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史訪碑，與石刻“對話”（感知文化里的中國·關注冷門絕學）

來源:人民日報

尕日塘秦刻石（局部）。

新華社記者 杜笑微攝

程章燦在查閱資料。

受訪者供圖

頭條看點

刻在石頭上的文字，記載著鮮活的歷史。不同于史傳記載，石刻文獻保留了諸多生動細節，跨越時空、串聯古今。從聚焦鐫刻歷史的人，到跳出器物看文化，一代代學者尋史訪碑，與石刻“對話”，讓存續中華文脈的珍貴文獻被更多人看見，給予人們更多文化滋養。

一塊“石頭”火了。

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瑪多縣扎陵湖畔，發現了尕日塘秦刻石。這讓更多人對石刻文獻這一冷門絕學感到好奇。

石刻文獻是一門什么樣的學問？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程章燦從事石刻文獻研究三十余載。在他看來，石刻中有文學、有藝術、有歷史、有景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石刻與書籍互為補充，令歷史研究廣開視角

江蘇南京棲霞山，游人行至千佛巖，會在石壁上看到不同年代的題刻：1000多年前，以研究《說文解字》聞名的語言文字學家徐鉉、徐鍇在摩崖上留下篆書題名；近100年前，古漢語學者黃侃與友人兩次來到棲霞山，在二徐題刻旁“跟帖”：第二次留下的“黃侃”二字依稀可辨，第一次題刻的“后學汪東、黃侃素治許書，忽睹二君遺跡，不任欣慶，贅名于后”，卻有些模糊難認了。

“刻在石頭上的文字，記載著鮮活的歷史。穿越風霜雨雪，我似乎看到了先賢‘隔空對話’的場景。”程章燦說，這就是石刻文獻的魅力——跨越時空、串聯古今。

石刻文獻，就是刻在石頭上的文獻。“石刻文獻有一種特殊魅力，它會說話，說的還是和書籍不同的話。”程章燦說，石刻上有許多生動細節。書籍與石刻，一顯一隱，互為補充。

例如，某人在史書記載中是個不得志的官員，在石刻碑志中呈現出慈父的形象，這就讓后世讀者多了一個了解古人的途徑。通過一些紀游題刻，我們可以看到某人哪天去了哪里、同行者有誰。不同史籍，對同一人的姓名、履歷記載可能有所不同，而刻石出自當時人之手，就可借以互相比對、勘誤補闕。

上世紀80年代末，程章燦從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畢業，開啟了研究石刻文獻的道路。“30多年中，我走過不同階段的研究歷程。”程章燦介紹，第一階段集中做史料研究，除了對具體碑志的研究，他還將石刻中涉及某一類別的資料搜集整理出來，分門別類研究。1999年，他出版專著《石學論叢》，其中有一篇文章通過收集墓志中的史料對正史進行補充。“當時，石刻文獻研究非常冷門，這類書出版不易。”程章燦說，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一個更冷門的研究專題——石刻刻工研究，進入了他的視野。

關注刻工群體，歷史在材料的不斷積累中逐漸浮現

為何在石刻文獻這個冷門學科中，還要研究刻工這個更冷門的領域？“這要從石刻文獻的4種版本形態說起。”程章燦介紹，石刻文獻從其生產過程來看，可以分為寫本、刻本、拓本、輯本4個階段，合稱“石刻四本”。

刻本的生產者是刻工。他們或根據石碑上已有的字跡來雕刻，或自己摹勒刻畫，其間要經歷多次校正打磨。不少刻工同時精于書法、篆刻。“傳統文獻很少記錄刻工，但他們對于筆跡從揮毫到刀刻的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刻工研究的內容包括技術演進、流派變遷、師徒傳承、社會認同等，這些不應被歷史忽略。”程章燦介紹，研究刻工群體，觀察那些鐫刻歷史的人，也是從史料研究向史學研究邁出的重要一步。

材料搜集的過程就像大海撈針。無論是出差講學，還是游覽風景名勝，程章燦都會到當地圖書館查閱拓本或搜訪當地碑刻。他陸續搜集到4000多名刻工的資料，并從文獻、歷史和藝術等多個角度展開研究。

這樣能了解刻工群體嗎？程章燦有自己的“秘籍”：如果搜集到幾千個名字，就有可能從交叉聯結的史料中找到其社會關系的蛛絲馬跡。程章燦坦言，自己的“秘籍”，本質上就是下笨功夫。他曾花一個暑假的時間，把100冊的《石刻史料新編》翻檢一遍，從地方文獻中找到明代昆山刻工唐氏家族的3篇墓志，為此欣幸不已；他還從文人書信、筆記中發現了刻工名字及其人生的散落細節——歷史就在材料的不斷積累中逐漸浮現。

程章燦2008年出版了《石刻刻工研究》。“人文學科日益受到重視，更多人關注石刻研究重要的文化價值。”在這一背景下，程章燦也順勢將研究轉向下一個階段：對文化的研究。

跳出器物看文化，傳承創新才能更靈動

在程章燦看來，研究石刻的產生、傳播與利用，是研究歷史上人際交往與社會關系、經濟聯系的重要途徑。比如，漢碑是人際交往中的禮物，從碑陰題名中，可以管窺漢代的社會關系網絡；石刻拓本作為文人間流通的“社交貨幣”，將拓工、碑估、收藏拓本的文人、研究拓本的學者等串聯起來，明清日記書信中有很多這類人際交往的記錄。

“立足具體的文獻，文化研究才能不虛；站在文化的高度，文獻研究才能不拘。”程章燦說，這就是他的研究態度：先入乎其中，再出乎其外，跳出器物看文化，傳承創新才能更靈動。

談及對學生的培養，程章燦的要求是“不走捷徑”，不追求“彎道超車”，而要打牢基礎、積攢研究能力。他指導的一名博士生，花5年時間研究石刻文化對蘇東坡的影響，已取得了一點突破。

“石刻文獻隨處可見：游覽名山大川，能看到雕刻和摩崖石刻；漫步西湖，會遇見‘蘇堤春曉’等西湖十景碑刻；臨摹書法字帖，會發現很多字帖源自石刻碑志。”程章燦鼓勵公眾走近這項冷門絕學，“哪怕只是在旅行時讀幾行碑文，領略名家筆墨，記住幾個名字，也能留下感性認識；如果還能看個展覽、買本書讀、帶回文創，那就踏上文化傳承的道路了。”（記者 姚雪青）

《人民日報》（2026年03月24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