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教嬰兒說話，法老實驗真的會誕生新語言嗎？

公元前七世紀中葉的某個清晨，尼羅河三角洲的薄霧尚未散盡，一位年近不惑的牧人被召進孟斐斯宮殿。他低著頭，雙手微微發抖，不知道為什么會被叫到法老面前。守衛簡短地吩咐：“照顧好那兩個孩子，但記住，你不能跟他們說一句話。”

對于這名默默無聞的牧人來說，這只是無法拒絕的命令；對于坐在王座上的普薩麥提庫斯一世來說，這卻是一次大膽而前所未有的“人類語言實驗”。而在更遠的后世，這段故事被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記入《歷史》第二卷，成了研究語言起源時繞不開的一則典故。

有意思的是，普薩麥提庫斯想知道的，并不是孩子會不會開口說話，而是——在完全沒有人教的情況下，他們究竟會說出什么語言。對古埃及人而言，這幾乎等于在追問：哪一種語言，才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

一、從“誰更古老”的國族較勁，說到法老的極端實驗

普薩麥提庫斯一世在位時間，大約是公元前664年至公元前610年。這段時期的埃及，已經不再是金字塔時代的那種輝煌，但在地中海東岸依舊是不可忽視的存在。大國林立，各民族都在講自己的歷史有多悠久，誰都不愿意承認自己是后來者。

在這種氣氛下，“誰的民族更古老”“哪種語言最早出現”，就不僅是學問問題，背后還牽扯到尊嚴和地位。埃及人長久以來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甚至是最古老的那個，別的民族充其量是后來學他們的。

然而，當時已經有關于費里吉亞人（大致在今土耳其西部一帶）的種種傳言，說他們的歷史很久遠，語言也十分古怪。普薩麥提庫斯不滿足于耳聽之言，他想找一種“看起來更客觀”的方式，來比較各民族語言的“原始程度”。這套想法，以今天的眼光看，確實有些天真，卻很符合當時的思路。

于是，一個危險的念頭成形了：如果有孩子從一出生就聽不到任何語言，那么他將來自然說出的第一個有意義的詞，會不會就是某種“天生”的、最古老的語言？

普薩麥提庫斯的邏輯，大致可以還原為這樣幾步：

他認為，神創造人類時，可能賦予了人類某種“最初的語言”；

現實世界里各種語言的差異，可能是后來分化、演變的結果；

如果把嬰兒和所有現實語言隔絕，只留下那份“與生俱來”的部分，也許就能聽見那種“最原始的語言”的回響。

不得不說，這種想法在今天看來很粗陋，但在公元前七世紀，已經帶著一點樸素的“實驗”味道了。這位法老，不滿足于祭司的解釋，也不完全接受“眾神賜語”的傳統說法，他選擇用人的方式去測試一個“神”的問題。

二、沉默的牧場，兩個嬰兒，以及那個“別科斯”

根據希羅多德在《歷史·優特爾佩》中的記載，普薩麥提庫斯挑選了兩名剛出生不久的嬰兒，把他們交給一位牧人看管。地點遠離宮殿與城邑，生活條件雖不奢華，卻能保證孩子不至于餓著、凍著。

但有一條要求格外冷酷：看護者不得對他們說任何一句人類語言。

對于人類幼兒來說，除了吃飽、保暖、身體無大病之外，最重要的刺激，其實就是來自成人的聲音、眼神和撫觸。法老的命令，等于把孩子關進一個“無聲的世界”。

牧人能做的，就是用手勢、表情甚至簡單的哼聲來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但盡量不發出帶有語言特點的音節。希羅多德的記載不算細致，不過，從后來“孩子說話”的細節能看出，守衛命令執行得相當嚴格。

時間一點點過去。嬰兒從哭聲中逐漸長大，會爬、會走，會喊叫，也會模仿一些聲音。但他們聽不到成年人說話，在他們的世界里，沒有“媽媽”“水”“吃”這類熟悉的詞。

兩年之后，宮中終于等來了那個消息。

據說，有一天牧人走進屋子的時候，其中一個孩子伸出手，嘴里吐出了一個清晰的詞：“別科斯。”

牧人嚇了一跳，后來將這個怪詞按照自己聽到的方式報告給上級。逐級傳達之后，很快就到了普薩麥提庫斯面前。法老當即召喚學者、書記官和會多種語言的臣屬，一起討論這個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詞到底是啥意思。

經過對照與詢問，有人提出：“費里吉亞語里，’面包’的說法就差不多是這個音。”

在那個時代，沒有錄音，也沒國際語音學，更沒有系統對比語言的工具，“差不多”就已經足夠震動朝廷了。

普薩麥提庫斯隨即得出結論：既然這兩個沒接觸過任何語言的孩子，自然說出的第一個詞與費里吉亞語的“面包”高度接近，那就說明費里吉亞人的語言更接近人類的“原始語言”。于是，埃及人不得不承認——在文明的歲數上，費里吉亞人大概比自己更早。

這個結論，在現代語言學面前當然站不住腳，但它卻真實地呈現了當時人的思路：把嬰兒當作“空白試紙”，想從上面測出一種“本來就存在”的語言。

有意思的是，關于那兩個孩子后來怎么樣了，希羅多德并未展開記述。可以合理推測的是，他們在那樣的環境里，即便活下來，語言能力也極有可能嚴重受損。那一個“別科斯”，在流傳的故事里顯得像“奇跡”，但就語言系統而言，只是一個孤零零的詞音，和真正意義上的“語言”，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三、從埃及到印度：離開人類語言的孩子，會變成什么樣？

圍繞“孩子離開語言環境會不會自己產生一種新語言”這個問題，歷史上不止這一次詭異的嘗試。幾乎每隔幾個世紀，就會有人打類似的主意。

中世紀的歐洲，曾有關于某些君主模仿普薩麥提庫斯進行沉默實驗的傳說，不過普遍缺乏可靠史料支撐，因此只能當做傳聞來對待。倒是二十世紀初發生在印度的一樁“狼孩事件”，留下了比較詳盡的文字記錄，可以側面印證：嬰兒如果在關鍵期嚴重缺乏人類語言環境，后果有多嚴重。

1920年前后，在印度加爾各答西南部某片叢林里，當地人多次在夜間聽到狼嗥，又隱約看到兩個類似孩童的身影跟著狼群行動。消息很快傳到了當時在那里傳教的美國牧師辛格耳中，他帶人反復追蹤，最終發現并帶回了兩個與狼群長期生活在一起的女孩。

一個估計約五歲，被命名為卡瑪拉；另一個約三歲，被命名為阿瑪拉。

她們被帶回收容所之后，工作人員驚訝地發現：這兩個孩子的動作、作息、飲食習慣，都與人類兒童有巨大差異，卻在許多方面更接近狼。她們習慣用四肢著地爬行，夜間異常警覺，白天反而松弛；碰到突然的聲響，會立刻豎起身子、瞪大眼睛，像在觀察獵物或天敵。

吃飯時，她們不懂餐具，一見熟食就退縮，更習慣直接用嘴去撕咬，甚至把食物扔到地上，用狼那種低姿態去取。晚上則習慣發出長長的嚎叫，嗅覺靈敏到微小氣味變化都會讓她們不安。

辛格夫婦用了極大的耐心，試著把她們一點點“拉回到”人類社會的軌道上。

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場景：清晨的孤兒院，卡瑪拉趴在地上，辛格夫人彎下腰，小聲對她說：“卡瑪拉，站起來，試一試。”女孩先是本能地想用手支撐地面，猶豫良久才勉強直起身體，站了幾秒，又迅速回到爬行姿勢。

這樣的訓練，持續了幾年。卡瑪拉學會了短暫站立，又學會了使用勺子喝湯，隨后在漫長的重復中慢慢拼出幾個簡單的詞——一些表示吃、喝、簡單情緒的單詞。四年之后，她能夠借助極少的詞語表達基本需求，這在照顧她的人眼里，已經是巨大進步。

但語言發展從沒真正“追上來”。直到卡瑪拉大約十幾歲（1929年左右去世），她的智力和語言水平依舊停留在幼童階段，遠遠無法與同齡正常兒童相比。她所接受的人類語言刺激，來得太晚，錯過了關鍵期。

阿瑪拉的情況則更為凄涼，她被帶回人類社會不久就夭折，幾乎沒有太多康復的記錄留下。

這兩個“狼孩”的經歷，一度在國際社會引起轟動。有人以夸張筆調講述，甚至添油加醋，然而在剝離傳奇色彩之后，仍有一個冷靜的結論擺在那里：孩子在早年長期脫離人類語言與社會互動，會嚴重影響大腦有關語言與社會認知的發育，即便后天補救，也很難完全恢復。

由此再回頭看普薩麥提庫斯的實驗，就能更清楚地意識到，那種“指望嬰兒靠本能自行冒出一門語言”的想法，是多么不現實。

四、現代語言學的視角：嬰兒不是“空白紙”，但也離不開“人聲”

到了二十世紀中后期，人類對語言的認識已經和古代完全不同。無論是心理學、神經科學，還是語言學本身，都在不斷提供新證據。

語言學界有一個極具影響力的觀點，來自美國學者喬姆斯基。他提出“普遍語法”這一概念，大意是說，人類大腦里天生就帶有一套抽象的、適用于任何自然語言的“基本規則”。正因為有這套先天結構，孩子才能在極短時間內迅速從環境中“抓住”母語的語法規律。

換句話講：人類確實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但這份能力更像是一臺已經安裝好系統的軟件，需要外界輸入才能運轉，而不是自帶完整內容的“古老語言”。

現實中的嬰兒，一旦生活在正常家庭環境中，會在出生不久就對人聲產生明顯偏好，兩三個月能分辨不同音節，半年左右開始模仿咿咿呀呀的音調，一歲左右冒出第一個真正的詞，兩三歲之間，在沒有人系統教語法的情況下，自動掌握復雜句式。

這一切，在現代神經科學的掃描結果中，也能找到對應。大腦中負責語言理解與表達的區域，在幼兒時期異常敏感，受到足夠而適宜的語言刺激時，神經連接會迅速增多、強化，形成相對穩定的功能網絡。

如果這一時期嚴重缺乏語言輸入，比如極端 neglect、長期隔絕或像“狼孩”那樣完全生活在非人類環境中，這些區域的發育就會受到嚴重抑制。后期再試圖補課，哪怕投入巨大努力，也很難彌補早年的缺口。

從這個角度看，普薩麥提庫斯實驗中那句“別科斯”，就顯得非常蒼白。它可能只是孩子隨機模仿環境中某個聲音組合的偶然結果，也可能是成年看護者無意間暴露的某種語音被模糊復制，更不排除是古代記錄過程中產生的偏差。

無論哪種情況，都無法支撐“這就是最古老語言”的宏大結論。

至于另一個問題——“把不會說話的嬰兒聚在一起，不教他們說話，他們會不會創造出一門語言？”——從現代語言學的證據看，答案相當清楚：

人類有創造、變革語言的能力，這點毫無疑問。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新生語言”，比如某些殖民背景下的“克里奧爾語”，就是不同語言群體在接觸過程中，通過簡化、再建構形成的。但是，這些創造，都建立在使用者已經掌握一種或多種自然語言的基礎上，是在已有語言之上做“重組”與“再造”。

完全沒有語言輸入的嬰兒，即便在一起成長，也只會發展出一些情緒性叫聲、肢體動作、簡單模仿，并不足以構成嚴密的語法系統和穩定詞匯的“語言”。缺少模仿對象，也沒有已有的符號體系作為參照，他們的“創造力”遠遠無法支撐一門新語言的誕生。

從埃及的靜默牧場，到印度的陰暗叢林，再到實驗室里的腦成像儀器，這一長串線索指向的，其實是同一個事實：語言既不是神秘的天外之物，也不是靠單個孩子“閉門造車”就能自然長成的東西。

更貼切的說法是——語言是先天能力和后天環境之間長時間博弈的產物，既離不開大腦的結構，也離不開人的社會生活。

當年普薩麥提庫斯只從一個詞里看到民族的“誰更古老”，在他看來那是榮耀與優越的證據；而后世在類似故事里看到的，卻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側面：一旦把孩子從正常的人類互動里剝離出去，損失的遠不只是幾句對話，而是整套思維和情感的成長通道。

關于“語言究竟從何而來”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依舊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答案。不過有一點已經非常清楚——把嬰兒聚在一起，什么都不教，等他們自己“發明語言”的做法，無論在倫理還是在科學上，都再無可能重演。現實世界中，那些極端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已經以非常慘痛的方式，給出了足夠明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