里頭王國對這些重要戰略資源及產業鏈的直接控制和壟斷。

這里出土的青銅器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青銅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器。最早出現的青銅酒器有青銅爵、青銅斝、青銅盉等，其中盉是最核心的青銅禮器。這些青銅器組合明顯體現出二里頭文化重視酒器的特征，開啟了重酒禮制的先河。

二里頭墓葬中還出土了多種玉質的禮器，數量最多的是柄形玉器，包括玉戈、玉刀、牙璋、玉圭、玉鉞。其中，大型的玉制兵器只見于最高等級的墓葬中，說明當時王權對掌握軍事權力的重視。還有一些貴族墓葬里隨葬有漆器和精美的陶器，說明它們也是重要的禮器。

『一統中原的統治模式』

二里頭王國還呈現出一種強大的核心引領、一統中原的統治模式。

整個二里頭文化分布區根據聚落的規模大小、規格高低，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在這個社會結構中，位于金字塔尖的二里頭王都規格最高，面積最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二里頭都城之下，有次級中心聚落。這些次級中心聚落通常分布在交通要道或重要的戰略資源附近，比如銅、綠松石、鹽、朱砂等礦源附近。這些次級中心聚落的外圍，又有更低一級的聚落拱衛和支撐，形成了一個眾星捧月式的聚落分布格局。這說明二里頭文化時期首次真正意義上實現了中央核心區有一個統一的文明規范的禮制體系，首次開創了一個核心引領、一體化發展、廣域王權國家發展的模式，并且一直影響到后世。

研究證明，二里頭文化確立的“擇天下之中”建都的選址制度，多網格式布局的都城規劃，方正規整的宮城建筑以及多進院式、四合院式的宮殿建筑制度，青銅器鑄造技術、青銅禮器的基本組合和形制，尤其是使用青銅禮器的文化制度，完全被商代所繼承，并且為商文明奠定了主要的和直接的基礎。

二里頭文化的禮制體系具有強大的輻射力，對周邊很多地區同樣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內蒙古赤峰地區的大甸子遺址出土了二里頭文化的陶爵、陶鬶，蘇浙、安徽地區出土了二里頭文化的陶觚、青銅斝，四川三星堆發現了二里頭文化的陶盉以及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銅鈴。

尤其是二里頭文化風格的玉質禮器——牙璋有著非常廣泛的傳播，在湖北、湖南、廣東、福建、香港、四川甚至越南北部都有發現。在這些地區并不見二里頭風格的陶器，說明可能不是隨著人的遷徙傳播的，而是這些地區的先民主動學習、接受了牙璋及其所代表的禮制文化。

總之，二里頭王國通過制度創新、技術突破和文化傳播，推動了中國王朝國家形態的形成，并且為商周文明提供了直接的制度模板和技術基礎。所以說，二里頭是中國禮制文明興起的里程碑，更是中國王朝國家形成、禮制社會構建的關鍵物證。二里頭王國的形成和發展，充分體現了二里頭是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是中華文明禮樂文化的主根、靈魂和奠基者，為后世中國版圖、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原標題：《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這座都城遺址藏著“中國”起源的秘密》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徐蓓

來源：作者：趙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