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 | 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在國家發展全局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建成的教育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教育在本質上是黨領導下的教育，必然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人民屬性、戰略屬性。高等學校肩負著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時代重任。高校能否扛起這一使命、完成好這一重任，關鍵在于高校領導干部能否樹立并踐行與黨的教育方針同向同行、與國家戰略需求同頻共振、與師生群眾期盼同題共答的正確政績觀。政績觀不僅關乎“干什么、怎么干、為誰干”的問題，也決定著高校在資源配置、制度安排和工作重心方面的導向與結果。政績觀可以通過對評價體系與激勵約束機制的形塑深刻影響一所學校辦學治校的底層邏輯和育人生態。政績觀問題既是高校黨委和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與權力觀、事業觀問題，也是關系學校辦學方向、發展路徑和育人成效的根本性問題。

教育事業政績觀異化

危害不容忽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教育強國戰略不斷穩步推進。但同時，追求短期效應、表面繁榮的“政績觀異化”暗流正在侵蝕著部分高校的肌體，危害深遠且不容忽視。這種政績觀，將大學“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核心使命簡化為一場關乎排名、頭銜與資源的數字競賽，使辦學目標變成了在各類排行榜上的“進位爭先”，使發展成就簡化成了師生發表成果的數量、論文影響因子的高低、獲取科研經費的多寡。“唯指標論”的政績觀所產生的連鎖反應就是學術研究浮躁化、學科建設功利化，大量“短平快”的研究取代了需要長期坐冷板凳的“慢功夫”，不但無法增強國家關鍵領域“卡脖子”難題的攻堅能力，反而可能因為學術資源的錯配使其被削弱，人才培養的根本任務也被稀釋在了“學術GDP崇拜”之中。這些做法及其后果不僅導致高校辦學方向的嚴重同質化，削弱高校的內涵發展能力，更嚴重的是，導致大學精神的迷失。大學本應是追求真理、涵養德行、傳承文明的殿堂，一旦被冰冷的數字和功利的排名所裹挾，其獨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便蕩然無存。

首先，錯誤的政績觀表面上看是權力觀和事業觀出現了偏差，深層次來說是理想信念動搖和黨性修養淡漠。高等教育作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遵循長期性、系統性的人才成長規律、學科建設規律和教育教學規律，是一項久久為功、綿綿發力的崇高事業。如果沒有歷史耐心、戰略定力，而將辦學治校等同于“任期工程”、把學校發展異化為“個人政績”，就必然在方向上跑偏，在方法上失當。這種扭曲的價值追求，是對黨和國家賦予的權力與教育三大屬性的錯誤認知，是把個人得失置于立德樹人之上、把局部短期置于事業全局之上，嚴重背離了新時代黨的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偏離了社會主義的辦學方向，對高等教育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傷害是無法估量的。

其次，部分高校治理體系不健全、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高，客觀上為錯誤政績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制度空間。高等教育的發展、現代大學的治理，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推進依法治校、民主治校，把行政權力運行納入制度軌道，把學術權力運行置于學術發展規律之中，形成權責清晰、程序嚴密、監督有力的治理格局。因此，科學的高校治理，核心在于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良性互動與有效制衡，確保學術組織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學術評價、教師隊伍建設等核心事務中發揮主體作用。然而，當前部分高校“行政化”積弊依然嚴重，行政權力邊界模糊、運行失范，嚴重擠壓學術權力的運行空間。一些旨在尊重規律、符合現實、激發活力的改革舉措卻在實踐中或“層層加碼”而變形走樣，或“束之高閣”而難以落地。科學決策的失靈、依法決策的失效以及監督問責機制的失衡，使得“政績工程”方便之門洞開、學術投機與學術造假等短期“收益”行為大行其道，在客觀上助長了急功近利、浮躁輕佻的學術之風。

最后，部分過度量化的外部評價體系使得一些高校將精力更多集中在“可見度”高的成果上，從而更加傾向于追逐可測量、可量化的“硬指標”。高質量的要求與硬性的量化考核相沖突，疊加主觀認識的偏差、黨性修養的削弱以及個人對于“快政績”追求的催化，加速了錯誤政績觀的產生與實踐。統一、剛性的考核標尺就如同一個巨大的“磁場”，強力吸引著高校向著相同的“高分”目標趨同，從而陷入內卷化的同質競爭旋渦。最終導致數據指標凌駕于高等教育發展規律之上，甚至成為難以擺脫的發展桎梏。

回歸教育本源：

為黨育人、為國育才

因此，樹立和踐行新時代高等教育應有的正確政績觀，就必須回歸教育的本源，將“為黨育人、為國育才”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個人的理想追求、學校的發展目標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宏偉事業之中。

一是要強化黨性修養，在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上求政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從黨性原則出發，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績。對于高等教育而言，為民造福就是要始終圍繞不斷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于美好教育的需要出政績。高校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也是高校最大的政績。因此，高校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首先要解決好“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只有培養出一大批堪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高校的政績才能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師范院校作為培養人民教師的主陣地、教育強國建設的主力軍，發揮著聯結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重要作用。師范院校更要在堅持黨對學校事業全面領導的基礎上，把培養德才兼備、堪當重任的高素質教師隊伍作為第一政績。這就要求在具體的事業發展中，充分尊重教師教育和人才成長規律，把教師隊伍建設、師德師風涵育、人才培養質量作為檢驗辦學成效的第一標準，以學生成長度、人民認可度和社會貢獻度來體現自己的政績。

二是要胸懷“國之大者”，在服務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創政績。正確的政績觀，必須是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同頻共振。高校不能關起門來搞教育，更不能把自己孤立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民族事業之外。這就要求各級各類高校在具體的辦學實踐中把政績體現在服務國家、服務人民、服務社會主義、服務現代化建設的實際成效上。要把學校發展置于黨和國家事業大局中謀劃，主動對接國家重大戰略、區域發展需求、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公共政策研究、鄉村振興、社會治理等方面體現擔當作為。真正做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什么，高等教育就要抓什么、推進什么。對于師范院校而言，就是要立足教師教育主責主業，充分發揮師范教育特色優勢，緊緊圍繞基礎教育改革、區域教育均衡、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教育數字化轉型、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高素質教師培養等重點領域持續發力，更好地服務教育公平與教育質量提升，進而真正發揮出教育強國排頭兵的重要作用。

三是要健全內部治理，在堅決破除“唯指標論”頑疾中出政績。政績觀的扭曲，往往源于評價主體的錯位和評價體系的偏差。一方面，要不斷深化高校內部治理結構改革，保障教師和學生在學校發展中的主體地位。高校作為學術的殿堂和人才培養的高地，必須充分厘清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邊界，確保學術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等學術機構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職稱評審、人才招聘等關鍵學術事務中的決策權。同時，還要暢通師生參與學校治理的渠道，保障他們對學校重大決策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實現權力向師生的回歸。另一方面，各高校要在教育主管部門的指導下進一步深化校內分層分級考核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以創新價值、能力和貢獻為導向的多元、長效內部人才評價體系，既要科學評價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教學研究、管理服務等工作，也要充分體現師范院校在教育教學改革、課程建設、教育實習、鄉村教師培養、教育幫扶和基礎教育研究等方面的獨特價值。不被短期數據所裹挾、不為指標排名所內耗，這不僅需要科學的治理智慧，更需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為基礎教育強基賦能的強大政治定力。

四是要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在處理好“顯績”與“潛績”的關系中干出政績。教育是一項具有長周期、慢回報的事業。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要求高校領導干部必須在深刻理解教育三大屬性的基礎上不斷淬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砥礪“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克服“重當下輕未來”的短視行為、“重數量輕質量”的形式主義、“重指標輕育人”的功利傾向，既多做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收入待遇、助力師生發展等這些看得見、摸得著、得實惠的“顯績”，更要多做優化學科布局、涵養優良學風、培育大學文化等打基礎、利長遠、管根本的“潛績”。高校黨委要充分引導黨員干部不斷提高從政治上看教育、從全局上抓教育、從規律上辦教育的能力，把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納入干部培訓、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和黨內政治生活，納入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日常管理和考核評價的全過程，讓干部們真正弄清楚高校“該干什么、能干什么、怎樣干好”。要在干部任用上優先選拔那些長期深耕教育、深刻理解教育規律、具有堅定教育情懷的干部，同時通過巡察、審計、民主測評等多種方式對存在政績觀偏差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對造成嚴重后果的要嚴肅追責問責。

五是要深化評價改革，在回歸辦學治校本位中見政績。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教育部以及相關主管部門必須從宏觀層面發揮好“指揮棒”的導向作用。一方面，要細致謀劃、穩步推進高校評估體系改革創新，完善分類評價機制，大幅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立德樹人成效、師德師風建設、基礎研究貢獻、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等“潛績”指標的權重，讓研究型、應用型、職業技能型、教師教育型等各類高校都能在各自的賽道上辦出特色，爭創一流。特別是對于師范院校的評價，核心權重應當回歸到教師教育的質量提升與對基礎教育的貢獻度上。一所師范院校辦得好不好，要看培養了多少在中西部地區“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卓越教師，要看在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教材建設、教師培訓等方面的實際貢獻，要看畢業生在中小學教育教學崗位上的成長發展情況等。另一方面，要深化“放管服”改革，進一步為高校松綁減壓，大幅減少各類不必要的檢查、填表和盲目的行政干預，讓高校管理者和科研人員從冗繁的“文山會海”和“迎檢沖榜”中解脫出來，回歸辦學治校本位。

高校的政績不在于名號的響亮，而在于其對國家和社會的獨特貢獻，在于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問題、滿足人民群眾的現實期盼。對于師范院校而言，最大的政績就是為國家源源不斷地輸送未來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高質量培養者。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陜西師范大學校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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