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調查 | 作為當代青年生存實驗的數字游牧

深夜的數字游民社區，公共空間仍亮著燈。透過玻璃窗，零星坐著幾個對屏工作的年輕人，他們中不少人自稱“數字游民”：依托網絡遠程辦公，一邊工作，一邊旅行。敲擊鍵盤的聲音、低語的會議通話、偶爾響起的消息提示音，構成了他們夜晚的背景音樂。這些年輕人嘗試在數字時代開辟一種新的生存方式，逃離傳統職場的時空束縛，在流動中重建工作與生活的秩序。

數字游民并非橫空出世的概念，而是數字技術演進、工作形態轉型與青年文化流變共同催生的社會現象。隨著遠程協作工具的普及、零工經濟的興起，以及社交媒體對游牧生活方式的浪漫化渲染，一種依托于數字工作實現流動自由的生存圖景，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中國青年的選擇或精神向往。從大理的咖啡館到安吉的共享社區，從黃山的民宿到上海的聯合辦公空間，數字游民的蹤跡正在重新繪制當代中國青年的流動地圖。

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多重社會脈絡的交織。在工作層面，就業形勢嚴峻、職場競爭加劇、“內卷”文化彌漫，促使部分青年嘗試在主流職業軌道之外尋找出路；在技術層面，云計算、高速網絡與協同軟件的發展，使得數字辦公成為可能；在文化層面，體驗至上與“人生是曠野”等話語的流行，為個體逃離現實束縛提供了價值辯護。數字游牧因而被視為一種應對現代性困境的方案，一種在高度結構化社會中的“浪漫突圍”。

然而，這種突圍是否真正實現了“人的解放”？踏上游牧歷程的個體，其真實境遇為何？游牧之后，又何去何從？為回答上述問題，筆者基于近兩年在浙江安吉、云南大理、安徽黃山等多地數字游民社區的田野調查，結合對38位游牧者的深度訪談，試圖超越對數字游民生活方式的表層描繪，切入其內在的矛盾與掙扎，體察與理解：在當下深度媒介化的社會環境中，數字游牧實踐如何重構工作與生活、自我與技術、自由與約束的邊界？

近年來，浙江安吉積極探索建設以DNA公社、DN余村公社為代表的“數字游民公社”。圖為安吉數字游民社區的分享會現場。作者/供圖

一場說走就走的生存實驗

二十七歲的陳雨（化名）坐在大理一家咖啡館靠窗的位置，習慣性抬頭望向遠山的輪廓。一年前，她辭去上海某互聯網公司的運營崗位，帶著積蓄和十八寸的行李箱，只身來到大理。“再也不想擠早高峰地鐵、寫無休止的周報了，”她笑著說，眼神中既有期待，也有一絲不確定，“我想試試看，人是不是真的可以一邊旅行，一邊工作。”

那個決定離開的早晨，陳雨記得很清楚。上海的地鐵里人擠人，她被推搡著向前，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連續三個月沒有見過真正的日出了。“當時我就想，人生不應該是這樣的。”她回憶道：“我看著車窗外一閃而過的城市，想象著大理的藍天白云，就在那一刻做了決定。”

陳雨的經歷并非孤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青年開始嘗試借助數字辦公方式，實現地理上的自由移動，在不同城市、鄉村甚至旅途中遠程工作。他們流動于全國各地的數字游民社區，形成一個個臨時社群，彼此共享辦公與居住空間。這些地方因其較低的生活成本、優美的自然環境和相對完善的網絡設施，成為數字游民的理想據點。

這一現象被稱為“數字游牧”，它既是西方“Digital Nomad”在中國的本土化實踐，更是中國青年在現實壓力下的一場集體生存實驗。作為一個正在蓬勃興起的群體，中國數字游民的內部構成多元，包括創業者、自由職業者、自媒體從業者、遠程辦公的上班族、間隔期青年等。數字游民社區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國內鄉村、縣域乃至大都市周邊空間。

在數字游民社區，傳統的職業身份被淡化，人與人因相似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而連接。不同于城市寫字樓里千篇一律的專業會議室，這里的分享會幾乎每天都有，可以發生在任何公共空間；擺幾張拼接的桌子，一排錯落的坐墊，或是干脆席地而坐，來自天南地北的年輕人就這樣聚在一起，交流生活的困惑、工作的經驗，以及一個個的夢想與故事。這種線下社群的形成，不僅為數字游民提供了情感支持，更創造了一種新型的社會連接方式。在這里，每個人都可以重新定義自己，嘗試不同的可能性。

自由的代價：

懸浮、焦慮與收入困境

數字游民生活看似自由浪漫，實則充滿了不確定性。陳雨最初的日子過得頗為“理想”。她住進一家主打“數字游民社區”的青旅，月租1200元，含水電網。白天在共享辦公空間寫稿、做方案，傍晚去洱海邊騎行，周末和社區里認識的朋友組團徒步。她在社交軟件發帖：“逃離996，我找到了生活本來的樣子。”配圖是洱海邊的日落和她在咖啡館工作的背影。

帖子很快火了，收獲上千點贊和無數“羨慕哭了”的評論。但只有陳雨自己知道，“自由”是有代價的。那些看似詩意而松弛的照片背后，也有無數個為工作焦慮到失眠的夜晚。她接了三份兼職工作：寫公眾號推文、做企業社交媒體代運營、偶爾接點品牌文案。項目時有時無，月收入時高時低。“你得時刻想著下個月的錢從哪來，”她苦笑著說，“這種不確定性讓人始終處于焦慮之中。”

更大的問題是身份“懸浮”。她沒有固定的單位、沒有固定的社交關系、沒有規律的工作與生活作息，甚至缺乏穩定的歸屬感。“有時候半夜醒來，會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為什么要在這里”，陳雨描述這種感受時，語氣中帶著一絲迷茫。當母親打電話時，總是關切地問：“雨雨，你現在到底算什么職業？什么時候穩定下來？什么時候回來找個正經工作？”她只能支支吾吾，無法給出令家人滿意的回答。

類似陳雨這樣的數字游民，并不符合數字游民理想畫像。他們可能并不具備可持續變現的數字技能，也缺乏豐富穩定的收入來源，更多是借助平臺做零散工作，類似于“數字零工”的工作狀態。這種生存方式誠然提供了不同于傳統職業的自由空間，但也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挑戰。

收入不穩定是最大的現實壓力。二十八歲的程序員張濤（化名）在嘗試數字游民生活半年后，不得不重新回到辦公室工作。“自由職業的收入波動太大，”他坦言，“可能之前有過上班的固定生活模式，所以現在這種不確定性讓我總覺得無法做長期規劃，經常會因為很多不確定性的風險而焦慮。”

社會保障的不夠完善也是數字游民面臨的現實問題。沒有社保意味著他們需要自己承擔全部的醫療、養老等風險。考查各種商業保險與穩定收益的理財，試圖在不穩定的游牧生活中尋求一些確定性，也成為數字游民的一種日常。此外，制度層面的約束同樣不可忽視。戶籍制度及其關聯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仍然與地理定位綁定。對于處于流動狀態的數字游民而言，這意味著他們難以在異地享受完整的公共服務，比如孩子的入學問題、醫療保險的異地結算甚至是簡單的銀行業務辦理，這種現實制約也構成了游牧生活中的“斷點”。

結構的召喚：

充滿張力的現實處境

數字游牧生活難以持續，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們無法擺脫社會結構的制度性“召回”。這種召回來自經濟層面的壓力，來自深植于文化傳統中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期待，也源于技術賦能本身所內含的悖論。

二十六歲的劉念（化名）在重慶某教育機構做課程顧問，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給潛在客戶打電話推銷課程。“您好，我是某某教育的課程顧問，請問您有沒有興趣了解我們的英語培訓課程？”這句話她每天都要重復上百遍。因為再也不想繼續這樣的生活，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數字游民資訊后，劉念決定選擇去游牧。她先后去了大理、黟縣和三亞，嘗試做過旅行類博主，每天精心策劃拍攝內容，研究各種拍攝角度和濾鏡效果，但流量始終沒什么起色，試圖通過自媒體變現似乎也是遙遙無期。半年后，她還是回了老家。“我媽說我再不回來就要斷我生活費，”她無奈地說，“而且我也實在攢不下錢。”劉念的經歷反映了經濟壓力對數字游民生活的直接影響，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這種生活方式很難長期維持。

中國傳統觀念對“穩定”的推崇與家庭對子女的角色期待，構成了游牧實踐難以持續的文化慣習。在很多父母眼中，“穩定”不僅意味著固定的收入，更代表著一種可預期的人生軌跡和社會地位。很多年輕人的游牧實踐，從一開始就帶著臨時性和實驗性，而非真正的身份轉變。二十九歲的周琦（化名）在體驗數字游牧生活一年半后，最近選擇暫時退出游牧生活，回到老家。“年紀到了，家里給我介紹了好幾個對象，但一聽說我是‘自由職業’，基本就沒下文了。”他苦笑著說，“自己也覺得四處‘游來游去’找不到可以穩定發展的對象，所以先回來看看吧。”周琦的選擇并不特別，當下，家庭觀念對個人生活方式仍持續具有影響。中國青年主體性的崛起并未瓦解傳統關系網絡，而是通過重新協商關系規則實現其自主性。在數字游牧實踐中，社會關系網絡既是約束，也是支撐；個體在重新協商與這些關鍵集體性力量的關系中，爭取更大的自主空間。

技術在數字游牧實踐中扮演著復雜的角色。技術賦予了個體前所未有的連接能力與行動半徑，實現了工作、生活、社交在流動中的即時性融合，仿佛實現了“人生是曠野”的自由生活。然而，這種連接與行動的每一步，都深度依賴于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游牧者如同插在互聯網中的“U盤”，其肉身不斷穿越地理邊界，數字分身卻牢牢錨定于平臺系統之中。在此意義上，技術賦能的“自由”，實則是對數字系統更深的嵌入。

游牧之后：

重構自我與未完成的實驗

盡管數字游牧生活大多難以長期持續，但對許多人而言，這段經歷仍是人生的重要轉折點與探索期。

二十五歲的張薇（化名）專科畢業后在一家小公司做了兩年行政工作，“每天就是復印文件、整理資料、接電話”，她形容自己“像個復印機”。工作內容機械重復，沒有成長空間，她覺得自己的青春正在被虛度。她選擇去安吉的數字游民社區住了一段時間，那是一個改造的農家院，周圍竹林環繞，環境清幽。在那里學了UI設計、接了第一個項目，甚至還組了一個線上學習小組。“雖然沒有因此成為自由職業者，但那三個月讓我知道自己能學東西、能交朋友、能獨立解決問題。”回到城市后，她嘗試找到了產品設計助理的工作。“游牧經歷像是一次重啟，讓我跳出原有的思維框架，看到了更多可能性。”類似張薇這樣，通過短暫游牧實現技能提升、心態調整的年輕人并不少。他們把這段經歷稱為“人生的間隔年”，一個重新審視自己、探索可能性的時期。他們或許沒有真正“逃離”傳統的社會結構，但在結構夾縫中找到了喘息之機，甚至重新認識了自己，體現了當代青年的韌性調適。

周琦雖然結束了游牧生活回到老家，但他認為這段經歷讓自己更加清楚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路上的時候，你會有很多時間思考，想想自己到底要什么，想想什么對自己最重要。”他說，“游牧生活給我最大的收獲是，在這個過程中學會了如何在自己想要的生活和現實之間尋找一種平衡。”目前，他繼續做著自己的老本行，同時也計劃著下一次旅行，生活于他而言，還充滿著很多有待探索的風景。

數字游民現象反映了當代青年對工作與生活關系的重思，推動了個體和社會對“成功”“幸福”等概念的多元化思考。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數字游牧實踐也折射出當代中國青年身處傳統與現代、個體與結構之間的張力之中。他們試圖脫離單位、固定職業等傳統結構的束縛，卻又無法回避家庭期待、婚姻壓力、養老焦慮等現實議題；他們運用數字技術構建跨地域的社群與工作網絡，卻又往往陷入保持數字持續在線的新困境。游牧，因而既是一種空間實踐，也是一種身份協商，更是一場深度媒介化進程中如何“安放自身”的持續實驗。

在深度媒介化社會中，媒介已不再是外在于生活的工具，而是構成了社會行動的基礎設施與組織邏輯。數字游牧所標榜的地理流動與職業自主，其實現高度依賴于數字基礎設施。個體在嘗試掙脫物理空間束縛的同時，卻更深地陷入了由數字平臺所重構的時空秩序與社會關系中。主體對自由的追尋，恰恰通過將自我深度接入并適配于媒介邏輯而完成。工作機會的獲取、社會連接的維持乃至日常生活的節奏，均需經由平臺中介。個體的“游牧”能力，實則建立在對自身數據化、可計算化與即時響應性的馴服之上。

這場實驗還在繼續。每天，仍然有年輕人背著行囊踏上游牧的路程，也有人結束旅程回到城市。隨著數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數字游牧現象或許將在更多維度上演進。其真正的價值，不在于提供了一種理想生活模板，而是折射出我們所處深度媒介化生存的復雜境況。在媒介邏輯日益主導社會運行的今天，重建一種兼具批判意識與實踐可能的主體性，已不僅是游牧者的課題，更是所有身處媒介化社會中的個體必須面對的挑戰。

告讀者

“社會調查”版以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關乎國計民生的焦點、熱點、前沿問題為牽引，以準確識別研判“問題”、總結提煉“辦法”為期待；立足中國實踐，力求見人見事見思想，用生動鮮活、兼具思想與溫度的文字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寫進人民心坎里，助力把頂層設計和問計于民統一起來。本版擬設“深度調查”“實踐啟迪”“問計于民”“編輯手記”“讀者來信”等欄目。誠邀賜稿！來稿請注明投稿欄目。投稿郵箱：dcyj_sscp@cass.org.cn。

作者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亮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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