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世華 | 五代吳越國時期寧海史料輯錄

五代吳越國時期寧海史料輯錄

文|鄭世華

編者按：

因歷史諸多原因，臺州及寧海南宋之前的史志資料嚴重缺失，諸多史實陷于斷線狀態，相關事件的來龍去脈難以完整考證與串聯，故而挖掘湮沒的史志材料，是史志研究工作者的首要任務之一。自安史之亂起，至唐末、五代吳越國時期，寧海處于吳越國相對安定的歷史背景下，縣域從唐末到北宋的諸般演變，成為寧海歷史發展時間軸上的重要連接點。厘清三門灣航幫歷史與水車港頭、西岙村史的關聯，可解決當下諸多存疑的歷史問題。本文擬梳理此段歷史的零散史料，結合南宋《嘉定赤城志》、清《光緒寧海縣志》等現有史志資料，盡可能整合歷史碎片，充實史料、還原史實。因史料所限，尚待后續不斷完善校正。

一、大事記

907年（后梁開平元年），唐朝滅亡，錢镠受封吳越王，定都杭州，臺州全境歸附吳越，寧海正式納入吳越版圖，行政建制沿襲唐制，隸屬臺州，縣治仍設于廣度里。吳越推行保境安民、勸課農桑國策，寧海沿海灘涂與山地農田逐步恢復耕作，地方秩序趨于穩定。

909—912年（后梁開平至乾化年間），錢镠為充實國庫，下令增征兩浙州縣田賦。寧海地瘠民貧，縣令陳長官冒死上書直諫，痛陳“寧邑土瘠收薄，難以加賦”，觸怒錢镠被下獄。

929年（后唐天成四年），吳越加強浙東海防與水利治理，在寧海沿海（今越溪、力洋一帶）修筑海塘、設置堰閘，抵御海潮侵襲、改良鹽堿地，擴大農耕面積；海塘修筑效仿錢塘捍海石塘工藝，以竹籠裝石固堤。朝廷設都水營田司、撩淺軍，疏浚寧海內河與港灣，保障灌溉與航運，推動農業與漁業發展。

947年（后漢天福十二年），錢镠之孫錢弘俶出任臺州刺史，巡視轄內寧海，核查戶籍、田賦與吏治，整頓地方稅政，嚴禁“先征后量”等苛政，安撫百姓、穩定浙東民心。錢弘俶重視寧海海防，增設海游（今屬三門）等隘口戍守，防范海盜、保障沿海安全。

948年（后漢乾祐元年），除夕，吳越發生宮廷政變，錢弘俶被擁立為吳越王，隨即推行寬刑薄賦、體恤民力政策，寧海延續輕稅之制，民生持續改善。

950—970年（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在位中期），寧海文教漸興，民間興辦私塾、傳承儒學；道教、佛教延續發展，瑞相院等寺院香火漸盛，地方文脈逐步積淀。吳越鼓勵海外貿易，寧海三門灣港頭、東洲、西洲等港口，成為明州（寧波）至臺州的海上交通節點，寧海參與吳越與日本、朝鮮半島的民間商貿往來，漁鹽之利惠及百姓。

978年（北宋太平興國三年），五月，吳越王錢弘俶納土歸宋，獻兩浙十三州一軍版圖于宋廷，寧海和平歸附北宋，仍隸屬臺州，未遭兵燹、百姓安居樂業。吳越國亡，寧海結束七十一年吳越治理時期，行政建制、賦稅制度平穩過渡，陳長官為寧海減免賦稅的事跡流傳后世。

二、建置沿革與自然環境

寧海境域因唐神龍元年（705）析東北部置象山縣而定型，吳越國時期（907-978年），寧海隸臺州德化軍，境域承唐末建制，入宋后未作更改，隸兩浙東路臺州。其核心范圍可據《嘉定赤城志》《光緒寧海縣志》及地緣關系考定。

（注：德化軍為唐末至五代吳越國時期臺州的軍鎮名稱（節度使轄區），軍政合一，治所在臨海，管轄臺州全境。唐光啟三年（887年），朝廷將臺州升為德化軍，設德化軍節度使，軍號“德化”取以德教化之意，由唐昭宗賜名，首任節度使為杜雄。乾寧四年（897年），錢镠攻占臺州，德化軍并入吳越國。北宋統一后，德化軍撤銷，恢復臺州建制。）

（一）四至邊界

北接奉化，以剡界嶺頂石為界，距縣城九里二分；南鄰臨海，以寧和嶺、仙巖洞為界，寧和嶺西南距縣城一百四十里，仙巖洞南距縣城一百里；東瀕東海，轄三門灣及象山南田三島，海岸線北起象山港南側，南至三門灣北岸，綿延六十余里（據《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校正）；西連天臺，以天臺山脈余脈為天然分界，清溪、白溪等溪流發源于此，構成與天臺的水文邊界。

（二）核心境域

涵蓋今寧海縣全域，及今三門縣大部（含海游、亭旁、健跳等地）、象山縣南田三島，縣域東西跨度約百里，南北縱深約一百四十里，整體呈“依山帶海、溪港縱橫”的格局，與《寧海縣賦》“控直港于稽鄞，引大洋于溫福”的記載相符。

（三）重要地標

縣治設于廣度里（今寧海城關），城內有靈廣河（又名玉帶河）環繞；主要港灣為三門灣、黃墩港，三門灣為漁鹽與航幫核心活動區域，黃墩港為內河通海要道；核心山脈為蓋蒼山（茶山）、梁王山等；溪流以白溪為最大，貫穿縣域南北。

（四）地貌格局

屬沿海低山丘陵地貌，“七山二水一分田”特征顯著。西部、西南部為天臺山脈余脈，山嶺重疊，多危峻難登之峰（如戰坑嶺南距縣城百里，可俯視大海）；東部為低丘與沖積平原，分布于白溪、大溪等溪流沿岸及沿海港灣周邊；沿海多港灣、灘涂，三門灣內多淤泥海灘與粉砂泥灘，為漁鹽生產提供天然條件。

（五）土壤類型

據土壤演化連續性及古文獻記載推斷，主要分為三類：一是紅壤，分布于海拔五百米以下低山丘陵，占比最廣，呈酸性、肥力較低；二是水稻土，分布于河谷平原與沿海平原，為水耕熟化而成，是主要耕作土壤；三是濱海鹽土，分布于沿海灘涂，經脫鹽后可墾為農田，但易受海潮侵蝕形成“涂咸田”，畝產極低。另有無灌溉水源的城北平原“高田”、溪流沿岸肥力流失的“沙瘦田”，均為貧瘠土壤，與陳長官“依山臨海土膏微”的描述相契合。

（六）氣候特征

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據《嘉定赤城志》“歲多風雨，夏有臺潦”及吳越國水利建設記載推斷：常年以東南風為主，四季分明、溫暖濕潤；年平均氣溫約十五至十六攝氏度，無霜期約二百二十至二百三十天，能滿足水稻一年一熟或兩年三熟的種植需求；年降水量約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毫米，降水集中于夏季，易引發山洪與臺風災害（錢镠時期曾調撥軍儲賑濟臺州大水，寧海為受災區之一）；春冬兩季相對干燥，偶有春旱，需依賴水利設施灌溉。

（七）溪流體系

境內溪流眾多，流域面積較大者有白溪、大溪、鳧溪、清溪、中堡溪等，均自西向東注入東海或三門灣。白溪為最大溪流，發源于天臺華頂山，“東北流入十里，會大溪，由雙港渡東流入海”，是縣域農業灌溉與居民用水的主要來源；大溪、鳧溪等溪流沿岸形成小型河谷平原，為主要耕作區。

（八）水利遺存

吳越國時期重視水利建設，寧海境內已建有白溪堰壩等灌溉工程（后經循吏修繕），用于改善沙瘦田、高田的灌溉條件。后周顯德三年（956年），縣令祖孝杰開鑿祖公河，并疏浚南北河道。

（九）植被與動物

西部山區森林覆蓋率較高，以松木、樟木等原生林木為主，為造船、竹木加工提供原料；東部平原以農作物與經濟作物為主，種植水稻、小麥、粟及茶葉、麻、桑等。野生動物屬東洋界動物區系，沿海多魚類、貝類，內陸山區有鹿、兔、鳥類等，成為當地漁獵補充生計的重要資源。

（十）礦產資源

據《光緒寧海縣志》“東溪……出鐵砂，冶者陶煉成之”記載，境內有少量鐵砂資源，可供小規模冶鐵；沿海多凝灰巖、花崗巖等建筑用石料，為房屋與碼頭建設提供原料；境內無大型金屬或能源礦產，資源相對貧乏。

吳越國時期寧海自然環境的核心特征為“依山帶海、土瘠水豐”：山地丘陵占比高，可耕土地少且貧瘠，農田畝產僅二三斗；氣候濕潤、降水充沛，但夏季多臺風、暴雨災害；溪流與港灣眾多，漁鹽資源豐富，成為彌補農業不足的重要生計依托。這一環境格局直接塑造了當時“農漁鹽并舉、勉力營生”的民生狀態，也是陳長官死諫免賦的核心自然背景。

三、吳越國時期寧海政治經濟軍事民生概況

五代吳越國（907—978年），錢氏三代五王奉行保境安民、輕徭薄賦、興修水利的國策，寧海遠離中原戰亂，社會安定、民生漸復，留下賦稅抗爭、名臣歸隱、和平歸宋等關鍵史跡。978年錢弘俶納土歸宋，寧海和平入宋，制度、人口、經濟平穩過渡，吳越時期奠定的輕賦傳統、水利基礎、人文風氣，深刻影響宋代以后寧海的發展。

（一）政治概況

1. 行政歸屬：寧海隸屬臺州，縣治設于廣度里（今寧海縣城），為臺州東北門戶縣。吳越國奉中原正朔、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寧海長期無戰亂，行政秩序穩定。

2. 地方治理：沿用唐制，設縣令、縣尉、主簿，基層實行鄉里制。縣令為一縣之長，主簿佐理農桑、賦稅、水利相關文書，縣尉掌治安捕盜；州置營田司，縣無獨立營田司機構，其職能由主簿兼領。此時期寧海吏治相對清明，地方治理以輕徭薄賦、重視水利為核心導向。

3. 歷任縣令（可考）：陳長官（名失考），錢镠時期（907—932年）任寧海縣令，以死爭免寧海增賦，使寧海賦稅永輕；祖孝杰，錢弘俶時期（948—978年）任寧海縣令，后周顯德三年（956年）主持開鑿祖公河。其余縣令名諱多散佚，僅南宋《嘉定赤城志》《光緒寧海縣志》有零星記載。

（二）經濟概況

1. 農業：以稻、麥、茶、桑、竹木種植為主，推行山區墾荒、沿海圍涂造田。水利建設方面，祖公河、塘堰、海塘并舉，兼顧灌溉與防洪。賦稅方面，田賦較輕，但身丁錢（人頭稅）沉重，每年三百六十文每人，民間因此出現溺嬰、避冠等現象。

2. 漁鹽與手工業：沿海以漁業、制鹽為支柱產業，鹽場、漁市貿易活躍。手工業以紡織、造船、制瓷、竹木器制造為主，工藝發達，為沿海貿易提供充足商品。

3. 商業與航運：依托黃墩港、三門灣，參與明州—臺州—溫州沿海民間航運，寧海商人涉足與日本、高麗、東南亞等地的海上貿易。境內未設官方博易務，海外貿易以民間私商為主（詳見《三門灣唐宋海絲之路簡史》）。

（三）軍事概況

吳越國不設禁軍，軍隊以鄉兵、州兵、戍卒為主，寧海僅駐少量海防與治安兵力，作為浙東海防前哨，承擔防御海盜、監控沿海航道的職責。境內無大規模戰事，軍事開支主要用于海防、治安及水利戍守。吳越常備軍約十一萬五千人，形成“五戶養一兵”的民力負擔。

（四）賦役與民生概況

相較于中原戰亂地區，寧海民生安定、溫飽可保，堪稱“亂世中的樂土”。吳越國重農桑、興水利，寧海推行營田之策，由主簿掌墾田、賦稅稽核與水利養護事宜。經陳長官力諫后，寧海苗米稅則獨輕，為一邑永利；宋初因循吳越舊制，未更改寧海賦稅，民生得以持續安定。水利條件改善、賦稅相對較輕，農業與漁鹽經濟成為支撐民生的核心。

寧海民生主要痛點有三：一是身丁錢苛重，引發溺嬰、避冠等社會問題；二是沿海潮患、山洪頻發，水利工程建設與維護壓力巨大；三是山區交通閉塞，內河航運不暢，祖公河通航計劃最終失敗。

（五）社會文化與風俗

1. 教育與文風：吳越國崇尚儒學，寧海民間私塾、鄉學漸興，文風初起；北方士族為避戰亂遷入寧海，帶來中原文化，奠定當地人文發展根基。

2. 宗教信仰：吳越素有“東南佛國”之稱，境內佛教興盛，寺院、佛塔陸續修建，禪宗、天臺宗廣為流行；道教延續發展，海神、山神、地方神祇等民間信仰多元并存。

3. 民俗風俗：婚俗方面，十里紅妝雛形形成，嫁妝豐厚、迎親儀式隆重；歲時節日方面，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節慶習俗與今相近，打年糕、包粽子、賽龍舟等民俗已廣泛流行；祭祀方面，為紀念為民請命的陳長官，當地建有陳長官祠（長官祠），成為地方重要祭祀場所。

四、吳越國時期寧海標志性事件史料概述

（一）陳長官諫賦

陳長官，名佚，五代吳越武肅王錢镠在位時（907—932年）任寧海縣令，百姓尊稱為“長官”，其籍貫考定大概率屬臺州區域。陳長官以死抗爭錢镠增賦之令，終使錢镠收回成命，保全寧海賦稅獨輕，成為兩浙稅輕之縣。百姓感其恩德，建陳長官祠、遺惠祠祭祀，《寧海縣志》載“今縣苗米獨輕，皆其力也”，陳長官亦成為寧海千年廉吏典范。

1. 時代背景（909—912年）：吳越國為擴軍、筑城、興宮室，設苛捐雜稅達五十七種，兩浙百姓不堪重負。寧海依山帶海、土瘠收薄，且多旱、多咸潮災害，民生尤為艱難。

2. 抗爭經過：①拒阿諛、抗加賦：錢镠遣毛、羊二欽差赴寧海督征增賦，各地官吏多以重斂逢迎，唯陳長官體恤民情，堅拒加賦；②上書明志：陳長官上奏疏直言“寧邑依山帶海，土瘠收薄，難以增科”，條陳利害、言辭剴切，并立誓“可使一身被殺戮，毋令百姓苦萬世”；③智證地瘠：遣人采集蚯蚓糞土送檢，以土質貧瘠之實，力證寧海不宜增賦；④遭讒入獄：二欽差索賄未遂，密告陳長官虛報民情，錢镠大怒，將其逮系杭州獄中；⑤獄中題詩：在獄中作《下獄自作詩》“按則增科不自由，未曾舉筆淚先流。高田沙瘦常憂旱，沿海涂咸少有秋。要使繭絲殫地力，愿將骨肉伴枷頭。一時種了黃連籽，萬代令人苦不休。”；⑥以死殉民：陳長官在獄中不屈遇害（一說磔殺），錢镠后知其忠，最終免除寧海增賦，稅額永守舊制，史志載“今縣苗米獨輕，皆其力也”。

3. 歷代紀念概況：

①墓葬：縣城西門社稷壇西建有陳長官墓，墓額鐫“履畝銘恩”，墓前石坊刻“陳父神道”，百姓于春秋兩季前往致祭；民間傳其名“謐”，無確切史料佐證。

②祠祀與規制：宋乾道年間，當地在硤石廟附祀陳長官；元代建學宮，將其納入祭祀體系；明代在縣學西側建遺惠祠（長官祠），后移建至妙相寺前；大米巷、城北梅林、西店、硤石（嶺下）等地均立有陳長官專祠。歷代新縣令到任，必先謁祠頂禮膜拜，形同就職宣誓。

③地名遺存：城內曾設遺惠橋、遺惠學堂，以銘記陳長官恩德；相關建筑與命名于“文革”前后被毀、取消，今寧海有怡惠路、怡惠社區，亦為紀念陳長官而來。

④楹聯口碑：遺惠祠有聯“一朝我命為民命，千古新官拜舊官”；民間流傳頌語“千秋新官拜舊官，萬代百姓祭恩祖”。

⑤文獻記載：宋吳子良《寧海縣尹題名記》、明方孝孺《良吏篇》、明崇禎《寧海縣志·名宦志》、清《十國春秋·吳越》、清《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浙江歷史名人辭典》均有記載，核心記載為“長官以死爭，得免。百姓感德，為建陳長官墓”。

4. 歷史意義：

①民本精神標桿：以生命踐行“民為貴”思想，為古代縣令抗命保民的經典案例；

②吳越治縣典范：完美踐行吳越“保境安民”國策，是地方官吏守土護民的極致體現；③寧海精神源頭：與鄭??諫歸宋并稱寧海兩大忠義史跡，鑄就寧海“尚風概、厲名節、重民生”的文化文脈；④廉政文化符號：成為千年清官楷模，是寧海廉政教育的核心素材；⑤地域精神發軔：“臺州式硬氣”的文化源頭，最早可追溯至陳長官死諫護民之舉；⑥歷史定論：寧海素有“讀書種子方正學，為民良吏陳長官”之譽，陳長官被列為寧海第一良吏。

（二）三門灣航幫的興起與歸宿

三門灣航幫以寧海東岙周氏、水車鄭氏、陳氏為核心，是唐末至北宋時期中日民間海上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主力，為中國民間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填補了當時官方外交的空白，成為東南海絲文化的重要節點。

1. 時代背景

①政治與外交變局：唐乾寧元年（894年）日本廢止遣唐使，官方朝貢貿易中斷，民間航幫成為中日交往的核心力量；中原戰亂頻仍，吳越國（907—978年）推行保境安民、鼓勵海外貿易政策，設博易務，兩浙成為東南沿海貿易中心；傳統北路海上航線（經朝鮮）受阻，江浙直航日本的南路航線崛起，三門灣成為關鍵航運樞紐。

②地理與區位優勢：三門灣為天然半封閉良港，旗門港、白嶠港及水東（水車）港頭鎮避風條件優良，是浙東最早開展對日通航的碼頭之一；三門灣背靠寧海、臺州，物產豐饒（絲綢、陶瓷、茶葉、石材），面向東海，季風與洋流條件利于遠洋航行。

③經濟與技術基礎：吳越國輕徭薄賦、興修水利，沿海農業、手工業（越窯青瓷、絲綢）繁榮，商品外銷需求旺盛；造船與航海技術成熟，平衡舵、水羅盤、舭龍骨已應用于造船，中小尖底木帆船具備跨洋航行能力。

2. 發展歷史

①崛起期（唐末—北宋初）：寧海東岙周氏（周文德、周文裔、周良史）、水東（水車）鄭氏（鄭仁德）、陳氏（陳仁爽）等逐步形成航幫勢力；航線為三門灣至日本博多、值嘉島，單程約一周，可隔年或當年返航，后期航線拓展至福建及東南亞地區；僅北宋初，三門灣航幫就往返日本七十余次，成為中日民間海上貿易的主力。

②鼎盛期（北宋前期）：周良史成為北宋官方指定航幫綱首，航幫船隊規模、航海技術、往返頻次均達頂峰；貿易與宗教、外交并行，既開展商品貿易，又接送日僧、傳遞經籍與官方文書；宋太平興國六年至九年（983—986年），航幫護送日僧奝然、成算入宋求法，后又攜《大藏經》與旃檀佛像隨航幫返日。

③衰落期（北宋中后期）：明州（寧波）成為官方對日貿易中心，三門灣民間航幫逐漸被邊緣化；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年），周氏家族分遷，三門灣航幫解體，中日直航貿易基本停止；明清時期，因海禁政策與倭寇侵擾，三門灣港口衰敗，航幫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3. 主要成就

①貿易成就：出口絲綢、越窯青瓷、茶葉、石材、書籍等商品，輸入砂金、硫磺、香料、日本漆器、刀劍等物資；構建起民間海絲南路，成為明州—福州間重要航運中轉，帶動浙東沿海經濟發展。

②文化與宗教交流：推動天臺宗東傳，航幫護送日僧往返天臺山，《往生要集》等典籍經三門灣傳入日本，助力日本天臺宗發展；造船、航海、陶瓷、紡織等技術隨航幫東傳，影響日本手工業與航海業發展；海外貿易帶來的經濟條件與文化氛圍，促成周弁（周良史之子）成為寧海首位進士；鄭氏、陳氏航幫后期轉入福建清皎碼頭，開拓東南亞貿易市場；航幫發展為寧海西洲（西岙）后裔奠定經濟、文化基礎，南宋定都臨安后，西洲以鄭、陳、周、王為代表的家族人才輩出，涌現出工部尚書鄭發、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鄭霖、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等官員。

③航海技術突破：周良史率先將平衡舵、水羅盤、舭龍骨應用于民間造船，民間造船技術領先官方；探索形成成熟的季風航行法，可精準把握航線與航期，大幅提升跨洋航行的安全性。

4. 歷史意義

①填補官方空白，延續中日交往：遣唐使制度廢止后，三門灣航幫獨撐中日民間交流近二百年，避免了中日文化與貿易的斷層；為北宋官方恢復對日交往奠定民間基礎，是海上絲綢之路南路的重要開拓者。

②推動區域發展，塑造寧海文脈：帶動三門灣港口、造船、商貿、手工業繁榮，形成沿海經濟帶；孕育周氏、鄭氏等航海世家，留下豐富的航海文化遺產；廉吏精神（陳長官）與航海家精神交融，形成寧海山海并重、開放包容的地域性格。

③海絲遺產價值：是中國民間海外貿易的典型樣本，印證了民間力量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推動者；宋史、日本成算日記、寧海宗譜等中日史料可相互佐證，豐富了海絲文化的歷史實證；為當代海洋文化建設、港口經濟發展、對外交流合作提供歷史借鑒與文化資源。

5. 寧海航幫海絲文化現有遺存

寧海航幫歷史遺跡主要有：港頭壽寧寺、水車鄭家花園、越溪巡檢司城、東岙旗門古港、周氏祠堂舊址、滿山島碼頭遺址、岔路宋窯遺址、水車響靈山窯遺址、茶院平窯遺址、梅林塔珠嶺窯遺址、強蛟浦江下埠碼頭遺址等。其中，滿山島碼頭是海上絲綢之路三門灣段的主要海關，為出海水道的關鍵節點，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營寨舊址；鄭仁德接送日僧、運送《大藏經》與釋迦仿真佛像，周文裔等航船進出三門灣，均需經過滿山島這一海關兼中轉碼頭，島上現存“東京從此去”石碑。

（三）吳越國時期寧海祖公河與兩灣運河工程

寧海縣域地理區位獨特，東北毗鄰黃墩港（屬象山港），東南接壤三門灣，兩灣直線距離僅約二十五公里。吳越國長期奉行興水利、通商貿、保境安民的治國方略，高度重視沿海航運與海上貿易發展，其中黃墩港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三門灣是浙南核心出海口，兩灣運河的規劃，正是依托這一地理與戰略優勢提出的水運布局。

1. 祖公河工程

后周顯德三年（956年），吳越國錢弘俶執政時期，寧海縣令祖孝杰主導實施重要水利航運工程，征調民丁六萬，主持開鑿人工河道，并疏浚古運河（即今顏公河前身）。該渠總長約十五里，工程初衷為“引舟入渠，以通百貨”，旨在打通水路、便利商貿運輸。

祖公河以寧海縣城（廣度里）為起點，經回浦上流（六里，途經慈殿西、洞山橋東）接入淮河古河道，再沿淮河下流（九里，途經半洋東、下陳西、眠牛山），最終匯入黃墩港（象山港海域），形成北連海港的固定水道。受地勢條件限制，開鑿后的河道渠底高程低于寧海縣城，水流難以穩定滿足通航條件；雖修筑堰閘調節水位，但堰閘屢次被山洪沖毀，通航功能始終未能實現。此后該河道被保留，功能轉為農田灌溉，后世為紀念祖孝杰的開鑿之功，將其命名為祖公河。

祖公河是寧海歷史上最早的大型人工運河，是吳越國水利興修與商貿發展戰略在地方的具體實踐，時至今日，仍是顏公河的重要組成部分，持續發揮水利灌溉作用。

2. 兩灣運河工程

與祖公河工程同期，寧海還規劃了兩灣運河工程，該方案以建成的祖公河為北段，向南延伸河道，意圖連通黃墩港與三門灣，打造貫穿縣域南北的水運大動脈。

整體規劃路線以黃墩港（象山港）為北端起點，經祖公河、淮河接入縣城水網，向南延伸規劃河道，連通桃源河、玉帶河等內河，最終直達三門灣海域，形成完整的兩灣連通水道。航運層面，可實現縣內舟船北入黃墩港、南出三門灣的全域通航；水利層面，兼具防洪、灌溉、排澇的綜合功能。但因南北地形落差懸殊、中部丘陵地形阻隔、工程體量過大，加之吳越國國力有限，河道無法實現自流通航，最終僅停留在規劃階段，未正式動工。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吳越國納土歸宋，該項水利航運規劃隨之終止，今桃源河最南端（原供銷大樓，今桃源南路）仍留存有相關規劃遺跡。

3. 工程規劃思路與歷史局限

兩灣運河（祖公河延伸方案）以祖公河+淮河+桃源河+玉帶河為骨干河道，采取疏浚、連通、延伸的建設思路，構建縣域水網體系；規劃路線自縣城出發，經祖公河、淮河入黃墩港，向南延伸水道直抵三門灣，實現縣域內部水網貫通、南北兩灣航運直達，輻射大溪、鳧溪、白溪等流域，致力打造浙東沿海重要航運樞紐。

該工程未能落地，存在多重歷史局限：吳越國后期發展重心聚焦于杭州、明州（今寧波），寧海并非國家核心港口區域，工程獲得的資源與支持力度不足；加之地形、國力等客觀條件限制，規劃最終未能實施。但兩灣運河規劃充分體現了吳越國對浙東沿海航運布局的前瞻性戰略眼光，為后世寧海地區水利建設、交通規劃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考與思路借鑒。

（四）參與勸諫錢弘俶納土歸宋的臺州諫臣

1. 時代背景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錢弘俶赴汴京朝見宋太宗，被宋廷挽留無法南歸。臺州籍寧海官員聯名上疏錢弘俶，力主納土歸宋，與朝中重臣崔仁冀等人形成主和安民派，反復陳說“抗宋必亡、納土安民”的道理。最終錢弘俶下定決心，于五月初一上表納土，吳越和平歸宋，兩浙實現不流血統一。

2. 核心諫言論點

①天下一統為大勢所趨，吳越國力無力與北宋抗衡，不可因一姓江山，令兩浙百姓遭受戰火；②恪守錢镠“善事中國”遺訓，納土歸宋可保全吳越宗族、官吏與百姓，為上策；③南唐已亡，吳越孤懸東南，無外援可依，抗宋必敗；④民命為重，不可因君主一姓之私，使兩浙百姓遭兵燹之禍；⑤納土歸宋為全身之策，可保宗族存續、官吏安身、百姓安居。

3. 參與人員簡介

①鄭睿：寧海人，又稱鄭左史，為寧海籍核心諫臣，以文名著稱，被吳越錢王辟為都官員外郎；與葉預、葉景泰、張質、王尚書等人共同勸諫錢弘俶納土歸宋，使浙東免于兵革；入宋后事跡無考，記載于《光緒寧海縣志·人物志》，墓葬于寧海縣南大坑。

②葉景泰：寧海人，官至吳越國太傅、御史大夫，墓葬于寧海縣東三十里梅枝。

③葉預：寧海人，官至吳越國尚書，為寧海士族、朝中重臣；《南宋嘉定赤城志》載其“忤旨歸”后，歸隱寧海小梅枝村，攜侄筑室隱居，舍宅建瑞相院，成為寧海葉氏始祖，寧海東路多其裔孫；史料中“因朱溫篡唐隱居東蒼”的記載，與方志抵牾，當屬附會，墓葬于寧海縣東北八十里東蒼。

④張質：臨海人，官至吳越國光祿大夫，參與勸諫納土歸宋后，因忤旨歸里，營甲第于遂仁鄉，舍田于楞伽寺，相關碑刻尚存（《臨海志》）；后避禍隱居寧海深甽清潭，定居繁衍，寧海深甽一帶多張質后裔，其為當地望族先祖；家譜所載“宋太宗敕封光祿大夫”，與方志抵牾，當屬附會，墓葬于寧海縣西北五十里硤石。

⑤王尚書：名諱失考，墓葬于寧海縣東北五十里瀝洋嶺。

⑥于履：臺州太平縣（今溫嶺）人，又載為吳越國諫官/郎官，是納土歸宋關鍵參與者；與寧海鄭??、葉預齊名，合稱“臺寧三賢”，以直言敢諫、識時務著稱，與寧海同僚同主“保民、順時、納土”之議。

4. 歷史意義

①直接推動吳越和平歸宋，使兩浙地區避免戰亂，民生、經濟、文化得以保全；②是寧海及臺州士人識大體、重民生、顧大局的集中體現；③與“陳長官抗賦”同為寧海吳越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忠義史事；④是吳越國“保境安民、和平統一”精神在地方的具體踐行，共同構成吳越納土歸宋的重要地方記憶；⑤相關史實在《宋史》《吳越備史》《寧海縣志》《赤城會通記》《臺州府志》中均有記載。

五、《太平年》劇中的藝術虛構與寧海史實辨析

電視劇《太平年》以吳越國為背景，將寧海設為重要劇情舞臺，其中多處情節與寧海史實不符，屬藝術虛構，現逐一辨析如下：

1. 劇中稱寧海縣設章安港，錢弘俶在此設博易務、與孫太真大婚。史實：章安港位于今臺州椒江區，寧海境內無章安港，寧海古港原型為白嶠港（港頭），南宋時曾設港頭務、港頭倉，并非章安港，該劇屬移花接木的藝術虛構。

2. 劇中將寧海設定為錢弘俶推行土地、稅收改革的核心試驗區。史實：錢弘俶任臺州刺史僅半年左右，史料中無其在寧海推行大規模改革的記載；吳越國時期的寧海社會安定、賦稅較輕（陳長官諫免增賦），并非劇中“吏治混亂、民不聊生”的狀態。

3. 劇中稱寧海海游鎮設營田司，為貪腐案核心機構。史實：五代時期相關機構稱營田務（非“營田司”），且無史料記載寧海海游鎮設營田務；后周廣順三年（953年）營田務已被廢除，劇中時間為948年，即便存在相關機構，亦應稱“營田務”，此為編導為劇情杜撰的機構名稱與設置。

4. 劇中虛構寧海章安港設博易務（管理海外貿易）。史實：吳越國博易務主要設于明州（寧波）、杭州等大港，無史料記載寧海境內設置博易務。

5. 劇中稱崔仁冀為寧海縣學博士，參與寧海貪腐案。史實：崔仁冀為吳越國中樞重臣、丞相，從未在寧海任地方官，核心活動區域為杭州、開封，與寧海無交集；將中央重臣下放至寧海屬藝術改編，且吳越國無“縣學博士”之職，縣一級文教未設專官，此職為后世附會。

6. 劇中稱沈寅（原型沈虎子）為寧海縣尉，參與地方治理。史實：原型沈虎子為吳越國丞相，未在寧海任職，其身份、經歷被大幅重構。

7. 劇中虛構高煦、秦鶴、陳興、方宏進等寧海地方官/豪強，將其設定為貪腐案核心人物。史實：無任何史料記載上述人物，純為劇情創作。

8. 劇中稱錢弘俶與孫太真在寧海章安港大婚。史實：孫太真為吳越士族之女，二人大婚于杭州王宮，與寧海無任何關聯。

9. 劇中將錢镠時期（909—912年）陳長官諫免增賦之事，移至錢弘俶時期（947年后）。史實：陳長官為錢镠時期寧海縣令，因抗增賦被下獄、以死抗爭，終使寧海賦稅減免，與錢弘俶無關，該劇為塑造錢弘俶“為民減負”形象，進行了時間前移、人物嫁接的藝術改編。

10. 劇中稱錢弘俶在寧海大力反腐、整頓官場。史實：錢弘俶任臺州刺史時，無任何寧海反腐的史料記載；吳越國時期寧海吏治相對清明，陳長官等廉吏留名青史，并非劇中“貪腐橫行”的狀態。

11. 劇中刻畫錢弘俶在寧海活動時間長、改革深入。史實：錢弘俶947年任臺州刺史，948年即繼位吳越王，在臺州任職僅約半年，不可能在寧海長期推行改革。

12. 劇中描繪寧海戰亂頻仍、海盜猖獗、社會動蕩。史實：吳越國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寧海遠離中原戰亂，沿海局勢相對安定，僅設少量戍守兵力（如海游），并非劇中的亂世狀態。

13. 劇中將錢弘俶時期（948—978年）的寧海縣令高煦設定為與地方豪強勾結的典型。史實：高煦為虛構人物，史志資料中無任何記載。

史料附錄五則

附錄1 寧海港頭鎮（古港頭鎮）歷史沿革

（一）名稱由來與地理定位

港頭鎮地處寧海縣城東南五里，位于白嶠港（水車港）之頭、三門灣之尾，因居港道之首得名“港頭”；古為水陸交通要津、沿海商埠與海防節點，縣東十五里，曾設鎮治。唐代寧海建制穩定，唐垂拱四年（689年）復縣，定治于廣度里（注：廣度里系臺州方言諧音，為港頭渡的腹地）。

（二）五代吳越國時期（907—978年）概況

行政歸屬：屬臺州寧海縣，為縣內重要集鎮，未設獨立縣治，由寧海縣統轄。

地位與功能：在吳越國“保境安民、興修水利、發展海運”政策下，港頭為三門灣北岸重要漁鹽碼頭、內河外海轉運樞紐；依托白嶠港，承接明州（寧波）—臺州—溫州沿海民間航運，是寧海東部物資集散、商貿往來、海防戍守的核心節點。境內壽寧寺（初名白水庵）始建于晉義熙元年（405年），吳越時期成為浙東沿海重要佛教交流場所，帶動集鎮繁榮。

軍事與治安：屬吳越浙東海防體系，駐少量鄉兵、戍卒，主要承擔防御海盜、管控航道的職責，境內無大規模戰事。

（三）宋至明清沿革（承前啟后）

北宋：延續吳越建制，港頭仍為寧海重要商埠，海運、漁鹽、商貿產業持續發展。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罷港頭鎮，行政建制撤銷，降為村、里，集鎮地位衰落；罷鎮主因有三：南宋戰略重心北移，精簡沿海行政建制；陸上驛道興起，明州港逐漸壟斷海外貿易；港頭港道淤塞，航運功能大幅衰退。

元明時期：港頭為寧海縣東南鄉村聚落，海防、商貿功能弱化，僅存漁村與內河小碼頭。

清至民國：屬寧海縣白嶠鄉/水車鄉，為普通村落，僅保留巖陡渡等小型水陸交通節點。

（四）近現代與現狀

建國后，港頭先后屬白嶠公社、越溪鄉，今為寧海縣躍龍街道水車村港頭自然村，古港頭鎮建制未恢復。

歷史遺存：現存壽寧寺（晉代始建）、千年古樟、古埠頭遺址等，見證港頭從吳越商埠到古村落的歷史變遷。

（五）歷史地位

吳越國時期是港頭發展的最繁榮階段，為寧海東部海運樞紐、商貿中心、海防前哨，是三門灣區域開發的重要歷史見證。南宋罷鎮后，港頭從鎮級行政與商貿中心退化為鄉村聚落，但其在吳越時期奠定的水利、航運、宗教基礎，深刻影響了寧海東部的發展格局。

附錄2 吳越國時期的西洲古村（長街西岙）

長街西岙村位于今寧海長街鎮東北，古稱西洲；因與東倉緊臨，外地人習慣從地理區位角度，將西洲歸入東倉范圍。該村是長街地區最古老的民居聚集地，歷史可追溯至晉代之前；東晉時期（317—420年）境內已建有寺院，為寧海最早的寺院之一，后周廣順元年（951年）寺院重建，賜名保福寺，宋治平三年（1066年）改額為集福寺（今名），現存建筑為清康熙初年重建、乾隆與道光年間續建。

唐代垂拱四年（689年）寧海復縣，定治于廣度里，西洲屬寧海東鄉；此時村落延續東晉以來的零星聚居狀態，以集福寺為信仰與聚落中心，發展整體偏沉寂。

吳越國時期，西洲已形成二十余姓聚居的村落，村民以近海山田耕作、灘涂種植、海上漁業、物資運輸為主要生計，交通依賴溪港與山間古道與外界往來。據《水車陳氏宗譜》記載，鄭、陳兩姓在唐代已有交往；陳仁爽為盤嶼陳人，原居今下園祠堂附近，2000年水車村下園祠堂三間重建時，挖碑基發現舊石級，考證為盤嶼陳遺址，陳仁爽與鄭仁德為水車村陳、鄭兩姓祖上。

據《三門樟樹下（前山）鄭氏宗譜》記載：鄭仁德，譜名鄭德，字承尉，為臺州文化始祖鄭虔第十一世裔孫；鄭氏后裔在臺州多從事實業與貿易，成為臺州較有影響力的宗族勢力。后周廣順三年（953年），鄭仁德家族由臨海大田白石遷寧海東倉（即今西岙、胡陳一帶），為便于航海與定居，分別在西洲、水東（水車）港頭等地修建碼頭與居住地，往返于日本、高麗等國開展經濟貿易，成為最早在三門灣沿岸從事海外貿易的開拓者。以鄭仁德為首的航船隊核心成員還有陳仁爽、徐仁滿、朱仁聰、楊仁紹等人，均以“仁”字為輩，蘊含航海生涯中生死與共、仁義至上的寓意；相傳鄭、陳航幫中，陳姓負責掌舵，鄭姓負責造船與修船。

北宋初年，日本藤原時期實行鎖國政策，禁止日本人私自出國。奝然（938——1016年）為奈良東大寺大法位僧人，于宋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八月率弟子五六人，搭乘鄭仁德等人回國的航船赴宋，在白嶠港頭登陸；上岸后在壽寧寺短暫歇宿，再西行經竹林村、前童村、岔路村，取南道至臺州，掛錫開元寺，并向臺州府與汴京申請朝拜天臺山、五臺山。三個月后獲宋太宗旨意，由臺州刺史陪同入京拜見宋太宗，宋太宗賜其紫衣及“法濟大師”號，次年又獲準朝拜北方諸名山大剎。同年十二月，奝然再次進謁宋太宗，進獻《職員令》《王年代紀》等史料（全面介紹日本國版圖、建置、丁賦、歷史沿革及中日交往史）及貢品，太宗待之甚厚，復賜紫衣與法濟大師名號。

奝然等獲允準巡禮京師和五臺山等地后，于宋雍熙二年（985年）沿原路返回港頭壽寧寺，搭乘寧海鄭仁德的商船回日本，隨船運去釋迦佛旃檀仿真身雕像和佛教《大藏經》。宋端拱二年（988年，劇中“端拱六年”為紀年錯誤，端拱僅二年），鄭仁德回國時，奝然遣弟子嘉因隨船奉表持貢品來宋致謝，仍由港頭壽寧寺上岸，其謝表中稱: “重蒙恩宣，忽趁來跡。季夏解臺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恭迎。” 中日兩國借此恢復友好交往，港頭壽寧寺成為日本朝宋貢道的重要口岸。《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年間編）載“大佛頭山（在三門灣入口花岙島），高出周圍諸山數百丈，日本進貢，以此山為導”，即為對三門灣日本朝宋貢道的記載。宋淳化六年（990年），太宗賜名港頭寺為壽寧寺；至道元年（995年），又遣內侍斐愈賜壽寧寺手書三十軸，褒獎該寺接待日使之功。

釋迦佛旃檀仿真身雕像運至日本后，供奉于京都愛宕山麓清涼寺的釋迦殿；1954年維修該佛像時，發現腹內裝有五顏六色的絹制五臟，并有臺州女尼與居士繡制、佛像為臺州張延皎、張延龔兄弟雕刻等記載，現該佛像被奉為日本新國寶。

此后，鄭仁德船隊為擴大東南亞貿易，攜船隊與家眷從西洲、水車的航海定居點，遷至福建長溪青皎（今寧德霞浦）定居，繼續從事海外貿易；福建長溪青皎原為陳氏十八懷支派的祖居地，成為航幫隊伍的重要立足點。后因海外貿易形勢變化，鄭仁德之孫鄭居中于北宋神宗時期（1068--1085年），攜家族與僚屬從福建長溪青皎浮海返回寧海西洲（今西岙）老家，為子孫后代興盛奠定經濟基礎，使西洲鄭氏在南宋時期人才輩出。

南宋時期，西洲形成“陳、鄭、周、王”等十六大姓聚居的格局，號稱“盛朝浙右無雙族，大宋江南第一家”，戶數過千，商貿與手工業繁榮（民間傳有三十六家打銅店）；西洲（西岙）的“四姓祠堂”（周鄭陳王）、鄭霖、鄭發，水車村的鄭家花園，明初寧海監察御史鄭士元、鄭士利兄弟（故居今存水車村），死于“靖難之役”的鄭公智（方孝孺最親近的學生之一，載入臺州八忠祠碑），其祖上均與三門灣航幫歷史相關。

因年代久遠、交通與信息閉塞等原因，鄭、陳航幫在福建長溪青皎及復歸寧海西洲的歷史被淡忘，南宋時期所修宗譜未記載這段歷史，鄭、陳兩姓宗譜僅記載祖上從福建長溪青皎遷徙而來。南宋亡國后，因元兵追殺南宋官宦后裔，鄭、周、王三姓后裔全部逃離西洲，僅陳姓留存；推測主要原因與陳吉甫改姓葉夢鼎有關，借此避免被追殺（具體因素待考證）。

民國四年，鄭、陳兩姓因祭祖活動發生沖突，經童伯吹等地方名人調解平息；上世紀九十年代，鄭、陳兩姓再次因祭祖引發矛盾糾紛，被政府部門簡單定性為宗族械斗，同時出現鄭霖墓園被誤判為宋墓或明墓、通德橋被誤認作惠德橋等問題，使西岙村留下諸多歷史懸案。

西岙村擁有深厚且輝煌的歷史文化底蘊，應尊重歷史事實，全面挖掘、開發與利用相關歷史資源，服務于地方經濟發展；而非從本位利益出發，一知半解地炒作歷史。西岙村當前存在的相關問題，若不重視并妥善解決，勢必影響寧海史志的真實性，影響子孫后代對地方歷史的認知，甚至影響地方社會安定；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一是部分政府部門對相關歷史事實掌握模糊，二是部分地方人士急功近利、自私自利，對歷史事實斷章取義，進而無端引發社會矛盾。

附錄3 吳越國時期的東洲古村（一市東岙）

三門灣旗門港區域的航幫船隊，以東岙周氏為核心。東岙與三門接壤，屬環三門灣中心點，東岙人歷來以漁業、航運為主要生計，村外的觀海橋，即為昔日海船的停泊處；村前為三門灣旗門港（古稱岐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源地之一。

北宋初期，周文裔、周文德一代崛起，形成遠海航幫，多次往返于日本與三門灣之間。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周文德、朱仁聰、楊仁紹等三門灣航幫船隊，停泊于日本九州博多港，日本高僧源信請其將《往生要集》及其他僧人的著作帶至宋朝，借此與宋朝高僧交流探討。周文德船隊返回三門灣白嶠后，赴臺州將《往生要集》等送至國清寺，后又轉送至云黃山，《往生要集》在中國流傳并引發較大反響。此后，周文德、楊仁紹等三門灣航幫，多次在中、日僧人之間傳遞書信與經教著作，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兩年后，周文德率船隊至日本博多，因源信不在博多，遂在日本專門接待航幫的“鴻臚館”為源信留下約四百字的書信，該書信全文至今尚存。

周文德于宋淳化元年（990年）再次赴日；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閏六月二十三日，其還向日本天皇獻上孔雀等物，并為日本僧人傳遞書信。宋天圣四年(1026年)六月，周良史向日本關白賴通獻名籍，賴通于當月復信，并贈砂金三十兩慰勞；同年七月，周文裔歸國。宋天圣六年(1028年)九月，“宋福州客商周文裔又來（日），十二月十五日，上書右大臣藤原實資，獻方物”。

據周氏宗譜記載：周文裔生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年)，先娶村內謝氏為妻，生周良史（亦有記載為陳氏所生）；以遠洋航運發跡后，再娶日本女子為妻。望子成龍的周文裔，在周良史幼年時將其帶回中國，希望其在寧海入官學就讀。此后周良史子承父業，常年出海航行，多次率船隊赴日；其曾試圖以半個日本人的身份，在日本謀求學籍地位，遭拒絕后返回寧海。周良史在寧海原籍娶鄞縣黃古林望族施氏為妻，婚后不久率船隊赴日，竟一去不復返；數年后周文裔回到三門灣，家人才得知周良史已死于海難。

周良史的遺腹子周弁，由施氏撫養成人，于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考中進士，被《寧海縣志》記載為寧海首位進士；后周弁之子中有六人考中進士，被稱為“父子七進士”。周弁，字君儀，居東岙，其父周良史以文名著稱；周弁十八歲被薦于鄉，嘉祐六年登進士第，歷任會稽主簿、松溪知縣、武義知縣、黃陂知縣，終官平江節度推官；其平生嗜學，至老手不釋卷，家貧而不謀生計，深為王安石器重；后以子周炳煒貴，被贈少師，其子孫登進士者二十余人。周弁仕進雖在宋中期，但其家學根基形成于吳越至宋初，故將其史料輯錄于此。周良史（周弁父）以文名著稱，但其著述未見傳世，《光緒寧海縣志》載其“以能文稱”，為宋初寧海文治之先聲。

附錄4，吳越王后裔在寧海概況

寧海吳越王室后裔為五代十國吳越國武肅王錢镠一脈，自宋元之際扎根寧海，歷經近七百年繁衍生息，形成以縣城為核心、分支輻射周邊的聚居格局，世代恪守錢氏家訓，秉持謙和恭讓、重教尚禮的家風，賢才輩出、善行綿延，成為寧海地方人文發展中頗具特色的宗族力量，亦為吳越錢氏文化在浙東傳承的重要載體。

寧海錢氏的遷寧脈絡清晰可考，其源流可上溯至錢镠七世孫錢忱。北宋靖康南渡后，錢忱奉母遷居臺州臨海，奠定臺州錢氏發展根基；至錢镠十三世孫錢國祚，于元至正年間自臨海輾轉遷居寧海城內三隍堂，成為寧海吳越錢氏始遷一世祖。錢國祚品性高潔，朝廷授官堅辭不就，隱居寧海開枝散葉，育有大才、大有兩子，自此開啟支系分衍：大有一脈分遷趙家山，大才生元常、元輔二子，其中元常遷居學西，最終形成三隍堂、趙家山、學西三大支系，各支立祠修譜，一脈相承又各成體系，在寧海境內落地生根。此外，寧海桃源街道前岙村（舊稱錢家岙）亦為錢镠后裔聚居地，據傳吳越國后期便有錢氏族人在此開機鑄爐，建村史逾一千一百余年，成為寧海錢氏另一處歷史積淀深厚的聚居點。

錢氏家訓是寧海吳越王室后裔發展的精神內核，從錢镠親撰的《家訓》八條、《遺訓》十條，到后世凝練的“利在天下者必謀之，利在萬世者更謀之”等治家格言，歷經數代傳承，成為寧海錢氏立身處世的準則。近七百年間，錢氏族人躬身踐行家訓，不僅對內崇文重教、和睦宗族，設立義田義莊資助貧困族人、獎勵子弟讀書，更對外心懷鄉梓、樂善好施：明萬歷年間，八世孫錢文州捐谷兩百余石賑濟饑民；清嘉慶、道光年間，十四世孫錢肇楷率鄉鄰減半平糶、首捐運米，助寧海百姓度過荒年與水災；光緒三十年，十八世孫錢日慎在城內創辦務本女學堂，開寧海女子辦學之先河，其后人錢韋紉又于宣統元年創辦端本學堂，將錢氏“興學育才”的家訓落到實處。

崇教重學、德才兼修的家風，讓寧海吳越錢氏自明清至今人才輩出，各領域皆有賢達之士。清代有乾隆武進士錢選、官至一品廣東提督的錢夢虎，錢夢虎為官廉潔勤儉，保疆安民戰功卓著；近現代以來，錢氏后裔更是勇立潮頭，早期中共黨員錢靜庵參加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在周恩來、彭湃直接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1957年受毛澤東主席接見；民國名紳錢韋紉投筆從戎參與辛亥革命，后任永嘉、鄞縣檢察廳廳長，踐行錢氏“忠于國”的祖訓；當代則有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錢美華，作為北京“錢氏景泰藍”創始人，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榮獲中國工藝美術終身成就獎，讓錢氏文脈在非遺領域綻放光彩。

在宗族傳承與文化留存上，寧海吳越錢氏始終重視譜牒與宗祠建設。各支系歷代皆有續修宗譜之舉，2017年《吳越錢氏遷寧宗譜》正式出版，宣紙鉛印、線裝裝幀，全譜十二卷六十一章，匯三隍堂、趙家山、學西三支譜牒于一體，完整記載錢氏遷寧后的世系、傳記、著述與家訓，成為宗族血脈與文化傳承的核心載體；坐落于寧海縣城縣后巷的錢氏宗祠，雖后改建為房管處，卻仍是寧海錢氏宗族歷史的重要印記，見證了錢氏在寧海的百年發展。如今，寧海錢氏后裔仍在持續續修宗譜，讓吳越錢氏的家訓與文化代代相傳，在新時代延續著王室后裔的家國情懷與宗族風骨。

從吳越王室到寧海望族，錢镠后裔在寧海的近七百年發展，完成了從皇室宗脈到地方宗族的融合與扎根。他們以家訓為魂，以崇文重教為基，以善行義舉立身，不僅為寧海留下了豐富的人文遺產，更將吳越錢氏的優秀文化融入寧海地方發展，成為寧海歷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附錄5，宋代王室后裔在寧海概況

北宋靖康南渡后，宋室趙氏宗室后裔輾轉遷居浙江寧海，歷經近九百年繁衍生息，形成太祖派、魏王派兩大核心支系，另有諸才公派趙氏遷入落地，各支系以寧海為根基開枝散葉，堅守皇族家風，崇文重教、忠義傳家，不僅成為浙東地區頗具影響力的宗族望族，更成為寧海地方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寧海趙氏中，太祖派為宋太祖趙匡胤次子燕王趙德昭一脈，是當地趙氏的主體，也是宋室后裔在寧海最核心的支系，其世系脈絡清晰可考，自靖康之變后逐步扎根寧海，最終形成營前、擷英、塘頭三大分支，世居寧海城內西門、三隍堂、營前河泊及塘頭一帶。該支系入寧始于七世趙子彪，其于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自會稽遷居寧海連理鄉，成為寧海趙氏遷寧始祖；八世趙伯沇則遷居寧海塘頭，為塘頭趙氏始遷祖，自此太祖派趙氏正式在寧海落地。后續經數代發展，趙子彪后人分衍出營前支、擷英支，趙伯沇后裔又開創營前河泊的塘頭支，三大支系同宗同源，守望相助。宋時太祖派趙氏便科甲蟬聯，塘頭趙氏曾創下“一門三進士”的佳話，十世更有六人聯翩登第，成為寧海文壇與仕林的佳話，元時族人亦堅守氣節、潛心治學，延續家族崇文傳統。

魏王派趙氏為趙匡胤之弟魏王趙廷美后裔，由六世孫趙公健之子趙彥琦為始遷祖，于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自紹興府會稽遷入寧海縣城郊下白嶠村（今屬躍龍街道），屬南宋初年宗室避戰亂、因仕宦擇地定居的典型。該支系后逐步分遷至上白嶠、白嶠岙里、施力洋干路等地，部分族人更外遷臺州各縣，在寧海及周邊區域形成聚居格局，成為當地宋室后裔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明弘治年間（1488—1505），諸才公自臨海遷入寧海莘村里羅坑，成為該支趙氏始遷祖，其后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定居寧海百畝洋，屬臨海趙氏外遷分支，以農耕拓土、就近置業為發展根基，雖原譜記載接太宗派世系存諸多謬誤，但也成為寧海趙氏族群的補充。

宋室后裔在寧海的發展，留下了豐富的宗族遺產與文化印記。太祖派核心譜牒《營前趙氏宗譜》初修于明弘治年間，經多次續修，完整記載了各支系世系、傳記與序文，是宗族血脈傳承的核心載體；西門趙氏宗祠、三隍堂歷史街區、營前古村落等遺跡，更是見證了趙氏近九百年的興衰與輝煌。千百年來，寧海趙氏始終承襲宋室家風，賢才輩出，除宋時的科舉佳話外，明有工部尚書趙璜的卓著政績，近現代更有著名作家柔石（趙平復）的文壇才情，文脈綿延不絕。從宋室宗室到地方望族，寧海趙氏不僅完成了從皇室到民間的扎根與融合，更以自身的發展與傳承，為寧海的歷史文化積淀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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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鄭世華

□ 編排：天姥老人

□ 審核：水東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