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埋不了”到“挖出來”：一座垃圾山背后的城市治理邏輯之變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李金萍深圳報道

近日，記者發現，在深圳羅湖，紅崗路與清水河路交匯處北側，一座高大的垃圾山，在2026年的春天已徹底從地圖上抹平。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被巨大防塵網覆蓋的平整土地，以及緊鄰其側的、日夜轟鳴的垃圾篩分車間。

這里曾是玉龍垃圾填埋場，一座服務深圳近20年、封場又20年的“歷史包袱”。如今，它正在經歷一場全國體量最大、全量開挖的垃圾搬遷治理工程。這不僅是一場環境修復手術，更像一個隱喻，當一座超大城市的發展觸角深入每一寸土地，它與自身代謝廢物的關系，正發生根本性的逆轉。

驅動這一逆轉的是兩股力量，一邊是垃圾焚燒技術的全面成熟與產能過剩，為“挖出陳年垃圾”提供了技術兜底和消納空間；另一邊是城市核心區土地價值的重估與“無廢城市”的建設雄心，倒逼治理模式從“埋住它”轉向“請走它”。

從“填埋”到“焚燒”：一場被技術革命顛覆的處置史

要理解玉龍工程的意義，需先將目光拉回幾十年前。

1983年，當玉龍填埋場在深圳二線關外的荒坡上啟用時，填埋幾乎是所有城市處理垃圾的唯一選擇。據21世紀經濟報道此前統計，2002年，全國651座無害化垃圾處理廠中，填埋場多達528座。彼時，深圳等新興城市在快速擴張中，只能將垃圾就近堆放到城市邊緣的溝谷里，期待時間與土地將其封存。

然而，封存并非終結。垃圾填埋場不僅占用大量土地、易產生滲濾液和甲烷等二次污染，隨著城市擴張，它們又逐漸被高樓大廈包圍，從“邊緣”重回“中心”。玉龍填埋場距離正在建設的羅湖北高鐵站僅1公里，周邊早已是人流密集的城區。這種空間上的“相遇”，讓昔日的權宜之計成了今日的燃眉之急。

真正讓徹底治理成為可能的，是另一條技術路線的悄然崛起。過去十年，我國垃圾焚燒發電技術實現了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據中華環保聯合會統計，截至2025年5月，中國企業參與的海外垃圾焚燒項目已達79座。在國內，機械爐排爐等核心技術全面國產化，能夠適應中國垃圾高水分、低熱值的特點，并在850℃以上高溫確保二噁英等污染物被有效控制。

技術的成熟帶來了處理結構的巨變。截至2023年末，焚燒已占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總量的75.3%，城市垃圾填埋場數量則從高峰期的500余座下降至366座。困擾城市數十年的“垃圾圍城”，正被“變廢為寶”的焚燒發電廠所化解。

更富戲劇性的轉折發生在近幾年。隨著焚燒產能的飛速擴張，一個全新的現象出現了——“垃圾不夠燒”。

據生態環境部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自動監測數據平臺顯示，國內焚燒廠的分布已密密麻麻。但E20研究院的監測發現，近兩年國內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平均產能利用率僅為60%左右，部分地區的新建項目甚至面臨“吃不飽”的窘境。行業頭部公司如瀚藍環境，其2025年上半年產能利用率高達115%，這背后是通過摻燒一般工業固廢、污泥等方式彌補“口糧”不足。

這一看似與填埋場無關的“甜蜜煩惱”，卻為玉龍這樣的超級修復工程提供了關鍵一環。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玉龍現場看到，挖出的陳年垃圾被迅速送入篩分車間，經過精細分類后，腐殖土、磚石等被回收利用，而那些無法直接利用的輕質物，則被送到生活垃圾焚燒廠進行焚燒發電。

“正是因為有充足的焚燒產能作為‘消化池’，我們才敢對這座封場20年的垃圾山進行全量開挖。”一位現場工程人員道出了背后的邏輯。如果沒有遍布周邊的焚燒廠，這些挖出的陳腐垃圾將無處可去，治理便無從談起。從某種意義上看，正是當年為解決“垃圾圍城”而超前布局的焚燒產能，如今為城市“還清歷史舊賬”鋪平了道路。

當技術掃清了障礙，城市發展的迫切需求便成為臨門一腳。

玉龍項目并非孤例。廣州興豐應急填埋場、海口顏春嶺垃圾填埋場均已啟動類似的搬遷治理。但深圳玉龍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將環境修復與土地開發深度綁定，目標是打造國內首個中心城區“環境治理+開發建設”的發展樣本。

按照規劃，玉龍修復工程總投資21.7億元，預計2026年底全面竣工，將釋放約30萬平方米產業用地。這片土地將被納入清水河總部新城規劃，重點發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數字經濟等前沿領域。深圳能源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中建五局、中蘭環保組成的聯合體，正以15.38億元的合同額，用894天時間，完成這場從“垃圾山”到“數字新城”的蛻變。

這種模式背后，是一套全新的治理邏輯。正如浙江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院長張蔚文在接受央視采訪時所言：“玉龍工程的核心突破在于，它徹底革新了環境治理的邏輯——從傳統的原地封蓋與長期監控，轉向從物理根源上實現污染的清零。”

更具先行意義的是，深圳在2024年6月接連發布了《已封場生活垃圾填埋場維護規范》和《生活垃圾填埋場搬遷技術規范》兩項地方標準。這意味著，玉龍項目的每一個步驟——從垃圾開挖、篩分、運輸到污染控制——都將有據可依，其經驗有望為深圳乃至全國其余300多座亟待修復的填埋場提供一份“操作說明書”。

站在玉龍填埋場的高處向四周眺望，可以看到正在崛起的羅湖北高鐵站站房，可以看到清水河片區的更新工地，也能看到不遠處仍在運行的垃圾焚燒廠的煙囪。

從“埋不了”（土地緊張無處填埋），到“挖出來”（技術與產能具備條件），再到“用起來”（土地釋放融入規劃），玉龍填埋場的變遷，映照出一座超大城市在與自身代謝廢物的漫長博弈中，治理邏輯的深刻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