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在日本京都洛北的巖倉村,至今仍然保留著一座名為“對岳樓”的舊居。1862年到1867年間,那里看起來是根據巖倉具視的雅號“對岳”起名的詩意棲居之地,實際上是維新前夜最詭譎的情報中心。當時的巖倉具視,因推行“公武合體”被尊攘派視為“奸佞”,不得不辭官隱居。
巖倉具視出身于堀河家,后過繼給家格并不顯赫的巖倉家。這種“低級公卿”的身份,讓他沒有攝關家那種高高在上的腐朽,反而多了一份如戰國大名般的權謀。在蟄居期間,他不僅沒有消沉,反而通過秘密書信指點江山。
《巖倉公實記》(皇宮后職,1906年(明治三十九)9月第一版)中有一段他極具前瞻性的論述:“天下之亂,始于人心之離散。若欲定亂,非內修政務、外講信義不可。徒以武力壓之,如以石壓草,石去草必復生。”我以為這段話揭示了巖倉具視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武士階層的本質區別:武士考慮的是如何“推倒”,而巖倉具視考慮的是推倒之后如何“建立”合法性。他深深地明白,公卿階層如果想在未來不被邊緣化,必須成為武力的“靈魂寄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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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12月9日,“王政復古大號令”頒布。那是決定日本國運的一夜。在京都御所的“小御所會議”上,有著“醉翁”之稱的親德川幕府的山內豐信(容堂)借酒撒瘋,叫囂讓德川慶喜出席,試圖通過議會形式保留幕府的殘余權力。
此時,巖倉具視展現了其作為政治操盤手的驚人爆發力。根據記錄當時現場氣氛的《丁卯日記》(東京大學出版會,2015年2月第一版)載,巖倉當場聲色俱厲地駁斥了這位資歷遠深于己的“賢侯”:“今日之舉,乃天皇陛下之宸斷。爾等縱論公武,口稱先圣,其目中尚有陛下否?若有異議,便是抗旨!”
這種以“圣旨”為武器的政治恫嚇,瞬間瓦解了親幕派的士氣。更具傳奇色彩的是,巖倉具視命人趕制了“錦之御旗”。當這面繪有金日銀月的紅旗在鳥羽·伏見之戰的硝煙中升起時,德川幕府的軍隊在心理上瞬間崩塌。巖倉具視用這種近乎“巫術”般的正統符號,將一場武裝奪權洗白成了“奉天討逆”。
1871年12月,巖倉具視作為明治新政府的特命全權大使,率領規模宏大的使節團出訪歐美。出發時的巖倉,依然是一副典型的人間國寶形象:高聳的發髻、寬大的公卿服飾、手中常握一把鐵扇。
在舊金山的招待會上,當美國記者好奇地打量這位東方權臣時,巖倉具視尚帶有一種大國文明的傲慢。然而,隨著列車橫跨美洲大陸,從工廠的轟鳴到議會的辯論,巖倉原本對東方文明的自信,在工業文明的沖擊下迅速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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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達芝加哥后,發生了一件震動日本政壇的小事——巖倉具視聽從在美國留學的兒子巖倉具定等人的勸說,毅然走入理發店,剪去了象征身份的發髻。他在隨后的日記和給國內的匯報中(后整理收入《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巖波文庫,1977年9月第一版)寫道:“余初至美洲,見彼之器物精良、制度嚴明,猶以為不過奇技淫巧。及至深入考察,方知其立國之本在于民氣與實學。我國若不忍痛斷發、改弦更張,則獨立之名實難保全。”
這次斷發,不僅僅是個人的審美轉型,更是日本統治階層整體轉向“脫亞入歐”的投名狀。巖倉具視意識到,要在西方主導的叢林法則中生存,首先必須在視覺和儀式上“融入”。
1873年歸國后,巖倉具視面臨的是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內部危機——“征韓論”。西鄉隆盛等人主張通過對外擴張來解決國內士官階層的出路問題。
此時的巖倉具視,展現出了極其冷酷的一面。他并非基于道德反對侵略,而是基于風險評估反對冒險。他在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巖倉具視奏上書》(即著名的“內治優先論”)中分析道:“國家尚在瘡痍之初,租稅未平,物價飛漲。且我國之海軍尚不足以守海疆,若遽興兵于海外,一旦失利,英俄諸國必乘虛而入。此乃舍本逐末,危及國本之舉。”
這篇奏折直接導致了政權的分裂。巖倉具視聯手大久保利通,通過復雜的程序正義將西鄉派逐出權力中心。這種對國力的精準評估,體現了巖倉作為“大管家”的特質:他絕不容許任何浪漫主義的沖動破壞他苦心經營的近代化藍圖。
在明治維新的后期,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日本社會開始要求建立國會、制定憲法。作為公卿出身的政治家,巖倉具視對“西方民主”抱有本能的警惕。
他既支持現代化,又恐懼共和制。他晚年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如何將西方的立憲框架裝進天皇權威的舊瓶子里。在寫給政府重臣三條實美的信函(收錄于《巖倉文庫》)中,他叮囑道:“萬機雖出于政府,然尊王之念,乃維系億兆民心之根本。不可一日荒廢。憲法之制定,必須確立君權至高無上之地位,方能使國家穩如泰山。”
這種思想直接啟發了后來的伊藤博文。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巖倉具視的構想:表面上是現代國家的代議制,核心卻是皇權神授的絕對權威。
1883年,巖倉具視因喉頭癌病逝。臨終前,他囑托天皇要繼續推行強兵之策。明治政府則為他舉辦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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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巖倉具視的一生,會發現他是一個極具矛盾感的歷史人物。他能為了國家利益剪掉發髻,也能為了鞏固權力而構陷昔日的戰友;他既是開啟民智的先驅,也是神權政治的構建者。在史學家眼中,他不是西鄉隆盛那種可以感召萬民的英雄,也不是大久保利通那種精密的行政官,他更像是一名深藏不露的“導演”。
被譽為“維新十杰”之一的巖倉具視,最大的歷史功績在于他在舊日本(公卿與武士)與新日本(官僚與資本)之間,充當了那座不可或缺的橋梁。他用公卿的圓滑化解了轉型的劇痛,用現實主義的刀刃切除了舊時代的癰疽。
在那張曾被印在日本500日元舊紙幣上的肖像中,巖倉具視目光深邃。他那把在舊金山合上的鐵扇,最終化作了橫跨太平洋的黑煙蒸汽船。他的一生,證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在一個劇變的時代,真正的勇者不僅是那些敢于赴死的人,更是那些敢于否定舊自我、在廢墟上建立規矩的人。(2026年3月26日寫于日本東京樂豐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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