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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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近日刊發深度評論，聚焦一段長期被公眾淡忘卻至關重要的歷史真相。
烽火連天的動蕩年代，我國數以百萬計的文化瑰寶被迫離鄉背井，其中確切統計達360萬件珍品，在武力脅迫下被系統性運出境外，至今仍靜默陳列于異國各大機構與私人藏所之中。
這些鐫刻著五千年文明基因的國之重器，每一件都凝結著祖先的智慧、時代的印記與民族的精神圖譜。歲月流轉，我們有充分理由、更有正當權利，以莊重而堅定的姿態，提出合情合理、合法合規的返還主張。
這批漂泊海外的中華至寶，究竟何時才能踏上歸程？
回歸有道義更有依據
推動文物回流，絕非僅憑一腔文化鄉愁的情緒表達，其根基深植于國際公認的法律準則與全人類共守的文明良知之中。
或有人言，文物歸屬牽涉歷史成因，脈絡盤根錯節，但錯綜復雜不等于正義模糊，更不能成為延續非法占有的借口。
國際社會普遍遵循的公約精神清晰昭示：二戰后逐步確立的文物返還機制，根本原則始終是“歸屬原屬國”。
從1954年《關于發生武裝沖突時保護文化財產的海牙公約》及其后續議定書，到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再到1995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無一例外將戰爭劫掠列為嚴重違反國際秩序的行為，并為各國依法追索流失文物構建了堅實路徑。
盡管日本對部分公約簽署及批準時間較晚，存在適用時效性的技術討論空間，但這絕不構成其拒絕履行道德義務與歷史責任的正當理由。
條文或許冷峻，但其所承載的人類文明共識——尊重他國文化遺產不可侵犯性、譴責一切形式的文化掠奪——熾熱而恒久，超越國界亦不容妥協。
戰后形成的國際治理體系，同樣為文物追索提供了堅實的制度支撐。
《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文件明確要求：日本必須歸還侵占自中國的全部領土，并返還所有掠奪所得財物。
文物作為國家文化主權最核心、最具象征意義的組成部分，自然涵蓋于“一切掠奪財物”的法定范疇之內。
尤為值得強調的是，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宣布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請求。
此舉彰顯了中華民族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寬廣胸襟與和平誠意，但必須厘清：放棄賠款不等于放棄文物追索權。
戰爭賠償是對國家物質損失的補償機制，而文物承載的是不可再生的歷史記憶與文明連續性，二者在法律屬性、價值維度與權利基礎層面截然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若將中方展現的善意曲解為對文化劫掠行為的默認甚至認可，既是對歷史事實的嚴重歪曲，更是對兩國關系政治基礎的無形侵蝕。
數字背后，是流血的文明傷痕
360萬——這一看似抽象的統計數字，實則對應著三百六十萬個鮮活的生命敘事、三百六十萬個承載時代密碼的文明切片。它們的集體遠行，是中國文化肌理上一道道尚未愈合的深層創口。
其中最具標志性意義的，當屬目前仍被日本皇室列為“御物”的“唐鴻臚井碑”。
此碑并非普通石刻遺存，而是唐朝中央政權冊封渤海國首領的原始憑證，是確證東北邊疆隸屬大唐版圖的關鍵實物證據，其史料分量與法理效力舉世公認。
1908年，日本駐旅順軍方人員強行拆卸該碑，將其作為軍事戰利品呈獻天皇。
此舉早已超出一般意義上的文物竊取范疇，實為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體系的一次蓄意切割與篡改。
迎回鴻臚井碑，不只是讓一塊石頭重返故土，更是修復被人為扭曲的歷史經緯，捍衛文明敘述的完整性與正當性。
再觀東京國立博物館，該館被公認為海外收藏中國文物數量最多、等級最高的機構之一。
館藏如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馬遠《寒江獨釣圖》等杰作，皆為中國繪畫史上承前啟后的巔峰典范，藝術價值與歷史地位無可替代。
另如大倉集古館，其創建者曾親口承認，館內絕大多數藏品系其在華經商期間“多方征集”所得。
尤令人扼腕的是，河北磁縣趙寨村南北朝時期兩座王侯級陵墓的整套石門構件及精美線刻，竟遭整體盜鑿、暴力剝離，千里迢迢運抵東瀛。此類毀滅性劫掠，不僅是對文物本體的摧殘，更是對先人安息之所的徹底踐踏。
更具隱蔽性與欺騙性的掠奪，則披著“學術考察”與“商業流通”的外衣悄然進行。
臭名昭著的“山中商會”，于二十世紀初借中國政局崩解、社會失序之機，以極低價收購、賄賂地方官吏、勾結盜墓團伙等方式，大規模轉運頂級文物赴日赴美，恭王府舊藏即為其重點獵取目標之一。
這種以市場邏輯為掩護、以資本力量為工具、以文化弱勢為突破口的系統性攫取，其危害程度與倫理性質，與戰場上的槍炮強征并無本質區別。
這些文物的流出，從未建立在平等協商、自愿交易或合法授權的基礎之上，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乘亂而起、趁危而取的文明掠奪。
回歸之路，非關復仇而是文化“尋根”
當下我們持續呼吁文物回歸，并非意在翻舊賬、續舊恨，更非鼓動民族對立情緒。
我們真正追尋的，是一場橫跨百年的文明溯源之旅，一次對文化血脈的深情確認。
唯有回歸母體文化語境，文物才能真正“活”起來——它不再只是玻璃柜中的靜態展品，而是能與典籍互證、與遺址呼應、與當代人心靈共振的歷史生命體。
一件商周青銅尊，在異國展廳里或許僅被視為東方工藝的精致樣本；可一旦重返中原大地，它便立刻與殷墟甲骨卜辭、與《尚書》記載、與三代禮樂制度形成完整閉環，成為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這一終極命題的無聲證人。
值得欣喜的是，在這條布滿荊棘的歸途上，中日兩國民間已涌現出越來越多理性而溫暖的力量。
高校學者開展跨境合作研究、地方文保組織發起聯署倡議、旅日華人捐贈關鍵線索、日本友好人士主動提供檔案支持……涓滴之力正在匯聚成推動文物回家的堅實暖流。
360萬件國寶的歸家征程，注定不會一蹴而就，亦難有速成捷徑。
然而這不僅是外交部門與專業機構的使命，更關乎每一位珍視中華文化根系綿延的普通人。
你每一次認真閱讀、每一次理性轉發、每一次在評論區留下有據可依的觀點，都在為這場跨越時空的文化重聚注入真實可見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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