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這一場戰爭，以色列等了半世紀

1973年10月6日清晨，一條幾乎不容懷疑的情報，被送到果爾達·梅厄的辦公桌上。

埃及與敘利亞聯軍，將在數小時后，對以色列發動全面進攻。

這條情報的特殊之處，不在于“驚人”，而在于“確定”。對于一個長期處于戰爭威脅中的國家來說，這種確定性意味著一種更深的壓力——你不能再猶豫。

更具壓力的是，這一天是猶太人的贖罪日。全國進入宗教意義上的停頓：交通停擺、廣播關閉、社會運轉降至最低水平。軍隊雖然保持基本防御能力，但整體戒備狀態遠低于戰時標準。

選擇這一天發動進攻，本身就是一次戰略與心理的疊加打擊。

以色列軍方迅速達成一致：必須先發制人。

這種判斷并不激進，而是經驗。六年前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正是通過先發制人的空襲，在短時間內摧毀對手空軍，迅速取得壓倒性優勢。對于國土狹小、戰略縱深不足的國家來說，被動防御意味著風險倍增。

但這一次，問題不再只是軍事問題。

美國的“大局”

當以色列將先發制人的計劃同步給最重要的盟友美國時，戰爭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清晨6點，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被電話叫醒。他接到的信息非常明確：以色列準備動手，而且時間緊迫。

他的反應同樣迅速：必須阻止。

在他的戰略思維中，這場戰爭絕不能被定義為“以色列發動”。原因不在中東，而在全球格局。

當時正處于冷戰高峰。埃及與敘利亞背后是蘇聯，而以色列則是美國陣營的重要盟友。如果以色列率先攻擊，那么在國際敘事中，它將成為“侵略者”，阿拉伯國家將獲得更強的政治凝聚力，蘇聯也將獲得更大的介入空間。

基辛格在《動亂年代》中明確寫道，他擔心的不是戰場勝負，而是體系連鎖反應：阿拉伯世界全面倒向蘇聯、蘇聯可能直接介入戰爭、美蘇在中東形成軍事對峙、局部沖突升級為全球危機。

因此，他通過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向特拉維夫傳達了總統意志：不得先開第一槍。

這一指令的本質，是讓以色列在戰略上“主動承受被動”。

電影《果爾達》劇照

果爾達·梅厄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完美答案的選擇。

如果先發制人，可以降低軍事風險，但將失去美國支持，并可能引發更大規模沖突；如果不先發制人，可以保住外交合法性，卻必須承受戰爭初期的打擊。

在撒切爾夫人還沒當英國首相之前，果爾達才是真正的鐵娘子。她出生于沙俄基輔，1921年因為復國的感召從美國來到中東那片不毛之地。之后經過建國、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的命運由這位身患絕癥的女士來掌握。

她選擇了后者。

這一選擇的代價，在幾個小時后迅速顯現。

埃及軍隊成功突破蘇伊士運河防線，敘利亞軍隊在戈蘭高地取得進展。以色列防線在初期出現明顯松動，甚至一度面臨戰略失衡的風險。

這是以色列建國以來少有的危機時刻。

被俘虜的以色列士兵

隨后幾天內，以色列啟動預備役緊急動員，戰線被強行穩住，指揮系統承受極限壓力。

這場戰爭后來被稱為贖罪日戰爭。

隨著動員完成與反擊展開，以色列逐步扭轉局勢。但損失已經無法逆轉，約2500名士兵陣亡。

對于一個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這一數字意味著幾乎每個家庭、每個社區都被戰爭觸及。

果爾達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本可以先發制人，但我不能讓以色列背負挑起戰爭的罪名。”“我們贏得了戰爭，卻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

這不是勝利的敘述，而是代價的記錄。

勝利的暫停

戰爭后期，以色列實現了反轉。

其部隊越過蘇伊士運河，對埃及第三集團軍形成包圍。從軍事角度看，只需進一步推進，即可能取得決定性勝利，甚至直接威脅開羅。

但就在這一時刻，美國再次介入。

基辛格推動停火，要求以色列停止進一步行動。

原因依舊：不能徹底擊敗埃及、不能迫使蘇聯采取極端行動、必須保留戰后談判空間。

于是，以色列停在了“可以贏到終點”的門口。

這一刻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戰爭的上限，不由戰場決定，而由體系決定。

以色列士兵在西奈沙漠

在果爾達的自傳《我的一生》中，她對美國和基辛格沒有一句怨言，有的只有感激。因為最終決定是有她做出的，需要由她來承擔痛苦、承擔人命、承擔政治責任。

“沒有任何事，像 1973 年 10 月那場戰爭，成為我生命中揮之不去的噩夢。”果爾達說，“我們本可以先發制人，但我決定不那樣做。我不能讓以色列背負挑起戰爭的罪名。”

戰爭結束后，果爾達辭去首相職位，她說，人民需要新的開始。

幾年之后果爾達去世。

被約束的力量

如果把1973年單獨看，它像是一個偶然的悲劇：一個國家為了政治合法性放棄先手，換來慘烈代價。

但如果把時間軸拉長，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穩定存在的“結構”。

這個結構可以概括為一句話：以色列的軍事能力，是存在的；但它的戰略邊界，是被規定的。

這種“能力與邊界的分離”，來自美國在中東的整體布局。

1956年，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以色列與英法聯手，對埃及發動軍事行動。從純軍事角度看，這是一場成功的行動。

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采取了極為罕見的強硬手段：威脅切斷經濟援助、凍結金融渠道、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施壓。

結果是，以色列被迫撤軍。

這一次事件確立了一個重要先例，美國可以直接否決以色列的軍事成果。

1967年，在六日戰爭前夕，局勢高度緊張。埃及封鎖蒂朗海峽，集結軍隊。

以色列再次考慮先發制人。但林登·約翰遜總統的態度非常微妙：“以色列不會孤單，除非它單獨行動。”

這句話的含義是，你可以打，但責任你自己承擔。這是一種客氣的阻止。

1981年，以色列空襲伊拉克奧西拉克核反應堆。這一行動從以色列角度看極其成功——直接消除了潛在核威脅。

但羅納德·里根政府的反應是公開譴責，并在聯合國支持批評決議。

通過這些案例，可以歸納出美國對以色列的三條底層原則：

不能破壞地區平衡； 不能引發大國直接對抗； 不能讓以色列成為“無約束力量”。

美國既是以色列的保護者，也是其約束者。

制造出來的敵人

很多人容易把伊朗與以色列的敵對關系理解為“天然敵人”。

但事實上，這種敵對是“后天構建”的。

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與以色列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包括情報交流和能源貿易，并且對抗共同對手：阿拉伯民族主義陣營。

這種關系雖然不公開，但在戰略上是現實存在的。

但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后，魯霍拉·霍梅尼需要構建新的國家合法性，反以色列，成為一個極其有效的工具。

原因在于：成本低（不需要直接戰爭）；效果強（可以動員情緒）；風險可控（沒有直接邊界）。

于是，“消滅以色列”從口號逐漸變成國家敘事的一部分。

伊朗與以色列之間，沒有領土爭議；沒有邊界沖突，也沒有傳統戰爭歷史，這意味著，這種敵對關系：

不是因為必須對抗，而是因為選擇對抗。這也決定了，它很難通過傳統外交解決。

伊朗并沒有直接向以色列宣戰，它選擇了一種更復雜、更長期有效的方式：代理人戰爭。

核心執行者是“圣城旅”。

伊朗從北到南，形成一條連續壓力帶：黎巴嫩有真主黨，加沙有哈馬斯，敘利亞有阿薩德政權，也門有胡塞武裝。

這條鏈條，被稱為“抵抗之弧”。

這種體系帶來了三種變化：一是伊朗不直接承受戰爭損失，二是以色列無法集中應對單一方向，三是戰爭不再是“開始—結束”，而是持續存在。

這意味著，以色列面對的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種長期、低烈度、不可終結的消耗狀態。

以色列的敵人從阿拉伯國家變為伊朗，美國的總統如過江之鯽。但是，對以色列的約束一直不變。

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薩達姆·侯賽因向以色列發射導彈。

從軍事角度看，以色列完全有能力反擊。但老布什明確要求其保持克制。

原因很簡單，如果以色列參戰，阿拉伯國家將退出美國主導的聯盟。

這種邏輯在之后幾十年反復出現：對伊朗核設施的打擊計劃被限制、對黎巴嫩、加沙的行動被降級。

長期來看，這種反復的“被叫停”，產生了一個深層影響：以色列開始形成一種“機會被剝奪”的歷史記憶。

這不是一次失敗，而是多次“接近行動卻被終止”。

比比的等待

1973年贖罪日戰爭爆發時，內塔尼亞胡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建筑學學士學位。

當天，他立即中斷學業，返回以色列加入預備役部隊。

之前他他 1967—1972 年在總參謀部偵察部隊服役 5 年，參與過六日戰爭、消耗戰爭及 1972 年薩貝納 571 航班人質營救行動，是經驗豐富的特戰老兵。其兄長約納坦?內塔尼亞胡（Yonatan Netanyahu）當時也在同一部隊，后來在 1976 年恩德培行動中犧牲，成為以色列民族英雄。

贖罪日戰爭中，他以上尉軍銜在西奈半島與戈蘭高地兩條戰線參與特種作戰，因贖罪日戰爭中的表現，他被正式晉升為預備役上尉，并獲得作戰嘉獎。

這段經歷，讓他對“先發制人”與“戰略遲疑”的代價，有直接感受。

他在1996年后多次擔任總理，累計執政18年。在他的戰略敘事中，有一個核心命題：

伊朗核計劃，是以色列的“存在性威脅”。

他和果爾達一樣堅毅，一樣堅定地維護以色列的利益，一樣信奉，在中東這個四站之地強者才有和平。

也一樣，面臨著美國的約束。

2010-2015年間，內塔尼亞胡內閣三次制定空襲伊朗核設施計劃，執意發動單邊軍事打擊。奧巴馬政府拒絕提供鉆地彈、空中加油等關鍵作戰裝備，封鎖伊朗核設施核心情報，嚴禁以軍使用美制武器發動單邊打擊。美國警告：“我不想與以色列串通發動對伊戰爭，單邊打擊不符合美國利益”。

2023-2024年 巴以沖突期間，以色列戰時內閣計劃先發制人，全面進攻黎巴嫩真主黨。拜登與內塔尼亞胡通話45分鐘，直接叫停空襲命令。拜登說：“除非以色列拿出可驗證的平民保護計劃，否則美國堅決反對進攻拉法”。

隨著唐納德·特朗普重返白宮，事情發生了變化。

特朗普政策方向的變化，其特點是，減少對盟友的約束，更強調結果而非過程，對中東投入相對收縮。

這意味著一個關鍵變化：美國可能不再主動充當“剎車”。

對于以色列來說，這種變化的意義，甚至超過軍事技術優勢。

打得一拳開？

特朗普是個什么人，很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他不同于以往的所有美國總統。

我們暫還不知道他為什么不拿諾貝爾和平獎也要發起戰爭。

內塔尼亞胡肯定對他說了很多花言巧語、甜言蜜語，比如你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類——特朗普很愛吃這一套。但讓特朗普下定決心不在約束內塔尼亞胡這頭籠中的老虎，并和他放手一搏的最大原因，可能還是他判斷可以用比較小的代價解決伊朗問題。

從1973到今天，超過50年。這段時間里，以色列經歷了對手的變化和戰爭形態變化，國際環境轉變，它自身技術優勢擴大，但真正積累的，是一種結構性狀態：能力始終存在，機會始終不足。

而現在，這兩者開始重合。

當戰爭指令下達的那一刻，內塔尼亞胡的心中，想必百感交集。他也許會想起1973年贖罪日戰爭的戰火，想起了果爾達·梅厄的隱忍與犧牲，很多個美國總統對他說不的聲音，會一一掠過。

當他日后寫回憶錄時，想必會鄭重寫下：2026年2月28日，對以色列來說，是一個新篇章的開始。

但真的“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嗎？

歷史已經反復證明，中東的問題，無法通過一場戰爭解決。

而這場“等了半個世紀的戰爭”，其意義并不會是終結性的。它更可能意味著，沖突進入新階段，風險重新分配。

所以，比打與不打更重要的，是將要創建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秩序。

題圖為以色列士兵在贖罪日戰爭中的剪影。贖罪日戰爭的黑白照片皆來自瑪格南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