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一個話題突然沖上熱搜——“香港演員幾乎全軍覆沒,無戲可拍”。
這話說得有點狠,但你要是看看數據,就知道它不是在聳人聽聞。
2024年,香港電影總票房只有12.68億港元,比前一年掉了10.37%,創下近13年來的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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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開機的電影不到10部。對比巔峰時期的香港電影,一年能出300部片子,現在連零頭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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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不是最扎心的。
就在前幾天,第30屆香港國際影視展在香港開幕,來了790多家展商,規模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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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要是仔細看看展會的焦點,會發現一個特別魔幻的現象——大家都在聊AI、聊短劇、聊怎么用新技術“救市”。
一個曾經靠創意和人才打天下的地方,現在得靠算法和代碼續命,這事兒擱誰身上不唏噓?
那個陪伴了無數人青春的“東方好萊塢”,到底輸在了哪里?
那些年我們追過的港星,如今都去哪兒了?
你肯定還記得那些熟悉的面孔。
陳思齊,這個名字你可能對不上號,但要說起《學警出更》《公主嫁到》里那個機靈的小丫頭,你肯定有印象。
現在的她在干嘛?擺攤賣雞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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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震軒,《使徒行者》里那個帥氣的臥底,現在開著網約車補貼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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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唏噓的是黃鳳瓊。她可是拿過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提名的,現在轉行做起了月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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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曾經被提名金像獎的人,現在幫別人帶孩子——這不是什么勵志故事,這是香港影視圈的真實寫照。
就連那些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也不好過。
古天樂、劉青云,這些名字你閉著眼睛都能念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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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在為了爭取一個拍攝機會,主動帶頭降薪。
古天樂說過一句特別心酸的話:“減片酬也未必有戲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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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龍大哥、周潤發,這些年作品數量少得可憐,偶爾露個面也就是客串一下。曾經的票房保證,現在連保證的機會都沒有了。
你可能會說,這不就是自然淘汰嗎?演員老了,市場不要了,很正常。
但問題是,新人呢?新人去哪兒了?
人才斷層的真相:不是沒人,是留不住人
咱們來看一組數據。香港演藝學院電影相關專業的畢業生,轉行率高達65%。
這意味著什么?一百個學電影的年輕人,有六十五個最后不干這行了。
他們去哪兒了?賣保險、送外賣、做銷售,就是不做電影。
這事兒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一個行業的未來,全靠年輕人撐著。
現在年輕人都不愿意入行,或者入行了也留不住,這個行業還能撐多久?
2019年有個叫栢天男的年輕人,憑《L風暴》提名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
他被媒體封為“翻版金城武”,長得帥,戲路也寬,在《毒舌大狀》里演反派,演得特別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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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自己說了一段特別實在的話:“這行是很難生存,很多人做了很久,觀眾都未必認得你。別人說你靚仔,給你這個稱號,但你真的有演技嗎?你真的做到嗎?”
連一個正在上升期的演員,心里都是沒底的。這種不確定性,才是最可怕的。
甄子丹今年3月在全國兩會上說了句話,我覺得特別有道理。他說:“電影經濟與全球經濟變化息息相關,存在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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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白了,經濟不行了,投資就少了;投資少了,戲就少了;戲少了,演員就沒活干;演員沒活干,就轉行;轉行了,人才就斷層了。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而且很難打破。
“七日鮮”和套路化:我們是怎么把自己玩死的?
你知道“七日鮮”這個詞是怎么來的嗎?
1960年代的香港粵語戲曲片,拍攝速度驚人,七天就能拍完一部。
到了1990年代,這個紀錄差點被追平——吳鎮宇導演的《9413》,只用了10天;他主演的《古惑女》,也只用了12天。
為什么會這么快?為了趕檔期。院線需要大量的片子填充各個檔期,尤其是春節檔,必須要巨星坐鎮,必須要快。
這種“快”字當頭的心態,在當年可能還能撐住市場。
但現在呢?觀眾不是傻子,你拿粗制濫造的東西糊弄人,人家就真的不看了。
還有一個問題更致命——題材越來越窄。
咱們現在能想到的港片,無非就是警匪、緝毒、臥底,再加上金庸武俠翻拍。
翻來覆去就這幾樣,劇情雷同到你能猜出下一句臺詞是什么。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有一篇分析文章,講的是2004年前后的香港電影。
里面提到一個現象,叫“回家”——創作人不再冒險創新,而是借經典去勾起觀眾的共同回憶。
就是說,你拍的片子,不是在講故事,而是在搞“回憶殺”。
《鬼馬狂想曲》借許氏兄弟的梗,《見習黑玫瑰》致敬《92黑玫瑰對黑玫瑰》——看起來是在致敬,實際上是因為創作沒招了,只能靠情懷撐場面。
這招在十年前還能用,現在呢?觀眾的審美早就不一樣了。
問問現在的年輕人,誰還看《半斤八兩》?誰還記得《最佳拍檔》?你把老梗翻出來再炒一遍,人家只會覺得你老了,跟不上時代了。
CEPA的虛火和進退失據的尷尬
2003年,CEPA協議簽訂,香港電影和內地合拍片從當年的26部一路漲到2016年的4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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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看起來是個好事,對吧?市場變大了,錢變多了,香港電影人有了更大的舞臺。
但現實沒這么簡單。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一篇文章里提到一個觀點,特別犀利:“當我們以為電影要以內地市場為首要考慮對象,其次才是香港觀眾時,業界的無力捕捉內地的市場口味,連香港身份也喪失,成了進退失據的典型處境。”
這話說到了根子上。合拍片確實讓香港電影活下來了,但也讓香港電影“變味”了。
你既要討好內地的審查標準,又要迎合內地的市場口味,結果就是兩頭不討好——內地觀眾覺得你太港味,香港觀眾覺得你太主旋律,最后誰都不買賬。
這種進退失據,其實比沒戲拍更可怕。因為你連自己是誰都不清楚了。
2026年的冬天,還能過去嗎?
今年的春節檔,數據特別難看。
總票房57.52億,比去年跌了39.5%;觀影人次1.2億,跌了35.8%;票價也降了,降到近年最低。
這組數據告訴我們一件事:觀眾是真的不進場了。
為什么?因為你沒有值得看的東西。翻來覆去就那幾樣,看多了誰不膩?
國信證券前兩天發了個研報,說得很直白:“目前2026年片單中缺乏頭部IP影片和特效大片,短期內供給端承壓。”
意思是,今年你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大片了。
沒錢拍,沒信心拍,拍出來也未必有人看。
但也不全是壞消息。
第30屆香港國際影視展,AI專區的規模比去年大了不少,阿里巴巴云、可靈、MiniMax這些科技公司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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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AI學院”,搞了十幾場工作坊,教創作者怎么用AI生成文本、音頻、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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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想起一個事,2023年,香港電影修復計劃完成了42部經典影片的4K化,用AI技術優化畫質和動作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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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I不僅能修舊片,還能幫人拍新片,是不是有點希望了?
當然,技術是工具,不是靈丹妙藥。真正的問題不在技術,而在人——在創作的人,在看的人,在愿意為電影買單的人。
那個“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時代,真的回不去了嗎?
2014年,許鞍華拍了《黃金時代》。片子里有一句臺詞,是湯唯演的蕭紅說的:“想怎么活,就怎么活!這是無所畏懼的時代,一切都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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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鞍華后來接受采訪的時候說,蕭紅在困頓中提出的“黃金時代”讓她特別感動。
“在最痛苦的時刻,居然能夠看出自己在黃金時代,能夠看出自己當時很幸福,看出時代的好,這是一個藝術家的洞見力。”
我覺得,香港電影現在也處在一個“最痛苦的時刻”。
票房掉到13年最低,開機數量個位數,演員轉行干別的,年輕人不想入行……怎么看都是一個死局。
但你要問我,香港電影是不是真的完了?我覺得未必。
因為香港電影有一個東西,是別的地方很難替代的——那種“活著”的勁兒。
看看栢天男,從澳洲來香港,睡朋友家的沙發,二十塊錢活一天,畫作賣不出去就去演戲,演戲沒戲拍就去學演技。他說自己“未開竅”,但他在堅持。
再看看文頌嫻,息影二十年,今年復出拍《正義女神》,狀態凍齡,演技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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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當年放棄事業選擇家庭,現在孩子大了,又回來了。觀眾不僅沒忘了她,還把她送上了熱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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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不就是香港電影的靈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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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子丹說,希望有新的政策引導業界尋找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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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天男說,蘇志威告訴他,“be grateful”——珍惜這一刻,不用想那么多,只要有工作,就很感恩。
也許,香港電影輸掉的不是能力,而是那個“無所畏懼”的心態。
當創作人不再怕輸,當投資人不再怕賠,當觀眾不再怕失望,那個“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黃金時代,也許真的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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