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悲鳴：“世界總該變好一點”

2026年3月15日，當今世界最著名、最有影響的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與世長辭了。痛惜之余，也為哈貝馬斯的解脫感到欣慰。年邁體弱的他生活在今天是不易的，世界正朝向他期待的反方向發展。德國總統在唁電中說：“我知道，德國和歐洲的政治發展讓他感到壓抑和懷疑，尤其是在他精力衰退之際，他依然要求自己反對暴力和不公。”也許他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完了，當行的路我已經行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哈貝馬斯的思想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2004年他在接受京都獎時說：“我出生得足夠晚，以至于沒有犯我父母與老師那代人的罪行；我又出生得足夠早，經歷了希特勒時代和國家分裂的創傷，因而對納粹的罪惡有著切身的經驗。”哈貝馬斯切近的任務是德國文化的民主改造，也自覺地承擔了守護啟蒙和理性的責任。作為一個思想家，哈貝馬斯的人格和思想無疑打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但也有鮮明的個人特點。

一位虛懷若谷的謙遜學者

一位公共領域的思想斗士

與德國盛行的精英主義傳統不同，哈貝馬斯從不自命不凡，他將學習作為進步的動力。學習是一個秉承開放的、可錯論的態度，通過挫折和失敗的反思而進步的過程。雖然對其學術風格褒貶不一，但哈貝馬斯在建構自己的理論時總是吸收和消化一切有用的思想。他曾直言不諱地說，自己從不以折中主義為恥，哪怕是路邊的野花，也拿來裝點自己的花園。哈貝馬斯參加學術活動時，總是認真地傾聽，如果有人談到一本自己沒讀過的書，他一定會找來讀；不久之后，人們就會在某一場合聽他談到這本書。

哈貝馬斯既是謙遜的學者，也是好斗的知識分子。他的傳記作者斯蒂芬·多姆說：“在逾60年的時間里，作為政論作家和批判的知識分子，哈貝馬斯始終在場。”他第一次在媒體上挑起爭論，針對的是被許多人敬若神明的海德格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海德格爾拒絕收回1935年《形而上學導論》講座中稱贊納粹主義運動的“內在的真理與偉大”的言論。1953年，年輕的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通過海德格爾反對海德格爾》，嚴厲地質問道：“難道澄清過去的責任，讓人們銘記歷史，不是思想者最重要的責任？”在爭論中，哈貝馬斯仿佛換了一個人，毫無保留地沖鋒陷陣，“尤其在左翼自由派與保守派陣營的思想斗爭中，為占領歷史遺產解釋權高地，哈貝馬斯不惜動用一切修辭手段”。哈貝馬斯之所以頻繁介入公共領域，原因在于，在他看來，僅僅發表文章或出版學術著作，其影響是有限的，只有以激烈的方式挑起爭論，才能使問題得到廣泛討論。羅蒂曾區分私人哲學家與公共哲學家，前者關心自己生活的意義，追求思想的特異性，公共哲學家關心社會的不平等和苦難，追求社會正義和公平。哈貝馬斯無疑是一位公共哲學家。

一位沒有明顯學徒期的思想家

1979年，評論家喬治·利希特海姆談到，在40歲這個年紀，當許多同行還在痛苦地努力謀求學術上的一席之地時，哈貝馬斯就幾乎使自己成為整個思想領域的大師了。另一個證明是，在哈貝馬斯未滿40歲時，托馬斯·麥卡錫就寫出一本洋洋灑灑幾十萬字的《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哈貝馬斯被劃入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有趣的是，與第一代群星燦爛不同，他幾乎是同代人中唯一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思想家。這固然與他的才華和努力有關，但也與他的理論自主意識有關。他在《我與法蘭克福學派》中說：“傳統只有經過變革以適應新的形勢才能生存。我與老一輩法蘭克福學派的關系正是如此。”正是這種理論的自主意識催生了他思想的早熟，使之成為一位思想巨匠。

從一顆種子長出一棵大樹

馬克思把《精神現象學》視作黑格爾哲學的誕生地和秘密，哈貝馬斯思想的誕生地是1963年發表的論文《勞動與互動》。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調節形式，交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勞動與互動作為知識和人類實踐形式的區分可追溯至康德對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區分。黑格爾耶拿時期的《精神哲學》也有類似的區分，“黑格爾用從外部自然和從內部自然中解放出來的觀點，把勞動和互動連接起來。他既不把互動降低為勞動，又不把勞動提高到互動”。談到馬克思，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在不了解黑格爾耶拿手稿的情況下，天才地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范疇重新發現了兩者的聯系。但他認為，馬克思把互動歸之于勞動，把勞動解釋為工具活動，并把工具性活動當成理解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范式，最終取消了這一區分。哈貝馬斯對批判理論規范基礎的重新奠基始于勞動與交往的區分，其核心觀點是：“擺脫饑餓和勞累并不必然趨同于擺脫奴役與歧視，因為勞動與互動之間存在著經驗上的聯系，但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聯系。”通俗地說，物質條件的改善與人的解放屬于不同維度，兩者并非同步或同軌。哈貝馬斯后來的整個思想體系就是從這顆種子長出的。

一位既造鏟子又挖金子的思想家

哈貝馬斯雖多產，但其著作往往是十年磨一劍。《交往行為理論》與《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都是如此。交往行為理論的語言學闡釋準備性工作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但《交往行為理論》完成于他在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任“科技時代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的十年。該書有三個主題：首先是交往理性概念，其次是二元社會觀，即生活世界與系統的區分，最后是現代性病理學。麥卡錫認為，雖然此書規模龐大，但唯一的實質性主張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前兩個理論是他對生活世界殖民化進行診斷和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前兩個理論是造鏟子，“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則是挖金子。

《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由生活世界合理化和系統合理化過程的分化和脫鉤驅動的，它們分別是交往理性與目的策略合理性的制度化。生活世界與系統的脫鉤對理解社會現代性的轉變有其必要性，它們各有優點和局限性。生活世界分為文化、社會（狹義的作為人際關系總和）和自我三個領域，交往行為在此承擔著文化傳播和更新、行動協調和社會化三種功能，而這些功能是工具性行動所無法實現的。生活世界有規范上的優勢，它的合理化與自我認識、自我決定和自我實現的現代性理想相聯系。如果人與人的關系是通過平等和自由對話來協調的，人類生活就擺脫了外在強制。但是，交往行為代價昂貴且協調作用有限，它無法在民族國家大范圍內組織起現代物質生產和行政管理系統。哈貝馬斯的“系統”指由勞動分工和交換構成的經濟領域和通過權力等級命令構成的行政國家。與韋伯和第一代批判理論家的態度不同，哈貝馬斯并不把市場經濟系統和行政權力系統本身視為社會毒瘤。相反，在他看來，它們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功能。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生活世界受來自金錢和權力系統的侵蝕和支配，并非歷史的宿命，社會合理化模式是可選擇的，資本主義是其中的一種有缺陷模式，不能等同于合理化本身。因此，現代性并不必然走向韋伯所說的自由和意義的喪失。

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既是對發達資本主義病癥的診斷，也是對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運動的解釋。哈貝馬斯認為，新的社會沖突不是圍繞物質資料控制和財富分配的斗爭展開的，也不是傳統意義上反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而是生活世界對系統的侵蝕和控制的反抗。這樣，哈貝馬斯不僅遠離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也遠離了社會主義政治傳統。正是在這里，哈貝馬斯理論存在著盲點和缺點。

在《交往行為理論》出版后十年，哈貝馬斯出版了《在事實與規范之間》。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哈貝馬斯就致力于建構商談倫理學這一概念工具。商談倫理學不是一般意義的倫理學，而是一種道德理論，即從道德的公平視角審視利益和權力分配的規范。在這一理論中，他的基本信念是，道德規范與科學真理一樣，有其反思和論證的理性形式。商談倫理學有兩個原則：一是可普遍化原則，它要求機會和利益的分配被所有受影響者接受。二是商談原則，任何受影響的人都應該包括在商談之中，充分地參與討論。這兩個原則構成哈貝馬斯理解人權和法律的合法性標準。

《在事實與規范之間》是對西方民主法治國的實質性辯護，在新左派運動退潮后，哈貝馬斯日益相信，現代性的病癥只能通過行為理論和商談民主來克服。哈貝馬斯強調，在沒有宗教的超驗力量的后形而上學背景下，只有激進民主才能滿足法律和政治的合法化要求。民主的規范理念是自我統治，民主法治國是這一理念的實現形式。哈貝馬斯并不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完美的，相反，“從這種長遠視角出發，民主法治國不再呈現為一個完成了的結構，而是一項敏感的、易受刺激的、尤其是可錯的、需要修正的事業”，但無論如何，它仍有進步的潛能。

世界總該變好一點

每個人都是時代的產兒，哈貝馬斯理論之所以受到普遍關注，不是理論本身使然，而是一種“道德的幸運”。他的理論誕生于西方戰后進步時代，其理論和政治方案已不適用于當下這個倒退時代。哈貝馬斯的理論有許多可疑之處。生活世界殖民化只強調系統與生活世界之間的橫向沖突，沒有充分考慮到資本主義經濟的動力和社會的縱向沖突。他對后民族格局的判斷及其世界內政化方案，只考慮到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張力，沒有考慮到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美國的霸權、新自由主義、民粹主義和犬儒主義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他的社會政治理想的社會和文化基礎。近年來，哈貝馬斯已經部分地意識到自己理論的局限性，開始強調，如果資本主義系統的任性和專斷得不到控制的話，任何社會都是無法合理維持的。在其90歲壽辰的演講《再論道德與倫理的關系》中，他把馬克思與康德、黑格爾一同作為構建當代思想坐標的重要一環。同樣，哈貝馬斯也意識到西方傳統的局限性。在最后訪談錄《事情總該變好點》中，他有了新的期待：“不斷崛起的中國，是否會在某個恰當的時日，從其悠久、偉大和多元的文化深處獲得這樣一種洞察力，即由一個衰落的西方所留下的、充其量未完成的人權秩序，是一種確實能夠詮釋、需要繼續發展，但理性且屬于全人類的政治成就？”

面對世界性技術與經濟危機和西方政治的普遍倒退，哈氏的晚年是痛苦的。即便如此，他仍然強調：對知識分子來說，最不能容忍的是變得犬儒。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下，他仍然堅持其長期以來的信念：“理性在歷史中雖然一再被倒退所擊退，但從長遠來看始終在取得進步。”這一立場的核心是，不否定歷史的偶然性和倒退的可能性，但要從人的自由和自律的規范視角對之作出負責的回應。“世界總該變好一點”，是哈氏發出的最后悲鳴。

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告別了哈貝馬斯，也許我們必須馬上上路，開始一段更艱難的思想行程。

作者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邵賢曼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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