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多樣性復歸：歷史“大偏離時代”進入尾聲

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將于3月24—27日在海南博鰲召開，此次年會主題為“塑造共同未來：新形勢、新機遇、新合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亞洲正在經歷歷史性、結構性、系統性變遷。

如今，亞洲作為全球人口數量最多的地區，聚集了超過全球人口總數50%的人口，擁有多個經濟增長引擎。亞洲的崛起已不再是單一維度的經濟故事，而是一場基于人口、技術、制度和文化多重力量共振的體系性變革。希臘后資本主義文明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迪米特里斯·佩彭尼斯（Dimitris Peponis）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世界正在迎來一個嶄新的宏觀歷史周期。從19世紀初到21世紀中葉，一個最初以歐洲為中心，逐漸演變為西方主導，并以英美霸權為特征的時代即將落幕，他將這個時代稱為歷史的“大偏離時代”（Age of the Great Deviation）。與此同時，亞洲正在重新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

從“大偏離”到“再校準”

佩彭尼斯表示，“大偏離時代”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其“偏離”屬性，它偏離了人類歷史長河中一個更為持久的常態。

“自公元1世紀至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長達18個世紀的歲月里，世界經濟重心始終位于華夏大地及印度次大陸。”佩彭尼斯強調，直到過去兩三百年間，這一歷史經濟秩序才被西歐的崛起打破，而北美此后又取代了西歐的主導地位。因此，過去兩個世紀西方在全球事務中的歷史中心性，從大歷史視角審視，是“偏離常態的例外”。

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也認為，西方主導世界歷史的這二百年，實則是一場偏離常態的例外。因此，21世紀所見證的正是這種異常的終結與常態的回歸。

在佩彭尼斯看來，中國的崛起和亞洲作為整體力量的復興是這一偏離周期正走向終結的標志。這不僅是經濟總量的轉移，更意味著國際影響力版圖、思想生產源頭和文明對話主導權的深刻重構。博鰲亞洲論壇的持續舉辦及其影響力的日益擴大，本身即是這一“再校準”進程的制度化縮影與思想舞臺。

人口結構與城市化浪潮的“再平衡”

亞洲的回歸并非無源之水，其最深厚、最不可逆的基礎在于全球人口結構與人類居住空間的根本性重塑。佩彭尼斯深入剖析了這一變遷如何為“大偏離時代”的終結提供了基礎動力。

首先，是人類聚落的史詩性變遷。19世紀初，全球僅有5%—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而到21世紀初，全球已有超過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大都市和都市圈中。與此同時，北大西洋地區（歐美）以外的城市人口正逐漸獲得中心地位和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僅在亞洲，1990—2015年間就有約11億人口遷移至城市中心。同期，非洲城市人口也翻了一番，凸顯出傳統西方主導區域之外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態勢。”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25年11月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33個千萬以上人口“特大城市”中19個在亞洲。

其次，是全球人口權重的顛覆性“再平衡”。佩彭尼斯以一系列對比揭示了劇變的規模：約20年前，非洲人口在有記錄的人類歷史上首次超越歐洲；1950年，土耳其、埃及和伊朗三國人口總和不及德國一國，而如今僅埃及一國人口就與德國和荷蘭人口總和相當；更驚人的是，尼日利亞人口總數已經超過了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人口總和。從洲際分布看，全球人口約有59%居住在亞洲，19%在非洲，9%在政治邊界持續變動的歐洲，8%在拉丁美洲，而北美大陸人口數量在全球人口總數中的占比不到5%。

最后，是人口年齡結構的戰略性差異。佩彭尼斯概括道：“全球青年人口主要聚集在非洲，中年人口實現了全球化分布，而老齡化社會與老人政治則成為歐洲的典型特征。” 在除美國以外的主要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與經濟活動人口的收縮相互疊加，將使其政治體系與福利制度承受更大的壓力。

這一結構性困境與亞洲（尤其南亞、東南亞）及非洲所擁有的人口活力與潛在“人口紅利”形成代際性反差。這種人口基本盤的遷移是歷史天平向亞洲傾斜的重要原因。

“歷史終結”幻想終將破滅

“大偏離時代”不僅體現在經濟和人口上，更深刻烙印在意識形態領域。佩彭尼斯將冷戰后的單極霸權時期描述為美國主導的大西洋陣營打著“歷史終結論”旗幟，發動的一場極力宣揚西方式民主是唯一正確模式的“民主圣戰”，認為不存在放之四海皆準的民主模式，更不存在所謂“普世唯一”的模板，“民主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

在佩彭尼斯看來，中國的崛起具有超越單純經濟指標的意義。他說：“中國將在未來10年內成為名義GDP全球第一的經濟體。過去10余年，中國長期保持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的地位。這將成為一個歷史性轉折點：自喬治三世統治時期或維多利亞時代以來，全球經濟將首次由非大西洋國家、非英語國家、非自由主義體制且非兩黨制政體的國家引領。”這不僅是一個國家經濟體量的變化，更是對“大偏離時代”所形成的“西方=現代=唯一成功模式”這一敘事的根本性質疑與突破。

在佩彭尼斯眼中，中國是“文明型國家”，是獨特文明與世界觀孕育的全球主導型力量，其利益訴求和價值體系具有與生俱來的主體性和自主性。中國的復興與強大意味著全球體系必須容納并認真對待源于非西方文明的、具有深厚歷史根基的治理模式、發展哲學與國際關系理念。這本身就是對“大偏離時代”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和歷史解釋框架的最有力解構，是文明多樣性的現實復歸。

斷裂與延續中的新均衡

從地緣政治視角出發，佩彭尼斯借助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1904年提出的“世界島”理論及其當代回響提出，亞洲作為“亞非歐”這個“世界島”的最東端，始終與作為邊緣地帶的美洲大陸形成地理對照。

佩彭尼斯分析道，過去一段時間內，“當‘世界島’關鍵區域出現權力真空或遭遇激烈競爭時，某種形式的動蕩或分裂往往隨之而來——這種策略旨在確保美國及整個北美在全球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同理，歐洲潛在的‘去工業化’趨勢，亦可視為維持此種地緣平衡的機制”。

“我們的世界正在經歷根本性重構。”佩彭尼斯總結道，“一方面通過前所未有的斷裂與突變，另一方面又借助歷史延續性與古老均衡的復歸（盡管依托新生的社會現實與技術基礎），全球秩序正在被重新塑造。這個時代看似與過往徹底割裂，但事物的本質未曾改變，任何試圖扭曲本質的努力終將是徒勞且短暫的。”

他認為，“斷裂與突變”體現在：技術革命（尤其是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對權力和生產方式的顛覆，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危機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挑戰，以及單極霸權體系的瓦解所帶來的戰略不確定性。這些都是新的變量。

“古老均衡的復歸”體現在：經濟與人口重心回歸亞歐大陸東部，多文明中心并存格局取代單一文明霸權，中心與邊緣的關系進入新一輪動態調整。這是對“大偏離”之前歷史常態的某種回歸，盡管是在更高的技術層級和更緊密的互聯程度上。

而在佩彭尼斯的歷史哲學中，“事物的本質未曾改變”或許意味著大國興衰、文明競合、發展道路多元這些歷史的基本旋律從未停歇。西方需要理解的，不僅是霸權的喪失，更是“這種持續兩個世紀的支配地位本身即是歷史異數”。對亞洲而言，特別是對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而言，挑戰在于如何在復興古老榮耀與智慧的同時，創造性地應對全新的全球性挑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與秩序理念。

新周期的前沿對話場

在此背景下，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為亞洲與世界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對話與思考平臺。論壇所探討的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探索應對全球性挑戰等議題，恰恰是“后大偏離時代”全球秩序構建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

亞洲的回歸，并不意味著簡單的“東升西降”或權力轉移，而是宣告了一個更復雜也可能更健康的全球圖景的到來：那將是一個多極化而非單極、多元化而非一元、多文明共生而非一種文明主導的世界。它終結的是“大偏離時代”的意識形態傲慢與中心—邊緣的固化敘事；它迎來的是不同文明基于自身主體性，在應對共同挑戰中尋求“和而不同”新均衡的艱難探索。

佩彭尼斯的論述最終指向一個冷靜的結論：這個過程可能伴隨摩擦與動蕩，但歷史的深層流向已然清晰。對西方而言，應直面自身主導地位的歷史特殊性，并學習在新的、更平等的多元格局中定位自身。對世界而言，則需要共同超越“大偏離時代”的思維方式，攜手邁向一個更具包容性也更可持續的歷史新周期。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陳密容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姚曉丹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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