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不是“歷史替罪羊”，要正確看待中華文明演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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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股“清朝非中國”的論調在網上引發傳播熱議。這一論調將1644年明朝滅亡、清軍入關看作中國史的近代開端，將中國近代積貧積弱、飽受列強欺凌的落后根源，主要歸咎于清朝的統治，進而臆造出所謂“滿清是外來政權”、明清易代造成所謂“華夏文明的中斷”等錯誤論調。

這種極端片面的錯誤論調，遠非單純的歷史興趣解讀和簡單的情緒宣泄。其表面上，挑戰了以鴉片戰爭為近代開端的傳統分期；實際上，則是構建了一套危險的歷史認知框架：刻意制造民族對立，。

這些否定客觀歷史規律、基礎事實錯誤的論調，非但無助于我們真正理解近代中國的困境根源，反而會割裂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記憶，侵蝕國家認同的深層根基。將一部復雜的文明轉型史，矮化為一場尋找內部“歷史罪人”的庸俗鬧劇。因此，我們必須擺脫這種狹隘的局限性，正確認識中華文明超越族群界限、共建多元一體的深刻內涵。

▲明、清祭祀歷代帝王的皇家廟宇——歷代帝王廟。（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當今網絡上，清朝正在遭遇一場“穿越式審判”。很多錯誤觀點的傳播者，帶著“民族平等”“強國風范”等現代人的觀念，去打量清朝這個封建王朝，自然覺得它處處“不及格”。

而在這場“審判”中，清朝的“異族性”似乎成為了中國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病灶。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面對一部多線索、多層面交織的文明轉型歷史，“清朝非中國”論選擇了最簡單粗暴的方式——尋找一個可以承載集體憤懣與歷史失落的、形象鮮明的“替罪羊”。這種將歷史功過簡單歸于某一族群、某一朝代的論述，無疑是對歷史共同性的割裂。

位于北京阜成門內大街的歷代帝王廟，是明清兩朝的皇家廟宇。中國歷史上共有460多位帝王，廟中擇優入祀188位，其中既有漢民族帝王，也有少數民族帝王。乾隆皇帝還就此帝王譜系提出“中華統緒不絕如線”的斷言。

▲乾隆皇帝親筆題寫的“中華統緒不絕如線”。（圖片來源：中國民族報）

我們究竟如何理解“中華”？她是一個基于固定血緣與地域的靜止實體，還是一個在歷史長河中通過持續發展不斷定義自身、兼容并蓄的文明進程？這個答案，就在具體而生動的歷史實踐中。

▲清朝康熙皇帝強調，長城內外是一家。（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承德，避暑山莊與外八廟構成了大一統王朝秩序的微縮景觀：江南園林、蒙古草原與漢藏合璧的寺廟，被精心布置于一地。皇帝在此接見各族首領，使“天下”成為可被觀看與體驗的政治地理。

在廣州，清朝實行“一口通商”后，廣州口岸地區空前繁榮。“十三行”的行商身著官服、捐修書院宗祠，卻也戴西洋眼鏡、說外語、建西式宅邸。他們生產的獨具特色的“外銷畫”，混合著濃郁的中國風情與西方繪畫技法遠銷海外，構成了無數西方人心目中的東方印象。

▲廣州港全景圖（約1845年）。（圖片來源：廣東省博物館藏）

“中華”從不是一個靜止的概念，她蘊含著無數中華兒女跨越山河、共同參與的地理、政治與文化交響。只有深刻認識了“中華”的內涵和意義，才能理解“清朝非中國”等論調中的邏輯與事實錯誤。

仔細檢視清代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清代用儒家思想治國理政，涌現出許多精通漢文化的旗人。在影視劇中常常出現的兩個人物——富察·傅恒與納蘭性德，他們的生平處處彰顯著八旗精英深度融入中華文明后，迸發出的極致光華。

傅恒以其赫赫武功與宰輔之才，平定大小金川、準噶爾，經略西南邊疆，將滿洲的騎射傳統與儒家的治國理想熔鑄一體，于公奠定了清王朝“大一統”的疆域基石，于私實現了傳統儒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政治理想；納蘭性德則以其至情至性的詞章與敏感心靈，將個人的生命體驗與漢文詩詞的深邃美學融為一體，構建了跨越族群的精神家園。

他們一外一內，一武一文，仿佛時代鑄就的一枚硬幣，一面銘刻著王朝的秩序與功業，一面浮雕著人性的悲歡與靈性，映射出清代鼎盛期那種兼具包容力與創造力的“中國性”，生動證明了真正的文明融合，絕非簡單的同化，而是孕育出既能承繼傳統精髓，又能回應歷史命題的嶄新生命形態。

▲清朝在東北建立的第一座孔廟，也是東北最大的孔廟——吉林文廟。（圖片來源：文明吉林）

對“清朝非中國”這類論調的批判，其終極目的并非為了贏得一場話語的勝利，而是為了完成一次歷史認知的廓清與歸位——

我們必須徹底拋棄那種尋找“歷史罪人”的幼稚史觀，穿透將復雜系統性問題簡化為“族群原罪”的膚淺迷霧，堅決拒絕那種通過否定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自身歷史片段而導致的“精神自我殖民”陷阱。

相應地，我們必須堅定地擁抱和珍視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綿延不絕”的宏大歷史連續性，將“五個共同”所揭示的各民族共同貢獻視為寶貴的遺產。

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歷史自信——一種貫通古今，知曉我們血脈何來的深邃；立足現實，明辨我們道路何起的清醒；指向未來，堅信我們命運何往的篤定。

唯有基于這種堅實的歷史認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越鑄越牢，我們邁向偉大復興道路上的步伐才能更加從容堅定。

（作者簡介：李志恒，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郭建勛，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