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做“反黑”的被訪者也經歷了類似的愣神。“任務量大到她根本來不及看接到組里任務要舉報的這個帖子具體寫的是什么。當她‘像流水線上愣神的人一樣喘了口氣,看了一眼手里的零件’,突然產生自我懷疑,她覺得這個帖子其實并沒什么太大的問題。”
從寫作到出版的數年間,書中采訪的部分粉絲經歷了偶像的更迭。唐樂水注意到,幾位互不相識的受訪者,在接下來的幾年會不約而同地在同一個階段粉上同一個新明星。“以喜歡嗑CP的CP粉為例,我們發現,娛樂圈提供給大家的營養代餐就那么幾種。嗑的對象是誰其實沒那么重要,嗑這個動作本身很重要。”唐樂水說,“這也是這本書所強調的:關注故事里‘粉’的動作,比關注‘粉的是誰’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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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偶像經濟的結構性變革,可以說是娛樂工業的一種升級。主要表現為從作品中心到人設中心的變化。這里關鍵的轉變是偶像的價值不完全依靠作品質量,更取決于粉絲為他創造的“流量數據”,粉絲成為偶像的共創者,平臺和經紀公司出售的不僅是偶像,更是一種“造物權”。在飯圈文化中,爭奪偶像人設塑造、維持的權力表現得非常典型。
還有一個層面是青年群體社會心理的作用力。一方面,當傳統的集體主義敘事式微,個體在獲得自由的同時也陷入原子般的孤立。飯圈通過嚴密的組織、統一的行動、共同的“愛人”和“假想敵”,構建了一個高度同頻的情感共同體。承擔集體任務,不是負擔,而是對抗孤獨、獲得身份認同的捷徑。另一方面,年輕人對現實生活的掌控感有限,而在飯圈中,規則是明確的、努力是可見的、反饋是及時的,這種通過“任務”獲得的確定性和成就感,是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現實生活的一種心理代償。
總的來說,平臺技術將情感量化,創造了動員的工具和場景;偶像工業將偶像價值與粉絲勞動捆縛,創造了動員的邏輯和動力;青年社會心理將個體孤獨、意義追尋投射到集體行動中,創造了動員的心理基礎。
從“私人情感”到“集體任務”轉變的實質是情感被組織化、關系被生產化,個體在其中既是主動的參與者,也是被結構化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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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既是“主動參與者”,也是結構中的“被剝削者”。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粉絲的數字勞動、情感勞動、消費勞動、聲譽勞動被無償整合進了流量—資本的變現鏈條中,她們是價值的生產者,卻不是價值的利益者和分配者。但是,你問粉絲的話,她們的主觀體驗一定不是被強迫的、被剝削的。
從青年文化研究視角來看,粉絲在數字勞動中獲得了社群認同感、自我價值感、集體歸屬感、生命成長感等情感回報,在她們的價值體系中足以抵消付出的時間和精力。
悖論的統一恰恰是被剝削者以主動參與的形式實現的。粉絲不是在被迫勞動,而是在“為自己的意義而勞動”——而她們勞動所創造的物質利益,最終被資本所占有,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這一過程中所生成的情感和意義價值是屬于她們的。
所以,她們如何理解自身與資本和產業的關系比較復雜,主要有這幾種:一是情感本體,只認同自己在為愛發電,不管資本不資本;二是工具人,知道在被利用,但認為這是“唯一可走的路”;三是反抗敘事,認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對抗資本;四是意義追尋,感到被需要就夠了。大多數粉絲的認知是混合型的,而且會隨著情境變化而調整,不斷地在復雜的情感與利益交織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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