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偉｜八十年代的大學：有關文學的回憶與隨想

1980年代的商偉

“這人誰啊？”我問桌邊讀書的室友。

那天，我和一位同學騎車去城里的美術館和王府井書店。傍晚回到宿舍，發現一陌生人大咧咧地躺在我的床鋪上，正呼呼大睡。

“怎么，不認識他呀？他說是你的朋友。”

我又打量了一眼這位“朋友”，確實，從沒見過。室友這才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只能打斷他的好夢，問一個究竟。他睜開眼睛，聽我自報姓名，當即回過神來，起身自我介紹。

真是不聽不知道，聽了嚇一跳：他竟然是從江西遠道而來的！當時他正在省城的一所大學讀中文系，偶爾結識了我中學時代的一位好友，不知怎么拿到了我的住址，就一路乘火車到北大來找我。說到這里，仿佛是為了減輕我的壓力，他補充了一句：當然，你不是我來訪的唯一原因。原來，他的千里之行是一次文學之旅，一路上還聯系了其他大學的朋友，為的是廣交文學愛好者。而他本人呢，是一位詩人。

他的這一番夫子自道，聽得我倆兒面面相覷，將信將疑。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北大校園里，經常有一些來歷不明，甚至形跡可疑的人，成天跟學生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同上課。大家見慣不驚，從未有人向學校舉報。眼前的這位仁兄，那就照常辦理好了，既來之，則安之。我們當即把他安置在北京同學住的那間宿舍里。同樣都是六人一個房間，但北京同學當中總有一兩位正巧回家去了。他們的床位和鋪蓋卷兒就被我們用來迎來送往，變成了大車店的免費床鋪。這樣做并不需要預先得到他們的許可（那時沒有電話，即便想聯系也聯系不上），甚至不需要打一聲招呼，他們知道了也不見怪。

此后的幾天，大車店里人來人往，他不得不隨時改換床位，用當時大家熟悉的一部電影里的話說，“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除此之外，一切正常。當時學校食堂實施定量配置的飯票制，主食分為面票、米票和粗糧票三種。他拿著我們勻給他的飯票，每天跟著我們去學生食堂蹭飯吃，又一起去教室聽課。他跟我們分享了自己寫的詩歌，這也很正常——那個年代在大學里讀文學，誰不寫詩呢？他還告訴我們，他在云南有一位女朋友，是通過書信認識的，沒見過面，但云南之行已在計劃之中了。到了晚上，我們在擁擠的宿舍里海闊天空地聊詩和文學，口無遮攔地縱論天下大事，還不時放肆地開懷大笑，仿佛真的是多年未見的朋友。直到有一天，我和一位室友把他送到海淀汽車站，繼續他的文學壯游去了。

多年后回想這一段逸事，我記起了蘇童的短篇小說《一個朋友在路上》，那仿佛是專為他寫的。不過，與蘇童筆下的“朋友”還有些不同，他只是一位自稱朋友的陌生人。除了以文會友，別無所求。告別之后，好像還收到過他的一兩封信，但不久便杳無音訊了。我有時會想到他，不知道后來過得還好嗎，做什么職業？我不敢肯定他會適應，更談不上喜歡早九晚五的機關工作或加班加點的公司生活。但無論適不適應，現在都差不多該退休了。我更好奇他跟云南的女友談成了沒有？如今還寫詩嗎？

文學熱

藝術家徐冰在評論八十年代時曾經說過，詩人就是那個時代的搖滾樂歌星。的確如此：他們身無分文，卻自帶光環，行走天下，四海為家。我的那位“朋友”是不是詩人，誰說了算？好在也沒人深究。

大學四年，外加研究生兩年，我記憶中的北大宿舍，不知道接待過多少臨時借宿的來訪者。他們擠進四到六七人一間的房間，坦然地蓋著別人的被子睡大覺，完全沒有后來養成的潔癖，也從不講究什么隱私和個人之間的界限。那樣一種生活狀態，僅僅只是因為習慣和敏感的改變，就再也回不去了。有一天夜里，同班的女生忽然帶來了一位軍人，聽她介紹，正是當紅的軍旅作家。她見我的房間里的一個床位恰巧空著沒人住，便對我說好吧，他今晚就住你這兒了。說完揮揮手，揚長而去。結果，我們倆兒在宿舍里聊了起來，從當下的文學作品一直聊到他去天山軍營體驗生活的經歷。都是文學愛好者，憑著文學的話題，到哪兒都可以交上朋友，不會因為沒話說而感到尷尬。列寧評價《國際歌》時曾經寫下了一段詩一般的語言：一個有覺悟的工人，無論他走到哪里，都可以憑著《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文學就是那樣一個奇妙的旋律，它把天南海北的愛好者們，聚集在了一起。

除了這些外來的不速之客，還有一些外系的同學，也來上我們的課，還經常出沒于我們的樓道和宿舍一帶。那是中文系最風光的時候，盡管好景不長，到了1983和1984年前后，最受歡迎的人文社科專業就變成了國際經濟那樣的實用學科了。當時有一位法律系的學生，酷愛寫詩，申請大學時第一志愿是中文系文學專業。沒想到被法律系錄取了，但對法學毫無興趣，得空便來找我們聊天。有一次他告訴我們說，頭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從高空俯視大地，于是得詩二句：我看見長江黃河，像兩條蜿蜒飄動的無字挽聯，從天空垂向大地。多年后，我又見到了他，終于有機會告訴他，我們當時全都被他的這兩句給震住了。他說是嗎，有這事兒？時過境遷，他現在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法學家。

那時文學專業的學生與現在不同，一心一意想當作家。為此，我們班還自辦文學刊物。一開始條件簡陋，只能親自動手刻鋼版和油印。后來五四文學社編《未名湖》，鳥槍換炮，變成了鉛字排印，還配上了套色的封面——這件事兒讓我們高興了很長一段時間，特有成就感，而且還騎上自行車，分頭到別的校園去叫賣。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十年所壓抑的精力和熱情借著文學的出口，像火山一樣噴薄而出。火焰的余燼在四十年后的文壇上，仍然依稀可辨。但造就了火山的那個整體的社會文化環境，早已蕩然無存了。

大學校園中這一現象，體現在知識界和大眾媒體上，還產生了其他的伴生品，如美學熱、比較文學熱，并且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匯入了文化熱的大潮。它們的共同之處都在于借助文學、美學和文化等名義，表達了發現自我、獲取自由、走向世界和擁抱未來的強烈渴望與訴求。因此，這些名義本身被賦予了超出其自身范疇的時代特殊性和更廣泛、更宏大的意義。八十年代出版了好幾套影響巨大的叢書，它們的命名就很能說明問題。例如，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至1983年推出了“走向世界叢書”，所收書籍皆為晚清官員和文人打開國門看世界的歐美游記和觀感。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編輯出版了一套以編譯或編著為主的叢書系列，粗略地介紹現代西方的思潮與流派，總標題為“走向未來叢書”。198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了一套影響深遠的叢書，就叫“文化：中國與世界”。文學之所以導夫先路，那是因為它可以將這些話題及其背后的訴求全部囊括進來，而文學自身的表達方式卻又是獨特的、無可替代的。當時的大學生們，盡管不少都已不再年輕了，但對不熟悉的事物皆心存好奇，對從未涉足的領域都想要了解。在他們眼里，關乎人類的話題，全與自己有關。在文學的旗幟下，大家瘋狂閱讀，并書寫自己與世界的故事。

商偉在北海九龍壁，1980年代。

解凍

八十年代的大學文化絕非異峰突起，也不是時代的孤島。它看上去波瀾壯闊，實際上源遠流長。冰封十年的河床下面，可以聽見河水在淙淙流淌。

作為對先前十年的反省與反撥，上述熱潮正源起于十年間對現狀不滿的青年群體。這一群體的成員，包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和留城工作的年輕工人和社會閑雜人等。他們在此期間組織了各種讀書小組和其他同人組織，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是以文學閱讀和寫作為主，例如上海的地下詩歌沙龍，還有圍繞著河北白洋淀為中心而形成的知青詩人群體，其他地區的知青也不時慕名來訪，因此產生了跨地區的影響力；二是以思想討論為中心的讀書小組，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也散見于一些廠礦、鄉村和農場。

他們共同的思想資源大體上來自早前翻譯出版的馬列著作，此外還有西方思想哲學名著、俄蘇文學與以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為代表作者的文學批評選集。其中的很多出版物在十年間都已銷聲匿跡，但私下傳閱卻屢禁不止。

此外還有一個意外的重要資源，那就是內部發行、供批判參考的“灰皮書”系列。這一系列始自1961年，于1966年被迫中斷。1971年以后陸續恢復出版，直到1978年結束。與此相關的，還有1962年至1965年間為了配合批判修正主義而專門出版的一批“蘇修文學”作品和文藝批評著作，也包括一些西方與東歐的戲劇小說等等，封面多為黃色。而1971至1978年又刊印了一批歐美書籍，封面改成了白色，因此又分別稱為“黃皮書”和“白皮書”，實際上是同一系列的不同時期的出版物。據不完全統計，這幾套系列前后出版了兩百多種，以灰皮書為最多。其中包括南斯拉夫政治活動家米洛萬·吉拉斯的《新階級》、俄國政治家托羅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不斷革命”論》，還有后來在國內影響深遠的哈耶克的那本《通向被奴役之路》。文學作品有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法國作家加繆的《局外人》、薩特的《厭惡及其他》。此外還有蘇聯的思想論著和五十至六十年代的“解凍”文學（如伊利亞·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以及西方小說戲劇、歷史傳記、社會政治理論和文藝批評等不同種類。它們印數雖然有限，也沒有公開發行，但可以憑著某一級別的介紹信在大城市的新華書店買到，于是很快就流入了民間，并且通過手抄和油印等方式而廣為流傳，成為一代青年人的啟蒙讀物。

當時還有一些專門刊載國外訊息報道的報刊，例如《參考消息》、供內部閱讀的《參考資料》（又稱《大參考》）和1973到1976年編輯發行的《摘譯》。《參考消息》是可以訂閱的，在街頭的讀報欄和各級政府部門——包括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辦公室里，也都能讀到。進入七十年代后，據說發行量高達百萬份，至1979年竟然達到了九百多萬份的天文數字，實際閱讀人數還要翻好多倍。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曾經寫道：其中的主人公為了讀到當天的《參考消息》，甚至主動要求去大隊部值夜班。1973年9月11日，智利總統阿連德手執沖鋒槍，在總統府與叛軍作戰直至戰死。不久之后，《參考消息》就連載了前后事件的報道與分析。那一段時間，我像讀連載小說那樣，每天都如有所待，心情也隨著每天的閱讀跌宕起伏。

《摘譯》雜志

隨著“文革”的結束，前面說到的青年群體逐漸從地下浮出水面，進入社會。由于年齡和職業等原因，其中的一些人物未能參加剛剛恢復的高考，但也有不少進入了大學，他們所推動的思想文學活動也開始順理成章地轉入大學校園。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1978級，一共五十一位同學，從三十一歲到十六歲不等，平均年齡大概在二十五歲。他們分別來自全國當時的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和各行各業。有的是中小學老師，或者只是臨時代課的老師，有的來自工廠和部隊，包括現役軍人；有的來自農村，除了上山下鄉的知青，還有農民家的孩子，挑著行李第一次乘火車離家遠行。只有極少數幾位年紀最小的同學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其他的同學都早已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久經歷練了。在一個歷史轉軌的特殊時刻，來自天南海北的不同年齡、不同背景和不同身份的我們，由于機緣巧合而聚到了一起。只不過這看上去可不像什么大學，簡直就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這些同學當中，有不少人都在先前參與閱讀和傳抄了所謂的“地下文學”，私下里作詩或寫小說，也或多或少地接觸過灰皮書、黃皮書和白皮書。我在班里年紀最小，但也讀過灰皮書中的蘇聯小說《多雪的冬天》等作品，而其中所收的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小說集，以及白皮書中的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則是進大學以后才讀到的。

四十多年后回頭來看這一段歷史，不僅恍若隔世，而且處處都顯示出反諷的張力，也難免產生誤解和隔膜。無論動機如何，灰皮書、黃皮書和白皮書所帶來的實際效果，皆非出版者始料所能及，而背后的故事又與冷戰的背景緊密相關。但不論是政府高層還是下鄉知青，都從中各取所需，也各有所得，由此鑄就了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國政治、思想和文化史上一道五彩斑斕、錯綜紛繁的風景線。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忘記，即便是在那十年間，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也沒有完全封死，當代的信息在供“參考”和“批判”使用的名義下，仍然被有組織、有計劃地翻譯與介紹進來。當時的年輕人就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樣，不放過任何一本經手的書籍和報刊。他們會反復閱讀一本書和一份報刊，直到從中榨取了所有需要的養料。文學書籍尤其受到歡迎：它們像穿透暗夜的一道光，照亮了年輕人的內心和身邊的世界，也激發他們去反省自我及其所處的時代。他們從不滿走向反抗，面對極端惡劣的環境，產生了克服和超越它的渴望與動力。

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1977年初，首先是五六十年代的書籍開始重印，電影也重新放映。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早在1973年，一些部隊機關大院就已經開始放映這些影片了，直到1975年底才告結束。我記得當時看過《冰山上的來客》《小兵張嘎》《戰上海》和《停戰以后》等。在《停戰以后》中，我第一次看到了燕京大學的校園，也就是后來的北大校園。其實，在七十年代初，盡管我不過初識文字，但從父親的文件夾中讀到一份不尋常的材料時，便經歷了人生第一次政治啟蒙的震撼教育。我望向窗外，眼前的世界剎那間傾斜、顛倒。

電影《停戰以后》（1962）海報

這或許并非一時的錯覺，天翻地覆的時代正在到來。自六十年代末與鄰國發生軍事沖突之后，中國迫切需要改善國際環境，世界格局發生了劇變。1971年10月，中國重返聯合國，第二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來訪。而此前一年既有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此后一年又有費城交響樂團中國之行的破冰之旅。正是在1971年，灰皮書決定恢復出版，同年，白皮書也開始印行——這一切都發出了國內和國際政治氣候回暖的訊號。外表看去，一切仍在繼續，但從每一個隱秘的內心中，已經聽到了冰裂的聲音。當今的全球政治又一次歷經嚴冬，對于每一個過來人來說，回想解凍初期的心情，都難免會有時光倒錯，今夕何年的感慨。

與七十年代初中期所發生的變化相比，1977年初的松綁，盡管是正式的和全面性的，但在一開始卻顯得太過謹慎。1月1日首批公映的影片只有六部：故事片《秘密圖紙》《小兵張嘎》《大浪淘沙》和《平原游擊隊》，以及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輕歌劇片《洪湖赤衛隊》。這些都是五六十年代觀眾喜聞樂見的影片，令我感動而難忘的是，放映《東方紅》和《洪湖赤衛隊》時，幾乎全場的成年人都隨著影片，從頭唱到尾。多年后我到美國留學，竟然在托納多雷導演的《天堂電影院》中重溫了這一場景：那座小城電影院的觀眾，被自己倒背如流的影片對話感動得聲淚俱下。

與電影的重映相似，每一本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舊書重印，都會帶來一次購買的熱潮，捷足先登的書籍得到了額外的關注。與此同時，新書也應運而生，涌入市場，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搶購場面。《讀書》雜志在1979年第一期上發表了李洪林的題為“讀書無禁區”的文章，大張旗鼓地為全面解禁發聲正名。此文一出，當即引發了一場大辯論。批評者引經據典，振振有詞，但為時已晚，大勢已去。

作為恢復高考后第二批入學的大學生，我們七八級可以說是得天獨厚。因為只比七七級晚入學一個學期，許多課都是一起上的。我對中國古典文學感興趣，很早就選修了這方面的文史課程。作為中文系文學專業的學生，我們的必修課包括為期一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長達兩年半的“中國古代文學史”，還有“歐洲文學史”和“俄蘇文學史”等課程。此外，我們把大量的時間都花在了旁聽外系的選修課和五花八門的講座上。從這些課上和講座中，我們了解到了許多還沒有譯成中文的作品。

那個時候的報刊雜志與文化界、知識界還不分你我，興奮點高度一致，也格外集中。如果一部新書敲在了時代的敏感點上，即刻一呼百應，在大學生手上飛快傳閱。文化界的名人也幾乎有求必應，北大學生出面邀請講座，都不會拒絕。第二教學樓有幾個大階梯教室，可以分別容納兩百至四百人。如果聽眾太多了，就改在學校的小辦公樓舉行。

作為文學專業的學生，我們自然格外關注有關文學的話題，聽過了無數名家的講座。有一位今天早已被遺忘了，因此尤其值得一提。他就是社科院外文所的陳焜先生，著有《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我記得書中有一篇介紹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兒》，主要借助黑格爾的評論，探討惡與歷史推動力的問題，行文之間，散發出迷人的思想氣質。他曾經在二教的階梯教室講歐美現代小說，而且好像還講了不止一次。我聽了他講《尤利西斯》的那一場，至今印象鮮明：他手握話筒，俯身在講臺上，從不提高嗓音，但吐字清晰，不動聲色而聲色俱在。印象中他一字一頓地朗讀并解說了小說中一段鑲嵌了各種語言的段落，那是他自己翻譯的文字，引來了全場的掌聲和歡呼聲。《尤利西斯》當時還沒有中譯本，我們對這部小說的最初印象便來自這場講座，后來才讀到有關的介紹。但那一場講座下來，已經令我們對這部從未讀過，或者讀過之后也未必會愛上的小說而感到激情澎湃，并且充滿了期待。在那個供不應求的時代，我們讓自己的向往和想象走到了閱讀的前面。

陳焜著《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

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下，西方現代文學和思想究竟是如何引進、介紹和翻譯的呢？具體來說，哪些著作被挑選出來，又為什么被選中呢？其中當然不乏偶然性和隨機性，取決于諸多因素，包括出版社的編輯和領導的決策，以及有關專家和譯者的推薦和參與。這是我們了解八十年代的一個重要的切入口，值得深入研究。當然，書籍出版的情形相對復雜，周期也很長，無法完全滿足讀者的迫切需求。相比之下，各類雜志刊物就更靈活，也來得更及時。我們當時經常光顧的刊物，有1980年創刊的《國外文學》，還有1978年復刊的老牌的《世界文學》。我們等待著每一期刊物的出版，迫不及待地搶在第一時間讀到。它們譯介的作品往往發表于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或數百年之前，但它們在被譯成中文的那一刻獲得了重生，或者說，被重新創造了出來。我們在與之相遇的語境中捕捉那些陌生的訊號，從中獲得啟示和相關性的感悟，并且化作自身生命體驗的一部分。

在重新打開國門，對世界開放的時刻，所有外部的信息，尤其是有關二十世紀西方世界的信息，在同一個瞬間蜂擁而至。這些信息從原初的歷史語境中被抽離出來，在國內的接受者的眼中，形成了一個共時狀態。對這些信息的接受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接受者的現實處境與自我認知。所以，一方面是接受者及其時代的局限；而另一方面，當時所接受的外部世界的信息本身，也不無局限：當我們面向西方世界張開雙臂時，對所謂后資本主義時代幾乎可以說是全然無知的。如何在積極重建現代個人的主體性的同時，與反理性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和解構主義達成和解？怎樣在擁抱現代性和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解釋并理解那些來自西方思想界內部的源源不斷的對現代性的反思和對發展主義的批判？這些內在的張力和矛盾預示了多重走向和不同愿景，而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也將從現實中提出新的問題和挑戰，迫使人們重新思考自己的思想資源。盡管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有關大眾文化批判的西方理論已經開始進入國內，但并未形成氣候。當時的知識界對即將到來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時代，以及網絡文化的一統天下，都難以預見，也缺乏準備，應對調整更需要時間。但歷史沒有留下足夠的時間供大家去體驗、探索、消化反芻和自我反省，時代瘋狂疾馳的列車踩了一腳急剎車。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從震驚和休克中清醒過來，便被新一輪的改革和下海狂潮裹挾席卷而去。而對八十年代自身的反思又一再延宕，無法正常展開。接下來上演的是光怪陸離的九十年代版的悲喜劇《大浪淘沙》。

烏托邦

解凍之后是蘇醒，仿佛經歷了一個火紅的沙漠時代，又如同是從嚴冬的沉睡中醒來。有人曾用走出中世紀來比喻這一段歷史，未必經得起深究。然而從每個人身上瞬時爆發的精力與熱情，的確令人想到了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外部的禁錮發生了松動，隨之而來的是內心世界的解放。有那么多引人入勝的話題和值得關注的領域，大學生們一時間目迷五色，饑不擇食，雖自不量力，卻又不由自主。那時學校的伙食極差，學生的健康狀態堪憂。校園實施燈火管制，入夜宿舍一律按時熄燈。可是學生們并不領情，往往在熄燈后就轉移到樓道乃至路邊昏暗的燈光下，接著讀書，直到凌晨。夜貓子持續夜讀，卻沒有妨礙那些早起的鳥兒每天早起。清晨的未名湖邊四處可見誦讀外語的學生，他們各據一方，互不妨礙，并且日復一日，以此為常。這無可理喻的瘋狂狀態，讓我們看到了個人一旦被調動起來，可以釋放出何等驚人的能量。

記得當時一家雜志的封面上刊登了俄國畫家列維坦作于1897年的油畫《春潮》：正當春汛季節，凜冬的寒意猶在，可是畫面上的幾棵白樺樹仿佛已經從涌動的春潮中汲取了足夠的力量，正在向上抽伸和生長著。白色的枝椏上尚無綠意，但在湛藍色天空的映襯下，顯得那樣新鮮可喜，整個畫面洋溢著蘇醒的生機。是的，春天正在來的路上。這初春的蘇醒也讓我想到當年讀到的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的長篇小說《奧勃洛莫夫》。小說的主人公雖然有著一顆“黃金般的心”，卻常年陷入懶惰、慵倦和無所事事的沉睡狀態。用時下的話來說，他是一個徹底“躺平”的人物。小說過半，仍然沒能從床上起來。這是一部完全沒有行動的小說，是顛覆了小說敘事傳統的一部反小說。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奧勃洛莫夫莊園的描述：整個村莊終日處于昏睡之中，日將午，仍舊看不見一個人影。偶然有人坐起身來，嘟囔了幾句沒人聽得懂的夢話，接著打了一個哈欠，又倒頭睡去。小說的這些描述與先前風風火火的運動狀態看似相反，但它所揭示的沉悶荒涼又何嘗不是那個時代的內心寫照？謝天謝地，我們就此告別了奧勃洛莫夫莊園，去擁抱一個令人全身心向往并為之歡欣鼓舞的新世界。

沒有人說得清那個新世界究竟是什么，卻似乎十分確定它不是什么。人們只能以否定的方式來定義它。八十年代初中期知識界展開了對人道主義，以及青年馬克思有關“異化”問題的討論。這既是對之前所造成的種種破壞的一次清算，也意味著重建社會道德和價值體系的努力。而以反省過往經歷而得名的“傷痕”文學，可以說是開了風氣之先。于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情形：盡管批判的對象十分明確，正面的愿景卻異常抽象而模糊——一個將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折中拼湊而成的人類大同的烏托邦想象。這一想象更多地訴諸感情而非理智，其表達途徑是文學的而非理論的。戴厚英于1980年發表的長篇小說《人啊，人！》，為這個大寫的人字打上了一個感嘆號，將它化成一聲嘆息。

1986年是國際和平年，在聯合國的倡導下，舉行了全球性的慶祝活動。為此，百名歌手在北京聯袂演唱了《讓世界充滿愛》。在香港和臺北，羅大佑作詞作曲的《明天會更美好》也獻上了對明天的虔誠祈禱，一時間唱遍了海內海外，大江南北。《讓世界充滿愛》的詞曲作者遠不及羅大佑有名氣，但風頭不減。它由三首歌組成，第二首從“我”對“你”的訴說開始，將聽眾帶入了我與你的面對面的親密關系：“輕輕地捧著你的臉，為你把眼淚擦干。這顆心永遠屬于你，告訴我不再孤單。”接下來主語變成了復數的“我們”，而這個“我們”是以前面所設定的我與你的全新關系為基礎的：“我們同歡樂，我們同忍受，我們懷著同樣的期待。我們共風雨，我們共追求，我們珍存同一樣的愛。”這個由“我們”組成的共同體是沒有邊界，不分你我的：“無論你我可曾相識，無論在眼前在天邊。”而維系我們的，除了共同的愛、渴望和生命血緣，還有理解與信任。第三首因此唱道：“如果你，如果我，失去理解和信賴，一切都將不存在。”這個建立在理解與信賴基礎上的人類共同體看上去無比美好，卻也異常脆弱，并且像海市蜃樓一樣虛無縹緲。《明天會更美好》表達了同樣樂觀的期待和展望，但同時投下了饑荒和戰火的陰影：

抬頭尋找天空的翅膀，

候鳥出現它的影跡。

帶來遠處的饑荒和戰火

依然存在的消息。

據說最初一稿的歌詞更加灰暗，也不乏憤怒。相形之下，《讓世界充滿愛》聽上去就如同是來自天堂的福音。

《讓世界充滿愛》LP封面

有趣的是，馬丁·布伯的《我與你》也是在1986年被譯成中文出版的，并且風行一時，曾經被稱為一代大學生的《圣經》。一個后出的譯本題作“我和你”，而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主題歌就叫《我和你》，或許并非巧合。馬丁·布伯教導我們如何以“我與你”的關系超越“我與它”的關系，在我與你相遇的時刻，讓“我”的整個存在都沉浸在“你”的絢爛光華中。但他沒有告訴我們，從現實生活中如何找到通向那個世界的路。可以確知的是，在接下來的九十年代中，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橫掃一切，人與人的關系恰恰被鎖定在了“我與它”的模式中。于是，我們輕易地便跌回自己曾經試圖逃脫的工具性的人際關系。

以否定和超越現實為主導的八十年代的思考方式，帶有它先天的局限性，因為我們對自己崇尚的理念還缺乏理論上的判斷，也沒有足夠的歷史參照和人生閱歷對其做出檢驗。結果，反而往往以負面的方式被我們試圖否定與超越的對象所限制和規定了。出自對組織看戲的反感，我們曾經毫無保留地為票房率做辯護，認為那是民意的最透明、最直接的表達。由于同樣的原因，我們對投票選舉也信心十足，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1980年北大學生圍繞海淀區一項基層公職，舉行了公開角逐。我們班自告奮勇，在第二學生食堂外的一面墻上開辟了“快報”，定期發布相關新聞。為此全班都動員起來了，并分成幾個小組，大家各就各位，隨叫隨到：有人負責采訪和報道，不錯過任何一場候選人的講演和辯論；我分在編輯組，主要是統稿、編輯和抄寫張貼，經常從白天忙到夜里，又連夜去刷墻報。我們懷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從事一項自信會載入史冊的偉大探索，并且帶著全部的熱情和信仰，無條件地捍衛競選的公正性和純潔性。有誰見過那時的我們，想必會被我們的嚴肅態度和投入感給嚇住了，或者覺得我們太過自以為是，甚至有些煞有介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即便是這樣一個局部范圍的競選，也還是鬧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問題，讓我們意識到公平競選和民主投票遠遠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簡單，任何一個環節上都有可能出錯，甚至會錯得無法收拾。多年以后，通過近距離地觀察美國的各級選舉，我對選舉制度的信心已經被消耗得所剩無幾。質疑選舉制當然不等于承認其他現存的制度更合理或更優越，麻煩恰恰在于，選舉制一旦進入便無法退出，但它卻缺乏自我改進的機制和前景，反而是每況愈下：大量金錢的涌入和大數據的操控，已無可逆轉地扭曲了信息的流通、民意的形成和表達。此為后話，一言難盡。無論如何，海淀區的人選最終還是產生了。只不過他的最大功績，據說就是提議為海淀區到城里的332號公共汽車線增加了幾個班次。大小姑且不談，總算是為北大師生謀了一點福利。

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全國都處于百廢待興、撥亂反正的狀態中，老百姓信心十足，對明天抱有極高的期待。這是一個蘊含了多種可能性的時期，分歧尚未凸顯出來。我常常想，假如歷史可以在那個瞬間上多逗留一會兒，那該多好啊。可是歷史沒有假如。隨著改革開放的加快步伐，現實與期待之間開始拉開了距離，社會群體開始分化，社會心理也日益失去了平衡。首先是經濟和商業領域中出現了個體戶：有人放棄國企和國家事業單位的“鐵飯碗”，開始以個體的身份去經商和創業，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在此之前，鄰居和同事都靠工資生活，收入相差無幾，但現在開始面臨體制外的選擇。機會總是伴隨著風險，有成功就有失敗。可無論是民間的口耳相傳，還是媒體的宣傳報道，都是誰和誰又一夜暴富的好消息。更糟糕的是，電視上受訪的精英們還在推波助瀾，火上澆油，理直氣壯地嘲笑大眾的“紅眼病”。

大學校園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早在1985至1987年間，國家就開始改變大學生由各級政府統一分配工作的做法，逐步實施畢業生與招聘單位之間的“雙向選擇”。到了1987年，甚至出現了大學畢業生被招聘單位退回的情況，國家統一分配的制度已經難以為續。雙向選擇給大學生提供了新的機會和自由，但處于轉型時期，也帶來了不確定性，造成了不知所措的惶惑、焦慮與不安。這給原本自認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和世外桃源的校園生活投上了一道心理上的陰影。那幾年間，即便是在夜里，也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男生樓的水房里聲嘶力竭地高歌一曲崔健的《一無所有》。后來，尤其是到八十年代最后兩年，齊秦的《來自北方的狼》似乎后來居上，風頭更健，令人想到杰克·倫敦的《荒野的呼喚》。我在1988年8月底離開北京赴美留學之時，已經預感到我們共同經歷的那個八十年代很快就要走到了盡頭。短暫的八十年代，仿佛壓縮了多重的歷史時間。它能量爆棚，也充滿了矛盾和劇變，常常令人眼花繚亂，并且在時代大潮的推動和裹挾下，失去重心和方向感。

回觀八十年代，仿佛已經過去了很久，遠遠不止那可數的三十多年。這或許也是因為我們小心翼翼地將八十年代封存在了記憶中，很少鄭重其事地將它重新打開。時間不可扭轉，歷史已經翻篇，我們早就進入了另一個時代。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八十年代呢？而提起八十年代，又究竟想到了什么呢？固然也有人通過記憶的過濾鏡將其美化，化作一段無法收拾的鄉愁，但八十年代之所以令人頻頻回顧，又正是因為它在中國歷史的一個特殊時刻上，的確綻放出了不一樣的絢爛火焰。是的，八十年代不可重復，但僅僅是知道我們曾經擁有過那樣一個時代，發生在那個時代的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我們的生活世界的確曾經是另一番模樣，便足以值得珍惜，并發人深省了。八十年代所展示的巨大能量和爆發力，以及它所蘊含的全部復雜性與可能性，都將令我們在回首往事之際，感受久違的驚喜，并且由此敞開想象的天窗，去擁抱一個不同于當下的、更值得我們為之而向往的明天。

（此為刪節版；本文英文版以“The University of the 1980s: Scattered Thoughts and Reminiscences on Literature”為題，刊于Neng能 and China’s Long 1980s, a special issue of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guest editors: Nicholas Bartlett and Ying Qian, volume 33 number 3 August 2025；紙質版刊于《今天》1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