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的日記：偽縣長大肆斂財，連街上的乞丐都要上稅

1939年歲末，在山東鄒縣的日本兵營里，有個叫藤田的憲兵正趴在桌上記日記。

按理說，干他這行的應該寫點兒怎么抓游擊隊、怎么管治安的事兒。

可偏偏，那陣子他的日記本全被一個叫王襄宸的中國漢子給占滿了。

藤田一筆一畫地，把這人的破事兒像記賬一樣寫了個清清楚楚。

這姓王的到底是何許人也？

那會兒他正當著鄒縣的偽縣長。

藤田費那勁記他，可不是因為良心發現，純粹是被王襄宸那股子貪相給驚著了。

即便是在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日本兵，瞧見他搜刮錢財的手段，也得直呼長見識。

里面的門道挺值得琢磨：一個連祖宗都能賣的軟骨頭，在大兵壓境的時候，是靠啥法子穩住烏紗帽的？

又是怎么把老鄉們的最后一點血汗錢都給榨干的？

你要是把他的套路拆開看，這人哪只是個賣國賊啊，他分明是個鉆研“獨家買賣”和“權力變現”的高手，簡直貪到了骨子里。

王襄宸爬上去的頭一步，叫作“政治投資”。

三十八年那陣子鬼子剛踏進城門，滿城百姓都嚇得縮了脖子。

他倒好，不僅頭一個舉著膏藥旗去接駕，還不知道打哪兒搜羅來幾個姑娘，送去給東洋軍官“解乏”。

在鬼子看來，這小子確實夠“上道”。

這么著，縣長的位子就此穩穩落到了他手里。

王襄宸心里的小算盤撥拉得極響：兵荒馬亂的，只要靠上東洋人這棵大樹，在這塊地界兒上，他說什么價就是什么價。

權柄一捏，他立馬搞起了他的暴利模型：衙門壟斷。

他最先盯上的肥肉是打官司。

淪陷那陣子，老百姓要告狀就得寫紙。

王襄宸當場下死命令：誰也不準使自個兒帶的紙，必須買縣衙門印的那種專供貨。

一張薄紙要賣兩塊大洋。

擱在當時，這簡直是離譜的高價。

若是想使自個兒準備的，成，先交十塊錢的“開路費”。

要是想找人代筆，還得另掏腰包。

等到把紙遞上去，還得加兩塊錢的“茶錢”。

不給錢行嗎？

當心吃苦頭。

不買他的賬，那紙要么壓根兒不收，要么轉頭就進了垃圾桶。

姓王的愣是把官司路給堵了，就為了在那兒設個卡子收買路錢。

賣官司紙還只是小打小鬧，接下來的“旗子生意”才是對全城人的精準收割。

王襄宸放話：全縣的日本旗只能他一家賣，誰要是私下買賣或者自個兒縫，那就是對皇軍“不敬”。

要買，只能去他指定的鋪子里掏錢。

這些旗子也是分檔次的：大號的一塊錢，小旗子賣五毛。

光賣旗子還不夠，他還造了不少“必買場景”。

他要求全城不管是推小車的、騎自行車的，還是趕牲口的、挑擔子的小販，進城必須人手插一面旗。

為了把這筆錢掙穩當，他在城門口擺了不少哨卡。

要是誰沒帶旗，立馬罰款十塊到三十塊不等。

為了省下這筆重罰，大家伙兒只能乖乖買他那幾毛錢的“保命符”。

這種買賣邏輯冷得讓人發指：先用手里頭的權造出個“剛需”，再用拳頭把這生意護住，最后他自個兒在那兒獨家供貨。

可跟后頭的大錢比起來，這都是毛毛雨。

真正讓他發了橫財的，是玩轉糧食和捐稅。

那會兒鄒縣還沒個章法，他攥著那堆假鈔，拿白菜價硬搶鄉下人的口糧。

一擔糧食才給一塊錢，跟明搶沒兩樣。

搶到手后，他仗著跟鬼子關系鐵，借著商號的名義，指使日軍卡車把糧運到濟南。

在那兒一倒手，價格翻了幾倍，光這一筆買賣，他就凈落了十萬大洋。

沒曾想，這人連免費的條子都不放過。

收田賦得發通知單，原本是縣里白給的。

他規定一張收兩分錢。

鄒縣七萬多戶人家，就這一張張薄紙片，又被他刮走了一千四百塊。

凡是能跟老百姓沾邊的地方，他都要摳出錢來。

辦“順民證”收一塊錢，而且半年還得強行換一回。

全縣幾十萬人，這就是個流不完的錢袋子。

連鄉下的保長想上任，也得先交八塊的“注冊費”，不給錢，你這地保的身份就不算數。

全縣八十七個鄉鎮，又是幾百塊進賬。

最缺德的是，他連乞丐都不放過。

他定了個規矩，連街上討飯的每月都得交出一塊錢的“丐稅”，交不出的直接攆走。

這么個折騰法，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冒死向偽省政府告他。

結果呢？

上頭迫于民憤，確實先摘了他的官帽，說要查辦。

這事兒揭開了淪陷區最黑的真相：在鬼子的地盤上，他們看重的不是傀儡清不清廉，而是能不能把這片兒地給按住，能不能供得起鬼子的消耗。

只要王襄宸能讓主子順心，他怎么坑自個兒同胞，在鬼子眼里都叫“管理成本”。

藤田在日記里記這些，興許是瞧著這人貪得太出奇。

可從這些冷冰冰的賬目里，咱們能瞧見那會兒的人活得有多絕望。

外頭有強盜的皮靴，里頭有這種把權術玩到家、專門吸血的毒瘤。

王襄宸的這些“法子”，短時間內確實撈足了本，但從長遠看，這種喪盡天良的掠奪，正是在親手毀掉那個傀儡戲臺。

這筆血汗賬，他當時算得挺精，可他唯獨沒料到：歷史的賬本，可不光握在藤田那種憲兵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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