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與歐盟成員國的情報機構在信息交換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保持著緊密的國際合作。盡管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大西洋兩岸政治關系緊張,但這些合作至今仍在延續。針對格陵蘭島的屢次吞并威脅、引發爭議的外交辭令,以及更為廣泛的、美國政府對歐洲表現出的公開敵視態度,都表明跨大西洋盟友之間正處于一種前所未有的互不信任氛圍之中,最近的達沃斯論壇便是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證。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盟現狀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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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機構常常被視為服務于政治權力的國內機構,但實際上,它們高度國際化,并在與外國同行的互動中享有顯著的自主權……盡管這種自主權有時也會受到政治干預的干擾。情報機構之間的合作歷史悠久,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合作更多地源于機構間的協議,而非各自政府的決策。無論是雙邊還是多邊,這些聯盟鞏固了眾多活動:向伙伴國派駐聯絡官、建立監聽站、參與國際會議,以及最基礎的日常信息交換。
多項社會科學研究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圍繞共同利益,一個極其緊密的關系網已然形成。打擊恐怖主義、防止核擴散以及應對其他被視為迫在眉睫的威脅,為情報機構證明合作的必要性以及交換被視為“危險”的個人、組織或國家的數據提供了正當理由。普遍認為,信息共享有助于防范恐怖襲擊和其他事件,這一理念推動了監控設備的激增,卻以削弱具有約束力的民主監督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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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安全局與多個歐洲同行建立的伙伴關系便是這些動態的一個縮影,這些合作使得它們能夠共享尖端技術——例如人工智能或算法分析——以大規模收集和分析私人通信。對這些技術的依賴同樣基于情報機構與數字巨頭之間的緊密聯盟,后者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中間人,無論情愿與否,都將其用戶的數據置于情報機構的掌控之中。
所展現出的團結與信任不應讓人忽視,國際合作領域依然充斥著激烈的競爭。各機構在獲取信息、主導其認為優先的問題,以及更廣泛地在資源資金、人力或技術分配不均的合作關系中占據有利地位方面,展開角逐。在這一背景下,機構間的間諜活動及其他不正當手段也成為了博弈的一部分。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丹麥軍方情報部門曾代表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了多位歐洲政治領導人的通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情報機構對威脅世界的危險有著深入的了解,它們在安全決策的核心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使得政治領導人不得不依賴其專業知識。
話雖如此,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盟并非鐵板一塊,它們可能會受到政治干預的影響。盡管情報機構與政治專業人士之間的爭端由來已久,但特朗普政府及其“讓美國再次偉大”支持者所代表的國際保守勢力的公開敵視態度,引發了人們對合作破裂,或至少是大幅削弱的擔憂。那些危言聳聽的言論往往忽視了情報機構的適應能力和韌性。
面對不利的政治環境,它們通常能夠扭轉局勢,巧妙地進行重組。例如,多個歐洲情報機構加強了彼此間的交流,甚至提出了建立“歐洲五眼聯盟”的可能性參照由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和美國情報機構組成的聯盟,該聯盟還定期與多個其他國家,主要是歐洲和亞洲國家進行合作。另一些機構則設立了監測小組,以更好地預判美國政府的不可預測性,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法國對外安全總局負責美國事務的部門增加了人員配備,多個歐洲機構的預算也預計將增加,這得益于國防開支增加所帶來的紅利。
從更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即使政府間立場存在分歧,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系依然堅固。本世紀初,盡管在伊拉克戰爭上存在分歧,法國對外安全總局與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交流仍在繼續。一個更近的例子是英國脫歐,這并未導致英國警方與其歐洲同行之間的關系出現重大破裂,后者繼續確保大量情報的傳輸。正如在任何關系中一樣,可能會出現謹慎、不信任或矛盾的跡象。例如,英國和丹麥的情報機構表示,出于對法律影響以及更廣泛的美國情報政治化的擔憂,它們正在放緩,但并未完全中斷與美國同行的交流。由于對針對格陵蘭島的屢次挑釁感到惱火,丹麥軍方情報部門毫不猶豫地將美國與亞洲大國和俄羅斯并列,視為對該國安全的威脅。
如果認為在和平時期,情報交換會毫無限制地進行,那就大錯特錯了。 情報機構不會在所有時間與所有人分享所有的秘密。相反,某些機構所表現出的克制,更多地反映了交流中長期存在的、在動蕩時期可能會加劇的慣常不對稱性。
延續性的跡象依然明顯,并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情報工作主要由專業人士而非政治家主導。 達沃斯論壇也見證了另一個重要會議,即歐洲和盎格魯-撒克遜情報機構負責人的會晤,其中包括中央情報局,它同樣渴望維護與歐洲大陸的聯系。多個歐洲情報機構表達的保留意見,部分源于唐納德·特朗普解體“深層政府”的意圖及其后果。盡管他通過在情報機構內進行一波解雇潮來兌現了某些威脅,但這并未改變這些機構既沒有消失也沒有停止運作的事實。在現實中,行政權力依然依賴于它們。任命有爭議的人物擔任多個機構的負責人,以取代職業公務員,是為了使領導層與政治和意識形態議程保持一致。
此外,當前的國際局勢表明,情報機構對于外交政策的實施依然至關重要。長期備受指責的中央情報局,如今似乎已重新獲得白宮的青睞,它利用打擊走私和伊朗戰爭所提供的契機,向政治權力重申了其重要性和實用性。這些因素都凸顯了情報機構與政治權力之間復雜的關系,既有疏離,也有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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