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現在是不是一個神棍國家？

猶太教儀式

關于以色列猶太人，存在著兩種非常對立的形象。一種就是認為猶太人有一個控制世界的邪惡計劃，或者喜歡在背后偷偷搞事，以色列在背后美國用各種公開的、見不得人的方式操縱著美國政客。

另一種則是把猶太人-以色列看成是一個爽文劇本，早年雜志上“永恒流浪的猶太人”奮斗成高科技、現代的、發達的以色列的勵志故事，以那些廣為人知的猶太科學家、思想家為代表，猶太民族的形象是善于經商的，同時又是熱愛知識、聰明的。

近些年由于在巴勒斯坦等地區的所作所為大量披露出來，以色列的國際聲譽極速下降，這種好猶太人、受害者的形象和敘事也在世界范圍內遭到反噬和翻轉。

同時，我們看到還是網絡上有很多以色列的支持者、同情者，這些支持者的不能一概而論，有的是認為猶太人對人類作出不成比例的卓越貢獻，有的出于猶太人=受害者的認知慣性，有的是認為以色列代表現代化世俗化的發展方向，反感伊斯蘭教，有的認為以色列經濟體系更民主自由文明，有的則是出于文化、宗教上的理由，還有的則是從歷史和現實政治角度，認可以色列在惡劣的地緣環境下的自衛和擴張的合法化。

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之囚，猶太人戰敗被驅趕到巴比倫

必須承認，以色列從建國到現在確實是從弱小到強大，似乎每次都被逼到角落然后絕地反擊，打出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在戰略選擇上務實、穩健，同時能夠隱忍，很有戰略眼光，上下一心，行動力很強，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這種越來越失控的殘暴。

這種新的形象提純了原來的粉絲，在以色列VS中東各國的較量中，以色列展示了讓誰死就誰死的力量，強大和強硬姿態本身也成了魅力，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魅力，極端現實主義的魅力。以色列代表了強者，同時以色列的這種強大也是因為依附西方體系，所以以色列背后站的是更強大的強者。

他們相信強者應該越來越強。

對此，一種合理的解釋就是認可強大即正義，認可弱肉強食的規則。因為這能夠提供解釋，我慘可能是因為現在弱，接下來我要是強大就安全了，就自由了，可以為所欲為了，同時提供了改變這種處境的出口。這套規則PUA的結果就是讓人把這個以強勝弱的游戲當成是爽點，喜歡直接的界限分明的光明和黑暗的對決，納入到一個清晰的善惡二元的世界圖式中。

強迫自己認同“這就是現實”，通過這種認同，你克服了那個優柔寡斷、不夠果決殘忍的自己。同樣，以色列可以替換成任何國家，代表那個更好的自己，或者代表可以讓自己表現更好的規則。鍵政可以協調生活世界和自己形象的認知，維護最低限度的心理健康。

經過這么多次中東沖突，以色列的歷史也逐漸為大眾熟知的，但同時它呈現的面貌又日益分裂、撲朔迷離，同時也非常僵硬，從推崇以色列往往毫無過渡地自然切換到類似猶太人企圖陰謀控制世界的說法。但是同質的團結的以色列恰恰是利庫德集團代表的以色列右翼的試圖達成的結果。

陰謀論中的猶太人形象

很多時候這種說法能夠盛行其實只是因為簡單明了，單一的敘事符合我們的期待，但是這種單一敘事也是危險的，不符合事實的。

大家對以色列的刻板印象的確有宗教的正負面的濾鏡，使得我們的認知從智慧猶太人切換到神棍猶太人，再加上這個國家建立過程的人工痕跡，以及舊約信仰和宗教這些可能屬于跟我們差異很大的生活方式和認知方式所造成的隔閡。但以色列從來不是一個單一意志的產物，而是多重力量長期博弈的結果，這段歷史共同的起點就是塑造現代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

大流散后猶太人在各地遷徙

根據阿倫特的總結，17和18世紀，在絕對君主制時期，歐洲各國君主需要國際性的金融資本來支持戰爭和國家建設，由于擁有跨國的商業網絡，少數宮廷猶太人得以進宮為君主理財。

18世紀末至19世紀末，隨著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猶太人被賦予平等公民權利，猶太人開始在法律上獲得解放，猶太人走出長期封閉的“隔都”（猶太聚居區），開始大規模進入歐洲主流社會，進入大學、政府、軍隊等領域，并取得可觀的公共成就，歐洲知識界、科學界、藝術界中，猶太人的比例顯著高于其人口占比。

19世紀是歐洲民族主義浪潮和殖民擴張的世紀，但是這些民族國家的整合不是一帆風順的，資本主義發展伴隨著危機和動蕩，城市化、市場化打破了傳統的社會結構，瓦解了傳統生活世界，人們難以理解抽象的資本力量，于是傾向于把這種力量人格化，投射到集中從事相關行業的猶太人。

同時，民族國家開始通過語言、教育、歷史敘事來塑造想象的共同體，加劇了原來各族群之間的緊張。在這個過程中，主流社會就時不時需要猶太人扮演了一個跟我們不同的他者形象，一個無法同化的剩余，甚至是不忠誠、捅刀子的危險角色，有錢但無權的猶太人成為社會怨恨的天然靶子，反猶主義開始抬頭并持續發酵。

德雷福斯時間

反猶主義直接塑造了猶太人的錫安主義/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錫安主義誕生于19世紀末，其核心訴求是為猶太人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國家。經過幾個著名事件，猶太人意識到即便在經過啟蒙運動的文明歐洲也沒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錫安主義在當時受教育的猶太人中是少數，更多猶太人支持的是自由主義同化的路線。如果現代自由主義國家建立在理性的普遍原則，而非基督教的特殊性上，那么猶太人可以作為猶太人完全融入其中，宗教是私人事務。但結果似乎證明，政教可以分離，政府確實無法在宗教基礎上歧視公民，這并不意味著個人和私人團體無法這樣做。自由民主只是將問題從公共領域轉移到了私人領域。

后來魏瑪共和國實行形式上完全平等的體制，但并未阻止反猶主義在德國社會中的蔓延和最終的政治利用也證明了這一點。

錫安主義創始人赫茨爾是一個維也納記者，他看到既然同化的路子不切實際，那就建立自己的國家，讓猶太人不再需要寄人籬下。他的思想工具是19世紀的民族解放話語，解決方案是那個時代的民族主義標準處方——每個民族都應該擁有自己的國家。

錫安主義能解決了猶太人的政治生存難題，但它在宗教傳統上卻幾乎是一個異端，它試圖通過猶太宗教傳統建構民族認同，將宗教要素整合進世俗政治框架，在這樣做的時候也喪失了猶太性，喪失了特殊性，將猶太人從無形精神紐帶聯系宗教共同體，變成了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樣的民族，而這跟猶太教的傳統，跟作為被揀選的民族的自我認同是有張力的。

哈瑞迪派

羅森茨威格認為猶太人的獨特性恰恰在于他們已經在終點，通過律法、安息日與節期，通過循環性的禮儀時間，永恒不斷被帶入當下，當下的實踐也在參與著永恒，更新著神圣時間，而不需要通過歷史的進步來抵達未來。

可見，以色列的宗教色彩并不必然會導致一種極端的宗教民族主義，甚至更國家政治保持著顯著的張力，無論是正統猶太教神學還是文化錫安主義以及世俗猶太人都抱著一種更加和平、建設性的愿景，但最后還是另外更強大的力量推動了歷史的走向。

跟其他民族國家類似，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開始之后，猶太人所做的是推動猶太民族的整合，要把猶太教、猶太民族放進現代國家里面。在錫安主義運動的推動下，猶太學者開始復興和推廣現代希伯來語，將其變成日常交流語言，以塑造統一認同。

還有就是確定了巴勒斯坦作為目的地，通過基金集中購買巴勒斯坦土地，建立跨國動員網絡，通過募資、宣傳與政治游說，把分散在歐洲各地的猶太人組織起來，將人口有計劃地遷入巴勒斯坦并建立定居點網絡，發展準軍事力量，逐步構建教育、工會與行政等準國家設施，組成某種國中之國。

移民巴勒斯坦

從1882年到1948年建國，錫安主義推動了五次大規模移民浪潮（希伯來被稱為“阿利亞”，即語上升、上行）。

19世紀中葉，全巴勒斯坦約有13000名猶太人，占總人口約4%，1917年《貝爾福宣言》發出時，奧斯曼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只有約六萬猶太人，大規模移民主要發生在英國托管巴勒斯坦期間（1920—1948年）。1947年，聯合國大會對巴勒斯坦托管地進行分治投票時，猶太人人口比例大約是三分之一，大概為60萬，其中四分之一獲得了巴勒斯坦公民權，其擁有的土地占6%。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石油成為軍事工業的命脈，坦克、卡車、軍艦和飛機大量使用內燃機，中東20世紀初發現大量石油，同時還是歐亞非大陸的連接點，戰略價值由此急劇上升，蘇伊士運河和印度航線是英帝國的生命線，英國為維持自己的地緣影響力，將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納入其整體地緣戰略之中。同理，其他大國也會試圖在這個地方建立自己的戰略支點，

美國擔心承認以色列會損害與阿拉伯產油國的關系，但斯大林則一開始就支持以色列建國，1947年巴以分治方案在聯合國通過，蘇聯起到關鍵作用，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蘇聯默許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出售關鍵武器，并搶先承認承認以色列，因為蘇聯相信它將傾向社會主義，加速削弱英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建國之前，以色列內部存在幾條相互競爭的路線，其中包括立場更為強硬保守、追求領土最大化的修正派錫安主義（利庫德黨前身），包括主張建立精神文化中心的文化錫安主義，還有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認為是用人力僭越性干預神意的正統猶太教，也就是現在的哈瑞迪群體。最終是接受分治、更加務實、漸進的勞工錫安主義在政治上獲得勝利，并在此后三十年主導大方向。

修正主義錫安主義認為主流錫安主義太軟弱妥協，主張堅定的猶太自衛、軍事準備，以及在約旦河兩岸創建猶太人多數的目標。建國后這條路線長期處于在野地位，但是掌控著武裝力量，伊爾貢是修正主義錫安主義的軍事組織，1946年炸毀大衛王酒店，1948年參與了代爾亞辛村屠殺，當時還有75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逃離家園或被驅逐，他們客觀上是以色列擴張主義的先頭部隊和輔助策略。

代爾亞辛村屠殺

伊爾貢在1949年1月12日正式解散，其政治遺產則延續為赫魯特黨（），赫魯特后來演變為利庫德黨，自1977年以來主導或參與了以色列大多數屆政府。

本-古里安主導的勞工錫安主義在建國后面臨整合的難題，這些猶太移民來自數十個國家、操著意第緒語、阿拉伯語、波斯語、西班牙語等不同語言，如何凝聚為一個具有共同認同的民族？

這個問題在早期移民中相對容易解決，因為他們普遍擁有對錫安主義理想的熱情，大量新移民中卻包括了大批大屠殺幸存者，以及來自北非和中東的猶太人，后者與歐洲大屠殺的歷史記憶相距遙遠。

本-古里安找到的黏合劑是大屠殺，他策劃了艾希曼審判，試圖將大屠殺記憶植入到以色列人頭腦中，教育以色列年輕一代了解過去，強化錫安主義敘事，同時提醒全世界大屠殺使他們有義務支持以色列。

阿倫特為《紐約客》報道了這場審判，并得出了她最著名的結論“惡的平庸性”。阿倫特認為本-古里安將一場本應追究個人責任的司法程序，改造為強化以色列國家認同敘事的政治劇場。阿倫特在當時遭到大量的攻擊，但這場審判成功地完成了它的政治任務，大屠殺記憶成為以色列國家認同的核心，在政治需要時被激活。以色列政治家都學會了在面臨國內外政治壓力時，援引大屠殺敘事來封堵批評、尋求道德豁免。

地處中東、緊鄰圣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自建國起就面臨著周邊國家的敵意。但這種敵意的根源不是什么文明沖突，也不是古老仇恨的自然延續，歷史上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社群一直都可以在這片土地上和平共存。仇恨來自具體的領土和生存空間之爭，背后則是歐洲的排猶主義和殖民遺產，以及現代化進程中外部大國的反復介入，這些共同造就以色列后來的成魔之路。

由于領土狹小、缺乏戰略縱深，最窄處僅約十五公里，一旦遭到突破便幾乎沒有退路。在建國后的很長時間里，以色列處于一種高度緊張的防御狀態。外部的阿拉伯國家拒絕承認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多次宣告要將其抹去。以色列的應對方式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高度主動的安全邏輯，不等威脅成形就先發制人，把戰火引到對方領土，依靠自身的壓倒性軍事優勢而不是國際社會保證。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發動先發制人的空襲，在兩個多小時內幾乎徹底摧毀了埃及的空中力量，隨后當天晚些時候又摧毀了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空軍。六天之內，以色列奪取了西奈半島、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老城和戈蘭高地。勝利來得太容易，以色列從一個認為自己在為生存而戰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占領者和地區強國。

戰爭在以色列內部掀起了一波亢奮情緒。這場驚人的勝利激發了宗教民族主義的覺醒，一些猶太人開始將這場戰爭視為彌賽亞歷程的開端，也強化了錫安主義的正當性，小庫克拉比的神學提供了宗教和思想上的支撐，催生了彌賽亞運動年輕一代宗教錫安主義者。

從那以后，宗教作為以色列政治中溫和力量的角色就此終結，建國初期被壓制的修正派路線，以一種更激進、更具宗教色彩的形態逐漸壯大，并帶著以色列滑向更極端的政治神學。

以色列占領的領土一開始被作為和平談判的籌碼，但愿意以歸還大部分占領土地換取和平，但阿拉伯國家拒絕了，占領逐漸呈現出永久化的態勢，此后以色列還將繼續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建立定居點，這也開啟了此后阿以之間數十年的沖突循環。

1973年贖罪日戰爭的突襲幾乎摧毀了以色列，對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打擊和更深遠的安全焦慮，1977年，前伊爾貢領導人貝京帶領極右翼利庫德黨贏得大選，結束了工黨近三十年的執政。以色列政治開始大逆轉，從現實主義審慎轉向領土最大主義與民粹化的宗教民族主義。

1993年，拉賓與阿拉法特在華盛頓簽訂奧斯陸協議，巴以歷史上最接近兩國方案的時刻。1995年拉賓在特拉維夫的和平集會上被以色列極端右翼民族主義者槍殺，重創了以色列內部推動以安全換和平的溫和政治路線。

2000年戴維營峰會的破裂和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的爆發中斷了和平進程也加速了以色列的右轉，進一步使以色列主流社會對兩國方案失去了信心，以色列公眾認為是阿拉伯人不想要和平，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這種認知在政治上直接削弱了左翼與中間派的正當性，為內塔尼亞胡代表的右翼力量的持續上升掃清了道路。右翼利用這種不安全感，通過不斷描繪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是內部敵人，制造政治恐懼，并從中漁利。

對外強硬路線又與論證擴張與控制正當性的宗教民族主義相互強化，演化出一種更具排他性與擴張性的敘事。客觀上的安全焦慮被宗教民族主義轉化為神學上的領土命定，神學命定驅動了定居點擴張，定居點擴張制造了新的沖突，新的沖突又強化了安全焦慮。此后，以色列確立了先發制人一切威脅的原則，將安全和軍事邏輯內化為國家存在根本方式。

加沙

以色列新歷史學家伊蘭·帕佩（Ilan Pappe）認為如今的以色列崛起了新型猶太復國主義，它不滿足于將以色列建設為一個世俗的、正常的現代民族國家，而是指向一個具有宗教色彩的大以色列構想，以此實現上帝賦予的命運。

一個在高科技創業、學術研究、軍事情報、金融貿易等領域都走在世界前列的現代國家，奇異地成了宗教民族主義末世論的溫床。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處置、殘酷壓迫和種族滅絕行為正是在這樣的準神學框架內發生的，也遭到國際社會廣泛的反感與抵制，同時在世界范圍，越來越多的猶太人不再認同猶太復國主義，那個被極右翼勢力深度捆綁的以色列正在走向失敗，但在既有的敘事框架下，在能夠高效利用現代經濟政治規則，且對以色列的生存韌性有極大的自信的情況下，反對的聲音只會讓極右翼分子進行更大的冒險，并相信長期來看，只要賭贏，一切就都不是問題。

以色列有競爭性選舉、有獨立司法，表面是一個以代議制民主運行的現代國家，它不像伊朗那樣把宗教權威公開寫入憲法，但情況日益清晰，現在的以色列正被軍工體系、政治精英和宗教民族主義綁架，正在成為一個由神棍勢力掌權的、被植入神棍邏輯的神棍化國家，這樣的國家往往會在結構性危機中用意識形態狂熱護體作最后的豪賭，如今這場豪賭可能正在把世界經濟拖入災難。

實際上，這個現代的以色列并不是被一部古老的、具有永恒效力的經典所統治，它是被自己的貪婪和權力欲望所統治，被自己編造的故事，被自己所孕育出來的魔鬼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