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是地區和平最大禍患！5位專家深度剖析

來源：人民日報

中國江蘇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慰安婦”主題雕像。泱 波攝（影像中國）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25日，日本民眾在自民黨總部前舉行集會，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臺錯誤言論，反對高市政府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本報記者 劉文璋攝

當地時間2026年2月26日，針對高市早苗近期推動加速修憲、擴充軍備、強化國家情報能力等政策，日本各界人士舉行集會演講，對日本未來走向表達擔憂。本報記者 劉文璋攝

當地時間2025年8月15日，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觀眾參觀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圖片展。新華社記者 張超群攝

當地時間2025年8月14日，抗議者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羅哈斯大道旁豎立慰安婦雕像的舊址附近，展示慰安婦的標語和肖像。泰德·阿爾希貝攝（影像中國）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銘記歷史 開創未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圖片展”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舉行。圖為俄羅斯觀眾參觀圖片展。本報記者 肖新新攝

在臺灣問題上發表錯誤言論，強行推進導彈部署計劃，圖謀修改“無核三原則”、將自衛隊寫入憲法……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種種言行嚴重挑戰二戰后國際秩序，對地區安全構成實質性威脅，是“新型軍國主義”冒頭的危險態勢。國際社會需對日本加強軍事力量、突破戰后和平體制的企圖保持警惕，堅定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決反對日本再走軍國主義的老路邪路。本期邀請5位國內外專家，深度剖析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表現、實質與危害。

黃子堅（馬來西亞科學院院士、馬來亞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

尤里·塔夫羅夫斯基（俄中友好協會副主席，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專家理事會俄方主席）

纐纈厚（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

權起植（韓國韓中城市友好協會會長）

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新型軍國主義”滲入日本軍事、外交和文化等層面，深刻改變著日本政治的發展走向

項昊宇：日本軍國主義是指明治維新后，日本在向近代化轉型過程中形成的一種以軍事擴張為核心、由軍方掌握政權的意識形態與國家體制，通過確立天皇絕對權威與崇尚武士道精神，表現出窮兵黷武的大國野心，并將國家大政方針推向對外侵略擴張的軌道。在這一體制下，國家機器服務于戰爭需要，軍事工業被置于優先地位，國民教育被強行灌輸極端民族主義與忠君思想，日本以武力侵占他國領土、大肆殺戮平民和掠奪資源，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和世界帶來了深重災難。

日本當下抬頭的“新型軍國主義”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驅動力上與過去的軍國主義一脈相承，都表現出崇尚強軍擴武、迷戀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對外擴張思維。“新型軍國主義”滲入日本軍事、外交和文化等層面，深刻改變著日本政治的發展走向，有可能再次將其引向“戰爭國家”。

黃子堅：在外交層面，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和現首相高市早苗都推崇“新型軍國主義”。與此前相對含蓄隱晦的做法不同，高市早苗在二戰歷史與地區安全問題上的表態更加直接和高調，客觀上放大了右翼聲音的社會影響，削減了日本與周邊國家進行理性外交的空間。

在軍事層面，日本自衛隊在裝備、技術和訓練水平上已具備現代化軍隊的核心要素，目前僅在法律層面受到名義上的限制。一段時間以來，高市早苗試圖通過修改“無核三原則”和“和平憲法”，將日本打造為極具進攻性的“戰爭國家”。一旦實現修憲或政策調整，日本軍事力量將突破戰后國際秩序對其戰爭權的限制。

在思想文化層面，日本部分政客和學者崇尚以“新型軍國主義”重塑歷史記憶。例如，高市早苗到馬來西亞吉隆坡日本人墓園向二戰陣亡日軍“致敬”，這種將侵略者美化為“國家犧牲者”的行為，混淆了加害與受害的歷史界限，嚴重沖擊戰后國際社會形成的歷史共識。

尤里·塔夫羅夫斯基：“新型軍國主義”在日本勢頭猖獗，美國等域外力量的介入和縱容是重要外部因素。近年來，美國為維護和推行自身霸權，以所謂“自由開放”的名義推進“印太戰略”，在亞太地區組建“小圈子”，制造和挑動陣營對抗。為實現自身地緣政治利益，美國鼓勵日本加大武器出口，為日本擴張軍力松綁并助長其“再軍事化”勢頭。日本賣力追隨美國，配合推動構筑所謂“亞太版北約”，妄圖謀求美國對其強軍擴武的進一步默許和支持。

二戰后，日本軍國主義沒有被徹底清算，也使“新型軍國主義”得到滋長蔓延的土壤。如今，日本右翼勢力大行其道，再行對外軍事擴張的野心已極度膨脹，高市早苗此前涉臺挑釁性言行即是例證。日本右翼勢力通過打“臺灣牌”、炒作周邊威脅等為擴軍備戰找借口的意圖昭然若揭。

日本軍國主義出現死灰復燃的苗頭，是國際格局、國內政治與社會思潮共振的結果

項昊宇：日本軍國主義出現死灰復燃的苗頭，是國際格局、國內政治與社會思潮共振的結果。從外部因素來看，在中美實力對比變化和地緣矛盾沖突多發的背景下，日本右翼勢力借機煽動國家危機敘事，主張不能單純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必須從根本上強化自主防衛能力，發展主動進攻能力。

從社會思潮來看，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出現依托于一套精心設計的身份建構工程。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從經濟發展巔峰跌落，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社會日益封閉保守，右翼勢力利用民眾對國家發展前景的悲觀迷惘心態，煽動“重建強大日本”的民族主義敘事，將社會民意引導向對“恢復大國榮光”“找回民族自豪感”的追求，逐漸凝聚起對“修憲強軍”路線的認同。在此過程中，日本右翼勢力通過操控輿論風向，將中國崛起渲染為日本面臨的最大威脅挑戰。

從日本國內政治來看，政壇“保守對革新”的對立格局被打破后，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政治光譜日趨右移，右翼民粹議程得以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況下被自上而下地強力推進。日本政界“新國防族”與自衛隊、軍工企業及“日本會議”等團體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集團，成為推動軍事松綁議程的強大政治驅動力。

尤里·塔夫羅夫斯基：從思想根源層面看，“新型軍國主義”是對軍國主義的“招魂”和“還魂”，二者本質上都大肆鼓吹對外軍事擴張，并都同日本歷史上的“神國觀念”“皇國史觀”“大和民族優越論”等服務于侵略擴張的思想觀念密切關聯。近代以來，特別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統治集團將上述思想觀念同武士道、神道教等進行系統性的雜糅、異化和改造，同時套用當時西方列強“弱肉強食”的強盜殖民理論，以所謂“國家存亡”的名義和借口將侵略戰爭“神圣化”“正義化”，逐漸將軍國主義轉變為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國家資源及民眾生活等，都淪為統治集團發動對外殖民擴張和侵略戰爭的“消耗品”與“犧牲品”。

權起植：當前日本政治最大的問題和危險就是將“新型軍國主義”包裝為保守主義。“新型軍國主義”美化日本侵略周邊國家的暴行，向年輕人灌輸虛假歪曲的歷史，導致部分日本民眾錯誤地認為“新型軍國主義”政治勢力是保守派政治家，并進一步放任“新型軍國主義”政客操縱日本政壇。后果便是，日本非但沒有對過去的侵略行為徹底反省，而且走上了妄圖修改“和平憲法”、加速“重新武裝”的危險道路。讓外界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政客公開鼓噪“擁核”，謀求修改“無核三原則”，這是地區和平發展的最大禍患。

纐纈厚：隨著日本國內經濟衰退及中國等亞洲鄰國發展，日本對軍事力量的依賴增強，以替代開始衰退的經濟實力。一些域外國家將日本視為對付中國的前沿據點，日本順應這些國家意圖，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文件中將中國視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并借機大幅擴充軍備、增加防衛預算，甚至妄圖“擁核”。

高市早苗公然發表涉臺言論，炒作“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荒誕邏輯，暗示將行使集體自衛權，為軍事干預臺海事務提供政治合法性。這些錯誤言論的背后，是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對《中日聯合聲明》中承諾的一個中國原則的背棄與否定。在右翼勢力長期散布反華敘事的操弄下，對華強硬日漸成為日本政壇的“政治正確”，溫和理性的聲音持續被壓制，知華友華人士被惡意貼上“媚中派”標簽而被迫噤聲，日中關系發展所需的健康理性的政治環境遭到破壞。

“新型軍國主義”不僅是日本走和平之路的絆腳石，更是日本滑向軍事國家邪路的催化劑

纐纈厚：日本推動擴充軍力的政策對日本民眾生活造成不良影響。多數日本人希望政府重視民生而非軍事，希望和平而非戰爭。然而，高市早苗政府卻無視日元貶值、物價飛漲和愈發嚴重的貧困問題。軍國主義曾對亞洲鄰國造成了巨大傷害，并令日本人民飽嘗涂炭之苦，但這段歷史正在被日本遺忘。“新型軍國主義”不僅是日本走和平之路的絆腳石，更是日本滑向軍事國家邪路的催化劑。必須認識到，徹底清算軍國主義，是日本贏得國際社會信任與尊重的唯一選擇。

黃子堅：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沖擊了以反思侵略歷史、限制戰爭權力為核心的戰后秩序原則，損害了地區國家間的互信基礎，破壞了亞太國家民間交往的社會土壤。遏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威脅需要國際合力。首先，相關國家應在雙邊和多邊場合明確表達關切，堅守歷史真相和戰后國際秩序底線。其次，國際學界應持續發聲，揭露日本妄圖抹殺的歷史事實，并應點明“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性，防止極端觀點影響年輕一代。再次，各國應維護好長期形成的民間友好基礎，避免讓政治極端化情緒綁架社會整體認知，并對否認侵略歷史的言行保持警惕。

項昊宇：作為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深重傷害的國家，中國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懷有高度警惕，并采取了反制措施。中國對日本領導人的涉臺錯誤言論展開堅決斗爭，有力打擊了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對日本“再軍事化”的冒險沖動形成有力震懾。針對日本謀求突破“無核三原則”甚至“擁核”等危險圖謀，中國采取精準的經貿反制，致力于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削弱日本軍事冒險主義的外溢影響。針對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中國積極在國際上弘揚正確二戰史觀，有效拆穿了日本試圖通過洗白侵略歷史、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危險圖謀。這些舉措既是維護中國核心利益的必然選擇，也是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外溢沖擊的防患未然之舉，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中日友好合作和地區和平穩定大局。

尤里·塔夫羅夫斯基：國際社會所有珍視和平的國家都應高度警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必須堅決反對日本右翼勢力一系列政治軍事冒險行徑。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成果，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確保了世界總體和平的基本格局。各國應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及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主要平臺地位，通過聯合國等多邊平臺，加強溝通協調，共同批判和抵制“新型軍國主義”以及日本試圖突破戰后有關國際安排的行徑，攜手捍衛戰后國際秩序、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世界需要以史為鑒，匯聚維護和平的強大力量。面對日本右翼勢力試圖掩蓋、美化甚至否認侵略罪行的言行，各國應予以強烈譴責，同時通過舉辦更多歷史主題宣傳活動，攜手弘揚正確二戰史觀，決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

（本報記者張博嵐、岳林煒、章念生、白元琪、肖新新、莽九晨采訪整理）

原標題：不斷突破戰后和平體制，邁向極具進攻性的“戰爭國家”——

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是地區和平最大禍患（權威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