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三月好風光，世間再無趙履珠

蒼山垂淚，洱海嗚咽。2026年3月18日18時38分，那個讓《蝴蝶泉邊》傳唱了半個多世紀的聲音，永遠地靜默了。白族女高音歌唱家趙履珠老師在昆明逝世，享年88歲。

“大理三月好風光哎，蝴蝶泉邊好梳妝……”這旋律，刻進了幾代人的記憶里。1959年，22歲的趙履珠從大理喜洲古鎮走出來，被作曲家雷振邦選中，為電影《五朵金花》配唱。誰曾想，這一唱，就是一輩子；這一唱，讓大理的風光、白族的音樂，傳遍了全國，走向了世界。

趙老師是幸運的。她的歌聲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賞識。1960年，她隨總理出訪緬甸；1961年，總理點名調她到北京東方歌舞團；1962年，又送她到中央音樂學院深造。總理囑咐她：“要永遠為各族人民歌唱。”這句話，她記了一輩子。

但趙老師更是清醒的。1965年，她謝絕了東方歌舞團的再三挽留，毅然回到云南，扎根故土。她說：“我是白族人民的女兒，是白族的民族民間音樂滋養了我。” 她知道，她的根在蒼山洱海之間，她的歌要從這片土地里長出來。

于是，我們聽到了《蝴蝶泉邊》里白族少女的羞澀與嫵媚，聽到了《洱海情歌》里漁舟唱晚的悠然，聽到了《繡圍裙》里日常生活的溫馨。她的嗓音，清亮如泉，又帶著山野的芬芳；既保持了白族民歌的原汁原味，又融入了科學的發聲技巧。她與黃虹、杜麗華并稱“云南歌壇三張文化品牌”，成為云南本土第一位少數民族專業歌唱家。

電影《五朵金花》在45個國家放映，趙履珠的歌聲也隨之飄洋過海。但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這首歌，成為了解白族和云南的一個窗口。幾十年來，再也沒有一部電影能像《五朵金花》那樣，真正由云南人演繹云南故事，將云南的山水、人情、文化如此完美地融為一體。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電影里那位笑靨如花的“副社長金花”——楊麗坤。1959年，17歲的楊麗坤被導演王家乙從云南省歌舞團的窗臺上“撿”到，從此，一個純真質樸的彝族少女，成了億萬觀眾心中的“金花”。1960年，她憑借此片在埃及第二屆亞非電影節榮獲最佳女主角銀鷹獎，埃及總統納賽爾點名邀請她領獎。1964年，她又主演了《阿詩瑪》，將那個美麗堅貞的彝族傳說人物演繹得深入人心。

可命運，對這位“人間絕色”卻格外殘酷。正是這兩部讓她名揚天下的電影，在隨后的“文革”中，成了她的“罪證”。她被扣上“宣揚資產階級戀愛觀”的帽子，被列為重點批斗對象。白天接受“思想教育”，夜晚被關進地下室折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摧殘，讓這個曾經眼神清亮的姑娘，精神徹底崩潰，患上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癥。那一年，她才28歲。

此后的歲月，楊麗坤輾轉于昆明、湖南郴州的精神病院。藥物讓她身形臃腫，面容憔悴，與銀幕上那個靈動的“阿詩瑪”判若兩人。直到1973年，她遇到了不嫌棄她病容、愛她靈魂的上海青年唐鳳樓，才在婚姻和家庭中尋得一絲溫暖。

1978年平反后，她調往上海電影制片廠，卻再也沒有回到令她心碎的云南故鄉。2000年7月21日，飽受病痛折磨的楊麗坤在上海逝世，年僅58歲。她的骨灰，一半留在了上海，一半終于回到了昆明金寶山。

一個用歌聲塑造了云南的靈魂，一個用影像定義了云南的美麗。趙履珠和楊麗坤，兩位從云南走出的藝術家，因為一部《五朵金花》而命運交織。然而，在同一個時代洪流中，她們的境遇卻天差地別。趙履珠老師得以在總理的關懷下深造，在退休后還能傳道授業，安享晚年。

楊麗坤，卻在最美的年華被風暴吞噬，半生困于病榻。這何嘗不是那個特殊年代留下的、最令人心碎的注腳？或許，也正因那個年代對純粹藝術與人性之美的極端壓抑，才讓她們合作創造的《五朵金花》與《蝴蝶泉邊》，那份未經雕琢的、來自土地的生命力，顯得如此珍貴，成為了穿越時代的永恒經典。

相比楊麗坤的顛沛與苦難，趙履珠老師無疑是幸運的。她躲過了最猛烈的風暴，得以將全部的生命熱情，都傾注在她所熱愛的民族音樂里。人生總是充滿遺憾。如今，兩位用藝術點亮了一個時代的女性，終于可以在天堂相聚。那里沒有病痛，沒有迫害，只有永不落幕的“三月好風光”，和蝴蝶泉邊永不消散的歌聲。

趙老師走了，但她的藝術生命隨著那些經典的旋律獲得了永恒。當我們在春天里聽到“大理三月好風光”，當我們在蝴蝶泉邊想起“蝴蝶飛來采花蜜”，我們知道，那朵來自蒼山洱海的“金花”，從未遠去。

希望云南的聲樂教育越來越好，希望云南的文藝發展越來越好。希望有更多的“趙履珠”和“楊麗坤”能從這片土地上生長出來，用最真摯的歌聲與影像，繼續唱出、演出云南最美的故事，而她們的命運，能永遠沐浴在陽光之下。

趙老師，楊老師，你們慢慢飛。蝴蝶泉邊，永遠有春天在等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