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在抗戰大后方（下）

旅行在抗戰大后方（下）

文/司馬戡

吃：從廉到貴，隨遇而安

品嘗沿途風味美食，是今天旅行的一大樂趣，滇黔川桂更是以花樣繁多的地方小吃聞名。但在20世紀40年代的西南后方，旅行已然不夠便利，路上如何填飽肚子，還不拉肚子，更成了一件要緊事。

抗戰初期，吃本不是問題，尤其是對有能力長途旅行的官員、學者來說，口袋里的薪水，足夠支撐生活。歷史學家郭廷以回憶，“四川物價低廉，一塊錢可以買八九十個蛋，或可買五斤肉，或可買面粉兩包，一毛錢可買幾斤，招待客人花幾毛錢就夠了”。

到了40年代，物價逐漸上漲。梅貽琦一行在重慶吃一頓烤鴨，就花去70元。蔡廷鍇在石龍吃兩碗粥，花掉7元，還感慨戰前每碗最多兩毫，物價上漲十倍有余。此后，物價暴漲，郭廷以說“伙食也差了，最差時買的米、面粉都不好，面粉里還有長蟲的，很難下咽。當然已不能天天吃蛋了，逢到加餐買了肉，我的大孩子聞聞肉香，舍不得吃下去”。

不過，旅途上價格不重要，關鍵是要有的吃。梅貽琦一行在瀘州，可以吃到雞絲粥、火腿蛋、面包、紅茶的早餐組合；在成都，飽嘗過江豆花、甜咸燒白、麻婆豆腐、豆瓣鰱魚等川味。在路上碰不到好飯館，也能“喝些稀飯，吃點肉面”，或者“購得土酒和糖糕，聊充早點”。但待到汽車拋錨的時候，只能找到村民買米，雖然村里人家“幾間茅屋臟得不堪，滿院子黑泥和豬屎，弄得一塌糊涂”，飯也煮得半生不熟，但好歹有的吃。

比起天府之國四川，“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貴州就更遜一籌。地方餐飲的貧瘠，給過往旅人以極其深刻的印象。學者丁文江抱怨，貴州有一種小飯鋪只有兩種東西可以下飯，一碟鹽巴，一碟干辣椒。

海軍在抗戰時大舉遷入貴州，出差到黔的海軍軍官鄭天杰發現，鹽在當地極為珍貴，市場上都是按兩來賣。餐館里面做飯，廚子在烹調完畢之后，拿著巖鹽塊沾一下，就算是完成調味了。這種烹飪方法，讓留過洋的鄭天杰大開眼界。這樣做出來的菜，當然不好吃。

防空部隊軍官趙炳坤負責督建各地構筑空襲警報網，經常帶著夫人陳媚泉奔波在后方各省，他們索性自帶炊具：一個炒菜的小銅鍋、一個煮飯的鋁鍋、兩個搪瓷碗、兩雙竹筷、兩支湯匙，全部捆在行李中，打開就可以煮飯。供應稀缺、物價升騰，趙炳坤身為陸軍少將，對吃這件事，也只能自己動手。

伴隨著艱難的行、痛苦的住和勉強的吃，萬千旅人在后方穿梭行走，“方便多了”與“還是難走”的感慨，想必也是不絕于耳。但正是這些在日本侵略的壓力下堅持著得工作和日常，支撐著中國人迎來了最后得勝利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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