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葉劍英親自接見唐納，給予高規格禮遇，其真實身份另有玄機

1978年冬天，北京的風已經很冷了。就在這個年底，一個旅居巴黎多年的華僑悄然回到久別的祖國，被安排在格外隱秘的接待場所，接著，又在中南海見到了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表面看去，只是一位老華僑回國探親訪友，但仔細一想，總覺得哪里有些不一般。

這個人，就是曾經和江青有過一段婚姻、后來長期旅居海外的唐納。

對不少熟悉舊上海影壇的人來說，唐納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影片《都市風光》的男主角，是上世紀三十年代頗有名氣的影評人和編劇。但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一個早早遠走重洋的電影人，為何在1978年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關口，卻由中共中央調查部親自接待，還驚動了葉劍英這樣級別的領導？要說只是普通華僑，這樣的規格顯然說不過去。

故事，要從唐納這一生不斷轉折的軌跡說起。

一、從蘇州少年到“唐納”，文藝青春背后的暗流

1914年5月，一個名叫馬繼宗的孩子出生在江蘇蘇州。兩歲時，他被過繼給大伯馬含蓀做嗣子，命運從一開始就多了一層轉折。家境并不顯赫，卻算得上書香，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他對詩文格外著迷。

少年時期的他，拿著紙筆寫詩寫散文，很快便有了“發表”的沖動。16歲那年，他用“巨鈺”“瞿覺”等筆名，在《吳縣日報》副刊上登出自己的短詩和散文。文字不算驚世駭俗，卻已經透出一種早熟的敏感和不安分的思考，這一點，后來從他的選擇里看得格外清楚。

不久，他的興趣從紙面延伸到了銀幕。當時的上海，新式電影院和電影雜志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城市里彌漫著一種新鮮的氣息。唐納開始在報刊副刊上發表電影評論，“唐納”“羅平”“陳陀”這些筆名背后，是一篇篇犀利的影評。許多讀者并不知道寫這幾種文風的，竟是同一個年輕人。

長期寫影評，很自然引起電影公司的注意。制片人們發現，這個年輕人不僅會寫評論，而且對劇情結構、鏡頭安排都有自己的主張。于是，邀請紛至沓來——編劇、宣傳主任、編導委員會副主任，他在各家公司之間穿梭，為抗日題材影片寫主題曲和插曲歌詞，忙得不亦樂乎。

在片場忙碌久了，導演們也發現，這個寫劇本的人，長相也頗為出眾。有一回，電通公司的導演干脆開口：“你來演一回男主角怎么樣？”就這樣，他在喜劇片《都市風光》中出演了李夢華，從幕后走到前臺，成了“男一號”。

銀幕上，他扮演的是風度翩翩的城市青年；銀幕外，他也確實有一股文氣和書卷氣。當時的影壇，既是明星聚集之地，也是進步青年暗中活動的場域。很多人以為他只是一個才子，一個影壇紅人，卻很難想到，在熱鬧的片場之外，他還有另一條隱蔽的線索。

緣分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悄然出現。

二、幾段婚姻幾分風云，看似兒女情長卻處處關聯

1933年前后，唐納已在上海影壇小有名氣。拍攝《都市風光》時，他認識了一位來自山東青島的女演員——藍蘋。她后來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江青。

在燈光和鏡頭之間，兩人漸漸走近。1936年，他們在上海結婚，這段婚姻后來因為政治與性格等種種原因，很快走向終結。離開江青后，唐納把自己重新投入創作與工作，未再多談舊事。事實上，這段婚姻后來被反復提起，多半是從江青的身份倒推，給唐納蒙上一層特殊的光影。

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從上海輾轉轉到武漢，又奔赴當時的陪都重慶。山城的環境艱苦得多，生活節奏卻依舊緊張。就在重慶，他的感情又迎來一次轉折。

老友趙丹看他一人在山城頗為孤單，想著總得有人照應，便介紹了一位女演員陳璐。1938年，趙丹作東，兩人第一次同桌吃飯。飯局上，彼此一見投緣，聊起戲劇、電影、時局，都對得上話。此后，兩人一起騎馬，一起去游泳，往來頻密，很快成婚。

1940年5月1日，陳璐為他生下一個兒子。唐納興奮又認真，為孩子取名“馬均實”，解釋說：“是希望人人都能均分勞動果實。”這一句聽起來隨口而出，卻透出當時知識青年常見的傾向——對社會公正、對勞動價值，有著樸素而明確的認同。

抗戰勝利后，唐納從重慶回到上海，戰火剛剛退去，城市卻已經暗潮洶涌。1947年，他結識了《自由論壇報》的女記者陳潤瓊。這個記者有見識，有筆力，在采訪和寫作中展現出不凡的才氣，引得唐納心生好感。他開始頻繁寫信，用一封封信件表達心意。

起初，陳潤瓊態度冷淡，工作繁忙，興趣也不在兒女情長。信被擱在抽屜里，回得并不積極。但唐納的堅持并沒有停下。兩年后，局勢再起變化。1949年，陳潤瓊被調往聯合國工作，赴美任職。唐納做了一個不少人當時想都不敢想的決定——追隨她遠赴美國。

在長期往來中，他的禮貌、學養以及身上那種溫和的執著一點點打動了對方。感情在異鄉逐漸站穩腳跟，1951年，兩人在巴黎登記結婚。婚后，他們合資開的餐館逐漸擴大，到后來獨立經營“天橋飯店”，在巴黎小有規模。這一對旅法華僑夫婦，表面上過的是安穩的生意人生活，在當地華僑中口碑不錯，日子看上去平靜。

不過，感情世界的波瀾起伏固然引人注目，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在這些婚姻與遷徙背后，始終圍繞著的一根政治線索。

三、暗線與光影：隱蔽戰線中的“唐納”

有一點很重要，時間往前撥一撥，就顯得格外關鍵。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全國各地的青年人都被震動。蘇州一帶的進步青年，成立了一個名為“社會科學者聯盟”的組織，由吳縣共青團委和積極分子牽頭，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年輕的唐納就在其中。他不僅寫文章，也參與集會、討論，經常與像佘增濤（筆名史枚）這樣的進步青年來往，談國家前途，談救亡之道。

1936年，他與夏其言相識，很快成為知己。兩人同樣憂國，對現實都有強烈的不滿。某天，唐納突然對夏其言提起：有個朋友從國民黨反省院逃出來，正被追捕，亟需一個安全落腳點。話說到這兒，他停了一下，認真問了一句：“敢不敢收留？”

夏其言答應得很干脆。那位“朋友”正是史枚。史枚住進夏家以后，唐納隔三差五跑來，不僅帶來外面的消息，還與兩人一同議論形勢、思考文藝與現實的關系。時間久了，夏其言對革命、對共產黨，有了更具體的了解。

多年以后，夏其言在文章中回憶：“我之能夠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說史枚是最早的啟蒙人的話，那么唐納應該是最早的引路人。”這一句評價點得非常直白。夏其言是在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這意味著，在那之前，唐納與黨的關系已不再是普通的“接觸”那么簡單。

另一條線索來自陳璐的回憶。她后來在接受采訪時提到：“那時他常常行蹤機密。有一回，他對我說：’如果我被捕，牽連了你，你就說早就跟我離婚了！’我也是后來才知道，他當時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活動。”這段話透露的信息很實在——行蹤隱秘、預先設計“說辭”、擔心牽連家人，這些都不是一般文人會有的生活方式。

果然，情況很快就緊張起來。一次唐納秘密離滬赴重慶之后，巡捕上門，把陳璐帶到巡捕房盤問。對方直接問：“你是唐納的太太嗎？”陳璐瞬間意識到，這就是事先說好的“考題”，便照劇本回答：“我跟唐納已經離婚了，不是他的太太。”隨后，對方追問唐納的去向，她一概表示不知道，這才被放回。

不久，巡捕查到兩人并未正式離婚，又把她抓去繼續審問。陳璐咬死一句“已經離婚”，沒有多說半句。探不到消息，巡捕只好放人，卻在她家門口安排了暗哨。半個多月后，發現唐納遲遲未現身，盯梢的人才撤走。

唐納回家后，陳璐把這段經歷一五一十講給他聽。他聽完笑了笑，說了一句：“沒想到我事先替你擬好的‘臺詞’，還是派上用場了呢！”這句略帶輕松的話背后，其實是一套深思熟慮的防護安排，而這類安排，在地下工作中幾乎是常規動作。

抗戰結束、內戰陰云密布之際，他的隱蔽身份再次出現重要一筆。

1946年11月，國共和談瀕臨破裂，中共代表團準備從南京撤回延安。就在這種微妙關頭，《文匯報》總編輯唐納突然從上海趕到南京，與同行鄭永欣一起，專程拜訪了周恩來。

這次會面時間不長，總共不過半個小時。唐納只問了一個問題：“周先生，您返延安，國共破裂勢不可免，《文匯報》將何以自處？”周恩來看了看他，笑著回答：“你們照常工作嘛，這要隨機應變，倒是一個復雜問題哩！”雙方沒有多言，唐納與鄭永欣很快告辭。當晚，他便乘車返回上海，并且強調不得對外報道此事。

從外人看，這只是記者對代表團負責人的一次采訪。但細究一下——來去匆匆，只提極具分量的一個問題，一再要求保密，更值得玩味。在不少知情者眼里，這更像是一種當面請示：在局勢完全轉折的前夜，一家在白區頗有影響的報紙，今后該怎樣保持立場、如何掌握尺度，需要一個清晰的指針。

圍繞唐納的，還有另一組關系同樣說明問題——他與潘漢年、華克之結為異姓兄弟。潘漢年在我黨隱蔽戰線上的地位無需贅述，華克之同樣是情報戰線的重要人物。與這樣兩位人物義結金蘭，從常理來看，很難只是“私交甚好”那么簡單，更多是一種戰友之間的信任。

多年以后，中共中央調查部干部在與夏其言談話時，曾輕聲提到一句：“唐納又入黨了。”這個“又”字分量很重，等于間接確認了他早年就已是中共黨員，只是在特殊情況下，組織關系做過隱蔽處理或有過中斷，再后來重新恢復。

到這里，再回頭看他遠赴海外、定居法國、在華僑圈中頗具聲望這些情況，就多出了一層含義：他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僑商和文化人，也是在境外具有特殊身份的“自己人”。

四、回國、密會與“高規格”：1978年會見背后的真實身份

時間推到1949年之后。新中國成立，他卻選擇離開祖國，行蹤轉向美國，再定居法國。表面上，他是追隨愛人、謀生立業。但從后來的情況看，他與祖國之間的紐帶，并沒有因為距離而中斷。

長期在巴黎生活的日子里，只要中國駐法使館舉辦文化活動，唐納幾乎從不缺席。他在華僑中口碑頗好，既有知識分子的風度，又關心國內的大事。許多僑胞知道他當年在上海影壇的經歷，對他十分尊敬。至于他在政治上的真實站位，大多數人并不清楚，也無從細問。

1949年離開之后，他第一次正式回國，是在1978年。這一年的身份安排，顯得格外微妙——接待單位不是普通僑務部門，而是中共中央調查部。這已經說明，他并不被簡單看作“旅法華僑”，而是屬于高度保密管理的對象。

那次回國，他被安排住在上海東湖招待所。這是個頗有講究的地方，接待過不少重要客人。唐納提出想見老友夏其言，中共中央調查部方面不僅沒有拒絕，反而親自出面，打招呼約見。

當時，夏其言在《解放日報》工作。有調查部干部找到報社黨委，轉達任務：唐納在滬，希望與老友見面，但有一個要求——此行對外必須嚴格保密，見面時對外稱呼一律用“馬先生”。這里再次出現了他原名的“影子”。

夏其言對這番交代心里有數，不停點頭，把這些要求記得清清楚楚。很快，他在闊別三十年后再次見到唐納。兩位老友重逢，自然分外激動，談的既有往事，也有身世。出于執行保密紀律的需要，他們對外都輕描淡寫，但當事人心里明白，這不是普通的“老友聚會”。

期間，唐納還在上海秘密見了趙丹等舊識。同樣，所有這些活動都在管控之下，不對外公開。他有心想去看一場中國電影的公映，但中共中央調查部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和安全風險，并沒有同意。為此，東湖招待所特地在內部小放映室安排專場放映，給他和陳潤瓊“單獨看片”。

1978年12月，他從上海轉赴北京。接下來的安排，就更加說明問題——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元帥，親自在北京會見了唐納。如果只是普通僑胞或文化界人士，一般由統戰部或僑辦領導接待已是禮遇，對一位長期旅居法國的“老華僑”，由葉劍英這樣身份的領導出面，顯然超出了常規。

那次會見中，出現在照片里的人員搭配也頗耐人尋味：右一是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左二是葉劍英之子葉選寧，左一是葉劍英侄子葉選基，后兩人都與情報工作和軍隊系統有密切關系。合在一起看，這次會見更像是一次針對特殊對象的高級別工作性會晤，而不是簡單的禮節性接待。

還有一個細節也值得注意——陪他一路的妻子陳潤瓊，并沒有被安排參加葉劍英的接見。若是純粹的“夫婦訪問”，通常會一并出席。而這次卻刻意只留下唐納本人，很難不讓人想到“單獨談話”“特殊匯報”這樣的場景。

多年以后，談起此事的知情者提到，當時使用“高規格禮遇”這個說法，其實并不止停留在禮儀層面，更包含一種特別的政治信號：唐納不僅是一位資深華僑，也不僅是中共早期黨員，他在國家情報、安全系統中所起的作用不宜公開，卻必須在內部得到明確的尊重和肯定。

1985年9月，唐納再次回國，這一次主要在北京停留。老友夏其言專程前去看望。見面時，唐納提起一個計劃：“我打算寫回憶錄，我想請你幫我托人找失散的歷史資料。”他希望能把早年經歷，特別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些關鍵事件梳理清楚。夏其言當場答應，開始著手幫忙打聽。

遺憾的是，這個計劃最終沒能完成。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巴黎去世，終年七十四歲。回憶資料尚在收集的途中，主人公已經謝世，那些隱蔽戰線上的細節自然又蒙上了一層迷霧。

事情轉折出現在更晚一些的時間。

2013年前后，作家葉永烈公開談到，早在1986年，他就曾專門采訪過夏其言，詢問唐納的真實身份。夏其言當時透露，唐納不僅是“中共特別黨員”，還曾是國家安全部情報人員。這一說法與“又入黨了”的說法相呼應，讓此前許多零散的線索自然串聯在一起。

這樣再回頭看那張1978年的合影，就不難理解其中的“玄機”：葉劍英與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等人共同會見的，不僅是一個文人、一個老華僑，而是長期隱身于光影之間、跨越戰前戰后幾十年隱蔽戰線的情報人員。對外，這只是一名旅法華僑的回國訪問；對內，則是一次遲到多年的特殊“會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