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葉挺遇難時，飛機上的博古、王若飛和鄧發三人職位比他還高

1946年4月8日下午，延安機場的跑道旁，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站在細雨里等人。

飛機聲來了，又走了。沒有人落地。

三天后，山西興縣發來一封電報，把所有人的心都摁進了泥里。

他們為什么都在這架飛機上

要說清楚這場空難，得先說清楚1946年的中國是個什么局面。

抗戰剛結束不到一年，國共談判正到最難的地方。兩黨在重慶一來一往，桌面上談憲法、談整軍、談政治協商，桌底下各自備著刀。憲法草案改了一遍又一遍，整軍方案提了一稿又一稿，國民黨那邊拖，共產黨這邊急，雙方的分歧越來越大，已經到了必須請示延安中央才能決定下一步的節點。

就在這個時候，好幾個人的任務同時走到了收尾階段，都需要盡快回延安。

王若飛和博古是中央委員，他們倆是談判的核心。

王若飛原名王大倫，貴州人，時年50歲，1922年入黨，4次進重慶跟國民黨談，《雙十協定》上有他的簽名。

博古本名秦邦憲，江蘇無錫人，39歲，早年當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后來在遵義會議上退出領導集體，但七大之后重新被選為中央委員，這次在重慶主要負責政協憲章審議。

兩個人帶著一大堆談判材料，憲法草案上的分歧點全在腦子里，必須面對面跟中央匯報，不能靠電報說清楚。

鄧發的情況又不一樣。

他是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45年9月專門跑了一趟巴黎，代表解放區出席世界工會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七屆國際勞工大會，帶回來一整套國際職工運動的對接方案。

更鮮為人知的是，他的行李里還有一件特殊的東西——畢加索托他帶給毛澤東的一幅油畫。這幅畫后來跟他一起葬在了黑茶山。

葉挺是最后一個湊進這趟行程的人。

他3月4日才從國民黨監獄里出來，在里面關了整整五年。出來的第一件事，他就寫信給黨中央申請重新入黨。

毛澤東很快批了。葉挺急著回延安，一方面是整軍工作會議要召開，他作為新四軍軍長得出席；另一方面，一個被關了五年的人，能回到延安這件事本身就是他最迫切的心愿。他帶上妻子李秀文、女兒葉揚眉、幼子葉阿九，連同保姆高瓊，一家五口，跟王若飛等人搭上了同一架飛機。

這架飛機的編號是43-16360，機型是美軍C-47運輸機，飛行員是美國"飛虎隊"的蘭奇上尉，有超過3000小時飛行經驗。此外還有機組成員3人，全是美國人。

乘客加機組，共17人。沒有一個人活著到延安。

從重慶到黑茶山，這架飛機走了多遠

4月8日上午，飛機從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第一站是西安。落地西安、加油、停留，一切正常。然后再次起飛，按計劃向北飛往延安。

起飛約半小時后，也就是12時35分，飛機在陜西甘泉上空跟延安的美軍電臺聯絡了一次，預告準時到達。這是最后一次聯系，之后信號中斷，再沒有回音。

延安那邊等著。

下午2點多，空中傳來轟鳴聲。等在機場的人包括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還有其他中央干部。聲音越來越近，所有人抬頭看，結果飛機聲越來越遠，最后徹底消失。

當時天氣陰沉，細雨不斷，延安機場云霧較重。大多數人最初以為是能見度太差，飛機無法降落，折回西安了。沒有人往最壞的方向想。

但第二天，西安沒有消息。重慶沒有消息。第三天，4月11日，山西興縣發來電報——C-47在黑茶山撞山失事，機上17人，無一生還。

這個消息從晉綏邊區一路傳到延安，用了將近三天。

失事地點在山西興縣東南約80里，黑茶山。飛機從西安出發本該一路向北，結果不知道為什么偏向了東北，越過延安，越過黃河，鉆進了山西腹地。

4月8日下午，黑茶山一帶正在下雨夾雪，云霧貼著山坡走，能見度幾乎為零。飛機以正常飛行速度撞上了山側的巨石，撞山之后才起火爆炸。

興縣的區委書記第二天帶著民兵上山，發現了燒焦的飛機殘骸，以及散落在山坡兩側的遇難者遺體。葉挺、王若飛、博古、鄧發四人的遺體距殘骸較遠，像是被沖擊力拋了出去。

最慘的是葉挺的妻子李秀文，遺體碎成數塊。幼子葉阿九掛在一根樹枝上，勉強保持了完整。

現場還找到了博古的眼鏡、鄧發口袋里的一支小手槍、王若飛上衣口袋里他小兒子的照片，以及散亂的文件殘片。

調查人員后來從殘骸中辨認出憲法草案的修改要點，和職工運動的工作記錄碎片。

這些東西，是他們用生命帶回來的最后一點。

意外還是謀害？一個爭了七十年的問題

飛機殘骸還在，但真相沒有那么清晰。

晉綏公安總局的顧逸之奉命到現場主持調查，他是中共方面最早接觸事發現場的人之一。他向中央提交的書面報告，是目前可查閱到的最直接的一手記錄。報告里有四個疑點。

第一，飛行方向偏了，偏得很奇怪。從西安到延安應該一路向北，但這架飛機在到達延安附近后，突然轉向東北，越過黃河，飛進了山西。沒有人能解釋這個轉向是怎么發生的。

第二，飛行高度出了問題。C-47的正常飛行高度是6000米，而黑茶山的山峰高度只有2000多米。一個有3000小時經驗的資深飛行員，飛著一架工況正常的飛機，為什么會在這個高度撞山？

第三，現場沒有找到任何人為爆炸的痕跡。飛機是先撞山、后爆炸，而不是在空中解體，這排除了炸彈的可能。

第四，如果再飛高一點，根本不會撞山。

報告的結論是：云霧濃重、低空飛行、儀表可能出現誤差，三者疊加，導致了這場事故。顧逸之沒有找到人為破壞的物證，但他的報告里，那幾個疑點一直懸在那里，沒有被正式解開過。

關于"蓄意謀害"的說法，在之后的幾十年里反復出現。

1951年，周恩來在接見葉挺的兒子葉正大時，明確表示相信飛機是有人做了手腳，并指出：延安當時只下著小雨，飛機明明已經到達延安上空，接機的人都聽到了轟鳴聲，為什么一轉眼就飛去了黑茶山？

這個判斷，周恩來到去世都沒有改變。但判斷不等于證據。

2003年，期刊《檔案時空》發表了一篇文章，稱軍統中美合作所特工隊長杜吉堂在臨終前承認，自己策劃了這次空難，具體手段是在西安經停期間，將磁鐵放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背面，干擾儀器讀數。文章發出后引發廣泛關注，轉載極多。

但這篇文章隨后被當事人后代逐條駁倒。

博古之子秦鐵、葉挺之子葉正大、王若飛之子王興、鄧發之子鄧北生，四家后代各自去查這篇報道的原始出處，結論一致——根本找不到"杜吉堂"這個人。

秦鐵指出兩個關鍵漏洞：其一，博古等人離開重慶是公開的，國民黨官員還到機場送行，所謂特務秘密刺探情報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其二，這架飛機的飛行員是美國人，國民黨特務不可能有膽量同時殺死美國軍官。

七十多年過去，這場空難的真正原因，依然沒有定論。

氣象惡劣、儀表失靈、飛行迷向，這三點是有跡可查的事實。

至于背后是否有人推了一把，目前沒有檔案支撐，也沒有可核查的證人。

有些歷史問題，就是這樣懸在那里。

延安的雨，重慶的淚

消息傳開是在4月11日之后，各方的反應幾乎同時啟動。

延安這邊，4月1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26人的治喪委員會，名單拉出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德懷、賀龍、習仲勛……全是當時中共最核心的一批人。邊區參議會宣布休會一日，全邊區降半旗三天，停止娛樂活動整整一個月。

4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標題是《痛悼死者》，整版刊登了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的傳略。

重慶那邊，同一天，各報紛紛刊登新華社電訊。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五人聯署，發出正式訃告，向社會公開報告了這次空難的情況。中共代表團駐地一時間車水馬龍，前來吊唁的有孫科、張群、邵力子、于右任、郭沫若等數百人，國共雙方人士都來了。

遺體從興縣出發，經嵐縣機場中轉，向延安運送。沿途民眾聽到消息，自發聚集在道路兩旁，靈柩過處，有人跪伏，有人扶棺，有人放聲痛哭。

4月17日，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在嵐縣機場舉行公祭。

4月18日傍晚，飛機載著遺體降落延安。當夜，中共委員們輪流守靈，一整夜沒有散。

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發表悼詞，只有八個字："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朱德的題詞是："為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而犧牲。"

周恩來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四八"烈士永垂不朽》。文章發出之前，他已經獨自哭過一次，這在所有人的記憶里都是極罕見的事。

4月19日，延安城郊王家坪，3萬余名干部和群眾聚集在機場旁的空地上，舉行公祭大會。同一天，重慶青年館，各界追悼大會也在上午9時準時開始，由李公樸主持，張瀾主祭，孫科、周恩來、邵力子先后致悼詞，最后由董必武致答詞。大會結束時，場內外已經哭聲一片。

4月30日，宋慶齡、黃炎培、柳亞子、馬寅初、陶行知、許廣平、葉圣陶、夏衍等人在上海玉佛寺發起追悼大會，上海各界參與。解放區各地也陸續開展紀念活動，從北到南，綿延了整整一個月。

這場空難打斷了太多事。

憲法草案的分歧沒有匯報成，整軍方案還懸在半空，職工運動的國際方案壓在了黑茶山的灰燼里，畢加索那幅油畫也永遠到不了毛澤東手里。中共中央只能臨時調整安排，從殘骸里辨認出的幾張文件碎片，成了繼續推進工作的最后參考。

烈士陵園先建在延安東關機場旁，1957年遷至王家坪，1970年再遷至李家村。六層石階，二十七塊墓碑，最上一排：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

葉挺的長子葉正大，后來做了一個決定——去蘇聯學造飛機。

1949年，他進入莫斯科航空學院飛機制造系，讀了整整五年。他要搞清楚，那架飛機到底為什么掉下來。

1992年，陵園里立起一座紀念塔。塔身上沒有任何多余的文字。

有些問題，沉默比答案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