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學生為中心”，沒那么簡單

編者說

當“以學生為中心”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流話語，一個被忽略的問題浮出水面：我們是否真的問過學生——他們愿意成為那個“中心”嗎？從課堂沉默到印度留學生的文化適應，從美國SC改革的步履維艱到中國課堂的“不敢胡說八道”，本文試圖跳出理念之爭，回到教育的起點：學生究竟需要什么樣的學習體驗？

《追蹤學生成長：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監測的探索與實踐》一書，聚焦學生發展這一核心命題，從實證研究的角度回應了上述問題。我們對書中相關內容進行了節選，小標題為編輯自擬。

01

“中心”是他們的，學術愿意承受嗎？

“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簡稱SC）作為一種教育理念，近年來逐漸為高教界所接受。大學普及化帶來的多元學生群體及其多樣化的學習目標，催生個性化的教學需求，而IT技術的進步讓“翻轉課堂”成為可能，為這種理念的推廣提供了技術基礎。

然而，2022年新加坡兩位教授（Nina Powell & Rebekah Wanic）的文章《“以學生為中心教育”是一種不友善哲學》1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他們認為，將學生滿意度置于教育目標之上，雖屬善意之舉，卻讓學生無法從大學獲得他們本該得到的豐富的學習體驗。而反駁的聲音更是全方位無死角——從歷史到現實、從理念到技術、從社會學到心理學，全面論證“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學意義。

細讀爭論的理據，我發現一個共同點，即雙方都從教育者的角度對命題進行褒貶。的確，教師或學生，誰為中心都有其利弊得失，因此結論只能是，都對也都不全對。本來嘛，教學教學，有教有學。我們的祖先奉行以教（師）為中心，謂之“傳道、授業、解惑”，而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美國學界推動進步教育，開始將關注點轉移至學（生）一邊。以我心思之，兩者并無優劣之分，也無選邊站之必要。

奇怪的是，兩種觀點爭得不可開交，卻少有人去問一下身居“中心”的學生們有何感受。他們能夠承受“中心”之重嗎？他們享受“中心”的待遇嗎？假如有選擇，他們愿做“中心”，還是寧可讓老師當“中心”，帶著他們走？或者，是否還有一種可能：由于各國文化與教育傳統不同，這個命題本無普世意義，誰為中心，需要“看菜吃飯”？作為中美兩種教育制度的受益（害？）者，又陪伴孩子在美制下從幼兒園走到大學畢業，我自以為對中美兩國課堂里誰為中心的問題有所了解，也有點發言權。與專家觀點不同，我的普羅大眾視角可能難免有偏頗之處。

假如我們把SC設想為中美大學之間的一場友誼比賽，而學生發展成長及其學習效果是這場比賽的終點，那么在我看來，參賽的“運動員們”就從未站在過同一條起跑線上。換言之，美國運動員早在小學階段就開始“偷跑”了。以美國小、中、大學生家長和自己研究生的雙重身份，我眼中的美國課堂從來就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孩子們根本沒有排排坐專心聽講的習慣，而大學的課堂里更是充滿著師生間的互動。我自己在大學教課之初還曾因為“滿堂灌”的教學飽受學生詬病。

但是，SC鼓吹者們認為，課堂互動不等于SC。按照SC的理念，教學不再是教師照本宣科的單向旅程，但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課堂互動、啟發式教學那么簡單。真正的SC設計必須以學生發展為目的，而其效果應是可以測量的。以此觀之，美國的大學課堂，雖然在中國“運動員”眼中已經很“中心”了，但與SC的要求還相距甚遠。因此，美中課堂都需要SC，但他們各自需要的SC完全不同。對于美國大學來說，如果SC對于教師教學的要求如此之高，而教師的升職、漲薪、聲譽卻并不取決于教學而在于其研究，那誰會真正努力去實現SC呢？難怪美國業界批評道，他們的SC改革雖已經年，其過程仍然步履維艱，結果乏善可陳2。

02

印度留學生的成功，藏著“隱藏前提”

看來在這場比賽中，美國“運動員”雖然偷跑在先，但在比賽過程中暴露出取勝意愿不強、體力嚴重透支等問題。盡管如此，中國“運動員”卻從未因此占到任何便宜，原因何在呢？

近年來網上有很多關于留美的印度學生日后事業上為什么比中國留學生更加成功的討論。由于工作關系我在過去十年里頻頻訪問印度，特別是那里的頂尖中學。這些訪問為解答上述問題提供了完美的答案：由于歷史原因，今天印度貴族中學的教育根本就是西式的，而學生參與課堂互動早就是這種教育的組成部分。因此，留美的印度學生在文化上融入美國課堂完全沒有障礙，加上他們多出的那份勤奮，其日后的成功與美國同學相比，也更加顯眼。反觀中國留學生，假如他們在國內的課堂里從來就沒有成為過“中心”，怎么能指望他們在美國的課堂里產生任何“當家作主”的感覺呢？從文化上看，師道尊嚴既是我們民族的傳統，也是阻礙學生在大學課堂里成為“中心”的原因之一。

同是接受美國大學教育，印度留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足以展示SC教學的學習效果。這個現象提醒我們，機遇只垂青有準備的頭腦，SC成功與否，與學生是否主動配合關系極大，絕非教師一廂情愿能夠成就。

這也順帶解釋了為什么SC在小型文理學院和名牌研究型大學（如耶魯、哥倫比亞等）更為成功。不同類型的學校在科研與教學之間所設置的激勵機制雖然會影響SC的實行，但學生的素質及其學習主動性也許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此類精英大學學生在美國大學生中所占比例應當不超過百分之五，因此要在高教大眾化的今天推行SC改革，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由此可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對于中美兩國的大學來說，原理相同但意義卻截然不同：如果SC能為美國大學錦上添花，那么對中國大學則是雪中送炭。

03

不敢“亂說”的課堂，能有中心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泛濫的時代，今天的大學生從手機上能夠獲取的信息量也許已經超過他們父輩皓首窮經念完博士之所得。“傳道、授業、解惑”，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模式曾經是傳授知識的有效途徑。但是，當教師講課不再是信息傳輸的唯一渠道，學生的成長與發展便成了教學活動的中心，而大學能否展示令人信服的學生學習效果，則成為大學利益相關者們關注的焦點。

那么，中國大學是否可能利用新的教育技術，通過SC的方法，在人才培養上實現彎道超車呢？其實，這個問題本身包含一個悖論。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你首先必須承認我們大學的產品——畢業生不如他人，但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似乎并不支持這樣的判斷。另一方面，從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來看，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又的確存在諸多短板。因此在中國的大學推行SC，與美國人心目中的SC改革還是有所不同的。美國人需要通過SC改革來解決普通高校里學生學習意愿不高、動力不足等問題，而在中國大學推行SC改革，除了教育技術方面，還有一個文化傳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并非由大學單打獨斗能夠完成，學習上的參與是一種習慣，需要從小養成。

我在美國上學或教書，幾乎每個課堂上都會有那么一些學生，老師提問話音未落，他們的手就舉起來了。開始我以為這些學生當真反應靈敏，時間久了才發現，他們舉手時根本沒有想好答案，而是為了爭取說話的機會。事實上，當老師點到時，他們基本上是站起來現編，經常胡說八道。這樣的學生在中國課堂上是會受到嘲笑以至譴責的。但作為老師，我發現，沒有這樣的學生就沒有生動活潑的課堂討論。佐證之一，當今很多講座都會留一些問答時間，而打破最初的冷場幾乎是問答能否進行的關鍵所在。為此，在國內做講座，我不得不事先設“托”，個中緣由，值得深思。

本來就是學習，為什么不能胡說八道呢？也許，我們的學生都認為，老師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有對應的“正確”答案，而這個答案掌握在老師手里。因此，課堂討論的目的就是要將那個“正確”的答案找到，或者通過大家集思廣益，無限接近“正確”。作如是想，誰還敢胡說八道呢？與其被其他同學笑話，不如等別人出丑，或是等老師給出答案吧！SC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細究“以學生為中心”之命題，我的看法是，我們的學生尚未能夠承受“中心”之重，更不享有“中心”的待遇。他們并不愿意讓老師當“中心”帶著走，但為了不影響老師對他們的評價，特別是學期的成績，他們寧可不要當什么“中心”！而沒有“中心”的參與，何來SC？

諸位看官若是同意這個看法的話，那么這才是在中國研究“以學生為中心”問題的起點。新加坡教授的觀點、美國的實踐、印度的成功，都可以作為參考，但不是理所當然的結論。

參考文獻：

[1]Powell, N., Wanic, R.(2022). Student-centred Education: A Philosophy Most Unkind. Times Higher Education, Iss. 2507.

[2]趙炬明．以學生為中心課程改革骨干培訓學習資料匯編 [G]．華中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2017：218.

麥可思研究院：專注于高等教育的研究機構。自成立以來連續17年撰寫出版“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自2023年開始發布年度“中國—世界高等教育趨勢報告”。

聲明：麥可思研究原創內容全面開放非盈利目的的轉載授權，轉載請留言或添加編輯微信獲得長期白名單授權（電話或微信搜索18602824882）。轉載要求——

1.文首注明“轉載于麥可思研究”。

2.轉載請在文章發布的24小時后進行。

關注“麥研文選”,獲取更多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