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伊朗戰事重塑歐亞核心地帶，俾路支問題成火藥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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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托夫·雅夫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

編譯|饒金山

編譯審核| 胡可怡

本期編輯|姜心宇

本期審核 |陳玨可 江怡

編者按

巴基斯坦與印度、伊朗、阿富汗三個鄰國素有歷史恩怨。本文認為，伊朗戰爭通過族群、武裝網絡與地緣聯盟，重塑了阿巴關系及更大區域格局。在阿巴關系層面，伊朗陷入戰爭泥潭，美以施壓迫使印度撤出伊朗恰巴哈爾港的態勢緩解了巴基斯坦被包圍夾擊的壓力；然而，間接激活的伊朗東部俾路支跨境勢力也加劇了巴邊境緊張。在區域格局層面，地區聯盟正朝“美—以—印—阿聯酋”與“沙特—巴—土—中”兩大陣營重組。回溯歷史，巴曾把伊斯蘭主義當作戰略工具，通過支持阿富汗“圣戰者”壓制普什圖民族主義、獲取對印戰略縱深。這些被扶植的力量隨后出現“失控”：一是塔利班從“代理人”變成具有自主民族主義邏輯的行動者，拒絕承認杜蘭線、不接受巴方控制，且庇護巴塔、與印度走近；二是跨國圣戰網絡分化擴散，巴塔、IS-K對巴本土發動恐襲，巴軍不得不圍剿“自己親手武裝的組織”。本文并未孤立看待印巴、巴伊與巴阿三組沖突，而是將其置于更大的地區結構中加以分析，揭示外部地緣變化與內部族群矛盾之間的聯動機制。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美以兩國即將對伊朗政權發起軍事行動，戰火正向整個地區蔓延，而巴阿兩國此時爆發了導彈交火。“史詩憤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首輪打擊剛過，美國總統特朗普便呼吁伊朗境內少數民族起來反抗伊朗政權，其中尤以俾路支人為甚。這一民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均有分布，且秉持著強烈的領土收復主義訴求。

在伊朗，俾路支勢力的急先鋒是“正義軍”（Jaysh al-Adl），這一遜尼派組織帶有圣戰主義傾向，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為后方基地，自2010年代初不斷加大對伊朗當局的襲擊力度。長期以來，伊朗指責巴未能嚴厲打擊這些恐怖分子。2024年，伊朗空襲了巴境內“正義軍”的多處訓練營。巴隨即展開反擊，通過大規模軍事行動襲擊了伊朗境內的部分俾路支武裝據點。

這些行動反映出俾路支分離主義給巴基斯坦政府及軍方帶來的深層擔憂。二十多年來，盡管遭遇強力清剿，“俾路支解放武裝”（Balochistan Liberation Army, BLA）仍逐步發展出強大的打擊能力。2026年1月，BLA在巴基斯坦制造了一系列襲擊，目標直指警察局、軍方人員及監獄。襲擊發生后，巴指責外國勢力為該組織提供支持，雖將阿富汗、伊朗列為主要懷疑對象，卻也聲稱印度派遣特工潛入巴境內，暗中煽動分離主義活動。

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一場地區影響力博弈的真相：印度試圖借伊朗之力對巴基斯坦形成夾擊之勢，正如同其在阿富汗問題上采取的策略。近期局勢表明，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南亞（印度-巴基斯坦）與中東三大地緣板塊，雖各有其區域發展邏輯，彼此間卻存在深度的聯動與交織。

在新的地緣格局下，兩大陣營正逐步成型：一方包括美國、以色列、阿聯酋、印度，甚至阿富汗；另一方則由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與中國組成。與世界其他地區持續的沖突類似，要解讀這一局勢，觀察者既需深入了解相關國家的社會實情，也需精準分析其外交與國防政策。中東（伊朗）、中亞（阿富汗）與南亞（印巴）的地緣交匯地帶，此番出現的全新局勢，究其根源，既是俾路支分離主義持續發酵的結果，也與印度在該地區的戰略布局密切相關。

一、巴阿沖突：

戰爭背后的歷史根源

2026年2月22日，當地居民站在阿富汗楠格哈爾省貝赫蘇德區一處巴基斯坦軍隊跨境打擊現場的受損汽車旁。圖源：美聯社/巴基斯坦聯合通訊社

如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公開沖突，烈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兩國此前從未爆發過這般規模的正面戰事。

然而，這種對抗的根源由來已久，至少存在三個原因。

其一，邊境問題始終是兩國的矛盾焦點，而這一問題的核心是普什圖族的歸屬之爭——巴阿雙方均試圖將這一民族納入本國版圖。

其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伊斯蘭主義問題上的立場愈發對立。為應對阿富汗普什圖族的民族主義勢力，巴基斯坦早期曾支持阿富汗伊斯蘭主義者，并在第一次阿富汗戰爭期間向其提供武器。在蘇聯解體后，巴基斯坦還協助塔利班奪取政權。

9·11事件后，迫于美國的壓力，巴基斯坦采取兩面策略，這一做法令部分極端激進組織與之漸行漸遠。盡管巴仍與塔利班保持合作，但塔利班在美國撤軍后重掌政權，并未按巴方的要求，約束那些已與巴反目的組織。早在1996年至2001年間，塔利班就已顯現擺脫巴基斯坦掌控的訴求。

其三，巴基斯坦深陷在阿富汗與印度的雙向夾擊之憂中，這份顧慮始終左右著伊斯蘭堡對阿政策走向，也正是近數月巴對阿軍事打擊的核心緣由。這一系列打擊行動，讓未曾密切關注地區局勢的觀察者倍感意外——要知道，巴基斯坦當年曾對拜登政府2021年下令美軍撤離阿富汗，以及塔利班隨后重掌政權表示過歡迎。

上述三大沖突誘因，看似彼此獨立，實則深度交織。自建國以來，巴基斯坦為遏制普什圖族的領土收復訴求頻頻施策，卻在無形中為日后的敵對勢力埋下了滋生的土壤，反倒讓其不斷坐大。

二、劃界之爭：

普什圖民族主義的核心影響

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分歧之一涉及民族和領土問題，前者認為所有普什圖人都應歸屬于阿富汗版圖，后者則認為杜蘭線以東的普什圖人是巴基斯坦的國民。這一結構性分歧自巴基斯坦建國以來一直存在。

1947年，英屬印度西北邊境省的普什圖族領袖始終主導著當地事務，他們堅決反對印巴分治，支持甘地反對國家分裂的主張。這些普什圖領袖的反抗很快被武力鎮壓，但阿富汗方面的反對態度卻成為了更棘手的問題。1947年6月，阿富汗首相穆罕默德·哈希姆·汗（Mohammad Hashim Khan）曾公開宣稱：“若無法建立獨立的普什圖斯坦（Pashtunistan），那么西北邊境省就應并入阿富汗。”

這并未發生。1947年8月印巴分治時，阿富汗是唯一投票反對巴基斯坦加入聯合國的國家，阿富汗代表給出的理由是：“在西北邊境省民眾獲得不受任何干預的機會，自行決定是尋求獨立還是并入巴基斯坦之前，阿富汗無法承認該省為巴基斯坦領土的一部分。”巴反對重新劃定邊界，部分原因是擔心陷入被包圍的境地。正如1958年至1969年掌權的巴基斯坦強權人物阿尤布·汗（Ayub Khan）所坦言，巴領導人始終堅信，阿富汗與印度正聯手圖謀包圍本國。

1949年，阿富汗正式拒絕承認杜蘭線，還將8月31日定為“普什圖斯坦日”（Pachtounistan Day），印度多座城市均舉行了慶祝活動。

歷經一段時期的沉寂與停滯，普什圖民族主義在1970年代于阿富汗重新抬頭，1973年至1978年執政的阿富汗總統穆罕默德·達烏德（Mohammad Daoud Khan）通過宣傳活動再次為這一主義造勢。

達烏德在1953年至1963年擔任總理期間就曾推動這一政治路線，但后來被穆罕默德·查希爾國王（Mohammed Zahir Shah）邊緣化。1973年，達烏德重返政壇，推翻國王，成為阿富汗總統。在其執政初期，他表示希望效仿1971年孟加拉國的建國模式，與流亡喀布爾的巴基斯坦普什圖民族主義者秘書長阿杰馬勒·哈塔克（Ajmal Khattak）合作，推動建立獨立的普什圖尼斯坦。此后，阿富汗發布的地圖將巴境內普什圖地區納入本國版圖，兩國關系進一步惡化。

三、遏制領土收復主義：

巴基斯坦的伊斯蘭主義籌碼

面對阿富汗及普什圖族民族主義帶來的威脅，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領導的巴基斯坦政府轉而支持一批年輕的阿富汗伊斯蘭主義者——這些人正積極動員力量反對達烏德，將其視為自身信仰的掘墓人，以及當時圖謀向南擴張的蘇聯的附庸（注：達烏德的上臺過程得到阿富汗左翼力量，尤其是親蘇派的支持，其上臺后推動國家世俗化改革，弱化宗教在政治中的地位）。布托認為，這些力量有望動搖喀布爾政府的穩定。

在這些伊斯蘭主義者中，有三位后來成為“反蘇圣戰”領導人：布爾漢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Gulbuddin Hekmatyar）和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Ahmed Shah Massoud）。三人彼時均為喀布爾大學學生，且均“被選中前往杰拉特（Cherat）接受突擊隊員訓練”——杰拉特基地是巴基斯坦特種部隊的訓練所在地，位于白沙瓦東南約50公里處。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的爆發，為巴創造了在兩條戰線同步推進的契機。

一方面，巴基斯坦希望以捍衛宗教之名，消解阿富汗-普什圖民族主義的影響。在阿富汗戰爭期間，除了支持阿富汗圣戰者外，巴基斯坦還為來自全球的伊斯蘭主義者提供裝備與訓練。這一政策自1983年起推行，獲得沙特阿拉伯與美國的支持，沙特情報部長圖爾基·費薩爾親王（Turki Al Faisal）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阿拉伯、烏茲別克、北非及其他地區的各類武裝分子也借此被招募。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意欲扶持一個由其助力上臺的喀布爾政府，將阿富汗變為其保護國，從而在對印博弈中獲得“戰略縱深”。自1994年起，這一考量指導了巴對塔利班的支持。彼時蘇聯已撤軍，阿富汗歷經數年內戰，塔利班儼然成為最具實力的掌權角逐者。同年秋，貝娜齊爾·布托（Benazir Bhutto）政府正式選擇與塔利班結盟。不到兩年后，在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的協助下，塔利班攻占喀布爾。巴也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一道，成為全球僅有的三個承認塔利班政權的國家。

然而事與愿違，塔利班政府以國家主權為由抵制巴基斯坦的影響滲透。這份反抗在領土問題上尤為強硬——塔利班始終拒絕承認杜蘭線為兩國正式的國際邊界。

2000至2001年擔任塔利班駐巴大使的阿卜杜勒·薩拉姆·扎耶夫（Abdul Salam Zaeff）在其自傳中披露了阿巴兩國關系因主權與民族主義之爭陷入的高度緊張。他以歷史視角評說這段雙邊關系時寫道：“狼與羊或可同飲一溪之水，但自圣戰之初，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便已在阿富汗扎根蔓延，如癌細胞侵入人體；阿富汗歷任領導人皆對此怨聲載道，卻無人能將其根除。”

進入21世紀初，這一局面讓巴陷入了真正的兩難。庇護塔利班嚴重損害了巴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更棘手的是，由于巴基斯坦自阿富汗戰爭以來便支持在阿境內扎根的國際圣戰，這與塔利班內部的阿富汗民族主義產生了激烈沖突。1996 年，本·拉登（Bin Laden）在巴三軍情報局的支持下定居阿富汗，正是這種矛盾的例證。早在1998年，基地組織襲擊美國駐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大使館后，美國便將巴基斯坦的這種支持視為可憎行徑。

2001年9·11恐怖襲擊迫使巴作出選擇。塔利班仍在全力庇護基地組織，而布什政府則要求巴基斯坦協助美軍在阿富汗展開行動，摧毀本·拉登的網絡并推翻喀布爾政權。1999年政變后掌權的巴基斯坦領導人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試圖維持與塔利班的密切關系，但最終被迫向美國讓步。他不僅向美國移交了基地組織的多名領導人，還對部分伊斯蘭極端組織展開了清剿行動。這一政策最終促使他在2007年下令突襲了伊斯蘭堡的紅色清真寺（Red Mosque）——該清真寺正是這一極端網絡的核心組成部分。

這一行動觸發了連鎖反應，普什圖族部落區域，即坐落于西北邊境省境內的“聯邦部落地區”（FATA）的伊斯蘭武裝組織迅速集結，成立了“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Tehrik-i-Taliban Pakistan, TTP，簡稱“巴塔”）。TTP成立之初宣誓效忠仍在坎大哈領導塔利班的奧馬爾（Mullah Mohammad Omar），并依托巴領土對美軍展開游擊作戰。截至2009年，美軍在阿駐軍規模已約達13萬人。

面對這場非常規戰爭，美國需從巴基斯坦獲取關鍵情報來實施無人機打擊。作為回擊，巴塔加大了對巴本土的恐怖襲擊，甚至瞄準首都伊斯蘭堡。為應對危機，巴軍方展開了極為殘酷的鎮壓，這場清剿在2013至2015年于FATA地區達到頂峰——巴軍方不得不轉而圍剿那些自己在80至90年代親手武裝訓練過的武裝組織。

在向美國妥協讓步的同時，巴并未停止對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希望其重掌政權。這一考量在彼時顯得尤為迫切：美國的干預讓阿富汗先后迎來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與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政權，印度借此在阿富汗迅速擴張，建立了重要戰略存在。印度不僅在阿富汗當地開設領事館、修建公路、資助醫院，更通過伊朗打通了與阿富汗的陸上聯系——伊朗已將恰巴哈爾港的部分區域使用權交付印度。巴基斯坦此刻唯一的心病，莫過于被周邊勁敵包圍。正是這種恐懼，解釋了2016年起印度境內恐怖襲擊卷土重來的原因——那是莫迪政府決定向阿富汗提供戰斗直升機后的必然反應。

四、塔利班的“背叛”

2021年美國撤軍后，塔利班重返權力中心，巴基斯坦再度試圖對阿富汗施加影響。然而此番遭遇的阻力遠較1996至2001年期間強烈。新一屆塔利班政府對國家主權的保護比前任更強烈——它同樣拒絕承認杜蘭線為國際邊界。這一立場迫使巴基斯坦以物理方式固化邊界，在巴阿邊境地帶修建起一道名副其實的隔離屏障。該工程始于2013年（初衷主要為管控毒品走私），并于2022年全面竣工。

為了明確“各歸其國”原則（everyone in their own country），巴還將超百萬在巴尋求庇護的阿富汗難民遣返原籍。其中不少人已在巴定居逾四十年。這場深重的人道主義危機，本質上亦是一種報復手段。

塔利班政府選擇庇護巴塔，該組織已在美軍逐步撤離的阿富汗東部地區站穩腳跟，并以此為基地對巴基斯坦發動襲擊。在塔利班釋放許多被美軍及卡爾扎伊、加尼政府俘獲的巴塔囚犯后，這些襲擊愈演愈烈。阿富汗因此成為巴塔對巴基斯坦重新發動新一輪攻勢的大本營，襲擊范圍從普什圖地區迅速擴散至首都伊斯蘭堡。

這一局勢直接觸發了軍事沖突。2025年10月9日，巴軍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清剿巴塔頭目努爾·瓦利·馬赫蘇德（Noor Wali Mehsud）。作為報復，阿富汗軍隊襲擊了邊境的巴軍哨所。巴軍隨即展開全面反擊，目標不僅包括巴塔的訓練營，還直指坎大哈與赫爾曼德省境內的阿塔武裝陣地。

為了防止事態升級并推動停火，卡塔爾與土耳其介入斡旋。在短暫的停火期間，阿富汗喀布爾政權正式宣布終止對巴塔的支持。然而，緩和態勢并未持續太久。2026年2月6日，伊斯蘭堡一座什葉派清真寺遭襲，造成32人死亡、160人受傷， “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IS-K）宣稱對該事件負責。該組織成立于2015年，其骨干成員多由巴塔在 2012 年招募、曾赴敘利亞與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國際極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頭目）武裝分子協同作戰的武裝人員組成。

IS-K得到“哈卡尼網絡”（Haqqani Network）的支持，該網絡是巴塔的組成部分。自2016年以來，IS-K主要對巴基斯坦及哈扎拉族（什葉派穆斯林）等特定少數群體發動恐怖行動。盡管阿富汗政府自2022年起公開表態試圖鎮壓該組織，IS-K領導人薩那拉·加法里（Sanaullah Ghafari）仍將總部設在喀布爾。

IS-K基地則位于阿富汗庫納爾省（Kunar）和洛加爾省（Logar）。針對2月6日的襲擊，巴軍對巴塔與IS-K的訓練營發動大規模空襲。據巴方統計，空襲造成約80人死亡。2月26日，阿富汗軍隊展開報復，襲擊巴基斯坦軍事哨所，致55人死亡。這促使巴基斯坦發動“正義之怒行動”（Operation Ghazab Lil Haq）。巴方稱，該行動擊斃400余名塔利班武裝分子，并摧毀了2021年美軍遺留的武器彈藥。目前尚難判斷巴基斯坦部署的軍事力量是否足以削弱阿富汗、巴塔和IS-K構成的威脅。實現力量平衡的轉變，恐怕唯有在印度不深化與塔利班關系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五、在伊朗戰爭中，

聯盟格局正在重塑

卡爾扎伊、加尼兩屆阿富汗民選政府均與印度關系密切，這也是巴基斯坦呼吁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阿富汗塔利班為更好抵抗巴基斯坦的壓力，而開始借助印度因素，這被巴方視為赤裸裸的背叛。

阿富汗外交部長穆塔基（Amir Khan Muttaqi）及其他官員于2025年10月10日在新德里與印度外長蘇杰生（S. Jaishankar，未在圖中出現）會面。圖源：巴基斯坦聯合通訊社。

就這一點而言，阿富汗外交部長穆塔基（Amir Khan Muttaqi）于2025年10月訪問印度具有轉折意義：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軍隊之間的沖突，由此被賦予新的意涵。從巴基斯坦的利益出發，第三方國家可能會介入這場沖突。卡塔爾、沙特、阿聯酋和土耳其是自然之選，中國亦可能成為“雪中送炭之友”。中國對阿富汗自然資源存有訴求，經濟發展方面的承諾或可促使阿方與巴達成權宜安排。

與此同時，巴基斯坦與沙特的關系正在回暖。此前，由于巴基斯坦拒絕參與2015年針對胡塞武裝的聯軍等原因，沙特一度與巴方保持距離。2025年9月9日以色列襲擊卡塔爾后，巴基斯坦與沙特簽署防務協議。憑借該協議，巴基斯坦無需再對伊朗周邊地區投鼠忌器，亦可毫無顧慮地向沙特靠攏。

這一動態還受到印度與阿聯酋、以色列關系發展的推動，印度與阿聯酋近期簽署防務協議，而阿聯酋正與沙特保持距離。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戰爭爆發前，2026年2月26日至27日，莫迪對以色列進行正式訪問，簽署了新的貿易與軍購協定。

至此，在以色列與美國主導的軍事行動下，巴基斯坦被包圍的風險已然降低。美以兩國還促使印度撤出伊朗恰巴哈爾港。但當前局勢為“正義軍”提供了新的手段，俾路支人的領土主張與分離主義由此強化，混亂可能蔓延至伊朗東部。

作者簡介：克里斯托夫·雅夫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法國著名南亞問題專家，巴黎政治學院國際研究中心（CERI-Sciences Po/CNRS）高級研究員，倫敦國王學院印度政治與社會學教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非常駐學者，英國南亞研究協會主席。

本文編譯自《火線》（The Wire）2026年3月14日文章，原標題為How the Iran War Could Reshape Afghanistan-Pakistan Dynamics

，原文鏈接：https://thewire.in/world/how-the-iran-war-could-reshape-afghanistan-pakistan-dynamics

本期編輯：姜心宇

本期審核：陳玨可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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