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觀察｜六項原則，何以勾勒“十五五”規劃底層邏輯

“十五五”規劃綱要，勾勒出未來五年中國發展的宏偉藍圖。從現代化產業體系到科技自立自強，從區域協調到民生保障，從綠色轉型到國家安全——這份沉甸甸的規劃，承載著中國式現代化“起飛爬升”的關鍵使命。

規劃開篇，即提出推動“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六項“必須遵循的原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這六句話，不是簡單的政策宣示，而是中國式現代化七十余年實踐智慧的凝練，是貫穿“十五五”規劃始終的底層邏輯。

這六項原則，從價值取向、實踐路徑到安全底線，層層遞進、環環相扣，共同規定了“十五五”規劃的根本遵循——它回答的是：為誰發展？怎樣發展？如何行穩致遠？

透過這六句話，我們才能讀懂“十五五”規劃的骨架與靈魂。

一、是什么規定了“十五五”規劃的底層邏輯

任何一份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都不是零散政策的簡單拼湊，而是由一以貫之的核心理念與根本準則搭建起的完整體系。所謂“底層邏輯”，就是規劃編制與實施全過程中不可動搖的根本準則，是統領所有具體任務的“總鑰匙”，決定著規劃的政治方向、價值底色與實踐路徑。

“十五五”規劃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承載著中國式現代化從“跑道滑行”向“起飛爬升”的歷史性跨越。在這樣的關鍵節點，規劃的底層邏輯決定了這架飛機能否順利離地、能否準時抵達2035年的目標高度。

那么，是什么規定了“十五五”規劃的底層邏輯？它由三重深刻統一的內在邏輯共同規定，最終凝練為開篇明確的六項原則。

一是現代化規律與中國特色有機統一的邏輯。

現代化有共同規律——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制度創新是必經之路。但中國式現代化又有自己的特色——“并聯式”趕超、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六項原則中，“堅持高質量發展”體現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體現中國特色。二者的統一，讓規劃既遵循普遍邏輯，又扎根特殊國情。

二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有機統一的邏輯。

“堅持人民至上”是價值理性，回答“為了誰”；“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是工具理性，回答“怎么辦”。黨的領導既是價值理性，又是工具理性。六項原則將二者熔鑄于一體，讓規劃既有明確的價值導向，又有科學的實踐路徑。

三是歷史發展與時代特點有機統一的邏輯。

從歷史看，中華文明五千年積淀與現代化七十余年探索，規定了規劃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

從時代看，我們正處在人類文明邁向數字智能文明、中國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兩大轉折交匯點。這兩大轉折，決定了規劃必須把高質量發展作為主題主線，必須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動力源泉——因為新質生產力呼喚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必須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作為制度保障——因為數字時代的創新需要市場活力，也需要政府引導；必須把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底線保障——因為技術越發展，風險越復雜，越需要守住安全底線。

六項原則正是歷史邏輯與時代邏輯的交匯點，讓“十五五”規劃既有歷史厚度，又有時代高度。

三重統一，層層遞進；六項原則，各歸其位。理解了這三重統一與六項原則的對應關系，就能讀懂六項原則何以成為貫穿“十五五”規劃始終的“總鑰匙”——它不是寫在紙面上的條文，而是藏在規劃背后的歷史必然、時代必然、制度必然。

二、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框架中，“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位列六項原則之首。這不僅是政治宣示，更是三重邏輯推演的必然結論——它是現代化規定與中國特色統一的集中體現，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統一的典范，是歷史發展與時代特點統一的根基。

從價值理性看，黨的領導解決了“為了誰”的根本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首先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的有機統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我們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種價值取向，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不能走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老路，不能放任技術異化、資本壟斷，而必須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

正是這種價值立場，讓“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與“堅持人民至上”成為一體兩面：堅持黨的領導，才能保證用社會主義方式進行現代化建設，才能使現代化建設以人民為中心。沒有黨的領導，人民至上的價值就可能在實踐中走偏；不以人民為中心，黨的領導就會失去靈魂。二者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過程，讓現代化始終沿著“為了人民”的方向前進。

這是歷史的結論，也是邏輯的必然。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而黨的領導，正是實現這一本質的政治保障。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置于六項原則之首，就是要保證規劃始終有鮮明的價值導向。

從工具理性看，黨的領導解決了“怎么干”的實踐問題。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場“并聯式”的趕超進程，要在幾十年內走完西方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這種獨特的現代化路徑，決定了必須有一個能夠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沒有這個核心，現代化就會在多重矛盾中失去方向，在利益博弈中陷入內耗。

黨的全面領導，正是這種工具理性的集中體現。它能夠統籌發展與安全、協調局部與整體、平衡效率與公平，把14億多人的力量凝聚起來，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強大合力。從脫貧攻堅到科技攻關，從區域協調到重大工程建設，每一次重大戰略的成功實施，都印證了黨的領導作為“工具理性”的強大效能。

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正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獨特優勢。

西方政黨往往陷入“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撕裂——競選時高喊價值口號，執政時卻難以兌現承諾。中國共產黨則不同：價值理性為工具理性指明方向，工具理性為價值理性提供支撐。二者相互成就、辯證統一。

在“十五五”規劃的編制與實施中，這種統一體現得尤為充分。規劃的目標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規劃的實施靠的是黨的堅強領導。前者是價值理性，后者是工具理性。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完整內涵。

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政治口號，而是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定盤星”——它既錨定“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航向，又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制度效能，讓中國式現代化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中行穩致遠。

三、堅持人民至上：從“中國之治”到“人類文明新形態”

在六項原則中，“堅持人民至上”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共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坐標。如果說黨的領導解決的是“誰來駕駛”的問題，那么人民至上回答的則是“為誰飛行”的根本方向。

依靠人民：中國式現代化的力量源泉

人民至上，首先是“依靠人民”。中國式現代化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必須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發揮人民首創精神。

規劃明確強調，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這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征——不是少數人的事業，而是全體人民共同的事業。從脫貧攻堅到共同富裕，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在脫貧攻堅的戰場上，正是千千萬萬基層干部和貧困群眾的共同努力，才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在鄉村振興的征程中，正是億萬農民的辛勤耕耘，才讓廣袤鄉村煥發新的生機。人民群眾不僅是現代化建設的受益者，更是現代化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

為了人民：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歸宿

人民至上，落腳點是“為了人民”。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民的幸福。

規劃強調，要“維護人民根本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注重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滿足民生需求中拓展發展空間，推動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正是人民至上從理念向實踐的轉化——讓人民在發展中看到變化、得到實惠、感受到溫度。

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投資于人”的戰略部署，每一項民生改善的成果，都是為了讓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十五五”規劃將“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列為主要目標之一，把高質量充分就業、居民收入增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民生指標作為硬任務。這既是發展的承諾，更是為了人民的生動體現。

從“中國之治”到“人類文明新形態”：人民至上的世界意義

人民至上不僅是“中國之治”的核心理念，更正在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坐標。當技術加速迭代挑戰人的主體性，當發展面臨效率與公平的張力，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的探索，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這種探索的意義在于：它證明發展可以既有效率又有溫度，證明技術進步可以服務于人而不是異化人。人民至上，正在從中國的治理經驗，升華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引領。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人民至上既是規劃的底色，也是前行的方向。它告訴我們：無論技術如何演進，發展的目的始終是人；無論動能如何轉換，創新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這，正是“堅持人民至上”的深刻意涵——讓中國式現代化的航船，始終沿著人民期待的方向破浪前行。

四、堅持高質量發展：生產力躍遷的時代必然

高質量發展是現代化建設的中心內容，貫穿于新發展階段的全過程、各領域。在六項原則中，“堅持高質量發展”居于承上啟下的關鍵位置。它向上承接“黨的領導”與“人民至上”的價值坐標，向下指向“全面深化改革”與“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實踐路徑，是連接價值目標與實踐路徑的樞紐。

從生產力維度看，高質量發展是生產力躍遷的時代要求。

生產力的發展，從來不是勻速的，而是由量變積累到質變躍遷的過程。傳統工業化生產力，依靠要素投入實現規模擴張，邊際效益遞減是鐵律。新質生產力則不同——它以創新為驅動，以質優為關鍵，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它的出現，意味著人類正從工業文明邁向數字智能文明，意味著發展動力正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如果說“十四五”是新質生產力的孕育期、點狀突破期，那么“十五五”就是新質生產力的成長期、系統集成期。因此，“十五五”是生產力躍遷的關鍵窗口，也是高質量發展必須抓住的歷史機遇。

規劃將高質量發展作為主題主線，正是對這一時代要求的深刻回應。沒有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就缺乏落地的載體；沒有生產力躍遷，中國式現代化就缺少持久的動能。

從生產關系維度看，高質量發展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制度變革。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同樣需要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生成，必然要求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與之相匹配。這種適應，不是修修補補，而是系統重構。

規劃提出，要“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動能，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做優增量、盤活存量”。這正是對生產力躍遷的制度回應。擴大內需，是為新質生產力創造市場空間；供給側改革，是為新質生產力掃清制度障礙；培育新動能，是為新質生產力注入源頭活水。

沒有全面深化改革，新質生產力的潛能就無法充分釋放；沒有制度創新，生產力躍遷的成果就難以鞏固。這正是高質量發展與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聯系——前者是目標，后者是路徑；前者是方向，后者是動力。

從價值維度看，高質量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物質基礎。

高質量發展，最終要落實到人民福祉上。規劃強調，要“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質的提升，是為了讓發展更可持續、更有后勁；量的增長，是為了讓人民在發展中得到實惠。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高質量發展的完整內涵。

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投資于人”的戰略部署，每一項民生改善的背后，都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沒有高質量發展，人民至上的價值就會落空；沒有生產力躍遷，共同富裕的目標就難以實現。這正是高質量發展在六項原則中的獨特定位——它不是孤立的原則，而是貫穿始終的價值追求。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高質量發展既是時代命題，也是實踐路徑。它告訴我們：唯有以新質生產力為引擎，才能實現從“量”到“質”的歷史性跨越；唯有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這，正是“堅持高質量發展”的深刻意涵——讓中國式現代化在生產力躍遷中行穩致遠。

五、堅持全面深化改革：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國實踐

在六項原則中，“堅持全面深化改革”與“堅持高質量發展”構成互為支撐的邏輯閉環。高質量發展是目標指向，全面深化改革是動力源泉。

從歷史唯物主義看，改革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必然要求。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與原有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時，就必須通過變革生產關系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當經濟基礎發生變化，與原有的上層建筑發生矛盾時，就必須通過調整上層建筑來鞏固和發展經濟基礎。二者相互關聯、層層遞進，共同構成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

中國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史，就是這一原理的生動實踐。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十五五”規劃將“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作為六項原則之一，正是對這一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唯有不斷改革，才能讓生產關系始終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讓上層建筑始終與經濟基礎相協調。

從新質生產力發展看，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關鍵一招。

當前，我們正處在從工業文明邁向數字智能文明的歷史性轉折點上。新質生產力的出現，不僅要求生產關系與之相適應，更要求上層建筑隨之調整。規劃提出，要“聚焦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進深層次改革，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這正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中國化運用——讓生產關系更好地適應生產力，讓上層建筑更好地服務經濟基礎。

沒有全面深化改革，新質生產力的潛能就無法充分釋放；沒有制度創新，生產力躍遷的成果就難以鞏固。這正是“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必然。

從“十五五”規劃看，改革是貫穿始終的實踐路徑。

“十五五”規劃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列為主要目標之一。從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到國資國企改革，從財稅體制改革到科技體制改革，每一項改革都指向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這些改革既有對生產關系的調整，也有對上層建筑的完善，二者協同推進、系統集成。

改革的深度，決定發展的后勁。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資國企改革，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科技體制改革，激發科研人員創新活力。這些改革相互支撐，共同構成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制度合力。

從歷史實踐看，改革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之源。

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立足國情、自主探索的現代化。這種探索的動力，正是來自于不斷深化的改革。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加強頂層設計”，從“單項突破”到“系統集成”，改革的邏輯在實踐中不斷深化。

“十五五”時期，改革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它不再是特定領域的局部突破，而是系統集成的整體推進；不再是應對危機的被動調整，而是著眼長遠的主動謀劃。這正是“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意涵——讓改革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最持久、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唯有改革，才能讓生產關系始終與生產力發展同頻共振，讓上層建筑始終與經濟基礎動態適應；唯有改革，才能讓中國式現代化在制度創新中行穩致遠。這，正是“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意涵。

六、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

在六項原則中，“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與“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共同構成實踐路徑的“雙引擎”。如果說改革解決的是“怎么變”的問題，那么市場與政府的結合解決的就是“怎么穩”的問題——既要激發活力，又要保持秩序；既要效率優先，又要兼顧公平。

從理論邏輯看，這是對西方經濟學“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的超越。

西方主流經濟學長期陷入“政府干預”與“市場自由”的二元對立。實踐中，這種對立導致周期性的政策搖擺——經濟危機時政府出手，稍有復蘇就要求“去管制”。

中國用四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政府與市場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規劃明確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法治經濟、信用經濟，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這正是中國經驗的精髓——讓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政府的“更好作用”有機結合，而非相互替代。

從實踐邏輯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深刻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推動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開啟了釋放巨大經濟活力的歷史進程。但市場不是萬能的——信息不對稱、外部性、壟斷、周期波動等問題，都需要政府發揮作用。

從宏觀調控到產業政策，從市場監管到公共服務，政府始終在發揮著“有為”的作用。這種“有為”不是包辦代替，而是為市場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為創新提供制度保障、為民生守住底線。正是這種“市場有效+政府有為”的組合，讓中國用幾十年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

從“十五五”規劃看，這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

“十五五”時期，新質生產力成為核心引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既需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需要政府在戰略規劃、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制度供給等方面的有為引導。沒有市場，創新就缺乏動力；沒有政府，創新就缺乏方向。

規劃從多個維度體現了這一結合：在市場方面，強調“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在政府方面，強調“建設法治經濟、信用經濟，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市場與政府各司其職、協同發力，共同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從世界意義看，這是中國為人類現代化貢獻的治理智慧。

西方現代化模式長期主導世界，但其弊端也日益凸顯：資本壟斷、兩極分化、社會撕裂。當西方陷入“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雙重困境時，中國的探索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這種探索的意義在于：它證明政府與市場可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共生”；它證明效率和公平可以兼得，而不是非此即彼；它證明“放得活”與“管得好”可以有機統一。中國經驗正在告訴世界：現代化不是只有一條路，治理也不是只有一種模式。

“十五五”時期，中國將繼續深化這一探索。讓市場更有效，讓政府更有為，讓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實現統一——這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優勢，更是中國為人類現代化貢獻的治理智慧。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既是中國發展的“雙引擎”，也是中國貢獻的“新范式”。這，正是“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深刻意涵。

七、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起飛關鍵期的“壓艙石”

在六項原則中，“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與其他五項原則有著本質不同。它不是具體的實踐路徑，而是貫穿所有原則的底線保障；它不直接回答“怎么發展”，而是回答“怎么守住”。

從理論邏輯看，發展與安全是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

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沒有發展，安全就缺乏物質支撐；沒有安全，發展就可能中斷。這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規劃將“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列為六項原則之一，正是對這一辯證關系的深刻把握。

“十五五”時期，中國式現代化進入“起飛爬升”的關鍵階段。新舊動能正在切換，內外部挑戰交織疊加。這個階段最怕什么？一是動力不足，無法離地；二是方向錯誤，南轅北轍。但還有第三怕——安全失守，前功盡棄。這正是“統籌發展和安全”之所以成為“壓艙石”的深層邏輯。

從歷史實踐看，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條件。

回顧世界現代化歷程，許多國家在起飛階段因安全失守而陷入困境：有的因外部沖突打斷發展進程，有的因內部動蕩消耗發展成果，有的因風險失控積累系統性危機。這些教訓反復證明：發展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底線。

中國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保持社會長期穩定，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始終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全過程。從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到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從保障糧食能源安全到筑牢生態安全屏障，安全始終是發展的“壓艙石”。

從“十五五”規劃看，安全是高質量發展的底線保障。

“十五五”規劃將“國家安全屏障更加鞏固”列為主要目標之一。這不僅是目標，更是底線。規劃強調，要“強化底線思維，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從糧食安全到能源安全，從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到金融安全，從網絡安全到生態安全——安全的內涵在不斷拓展，安全的要求在不斷升級。在數字智能時代，風險更加復雜、更加隱蔽、更具傳導性。沒有安全，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就可能被外部沖擊打斷；沒有安全，高質量發展的成果就可能因風險爆發而流失。

從時代特征看，統籌發展和安全是數字智能時代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們正處在從工業文明邁向數字智能文明的歷史性轉折點上。技術加速迭代，風險同步升級。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算法歧視、平臺壟斷、就業沖擊，網絡空間可能面臨的安全威脅，關鍵基礎設施可能遭受的物理攻擊和網絡攻擊——這些風險，都是過去未曾遇到的新挑戰。

統籌發展和安全，就是要在這兩大轉折的交匯點上，既抓住發展的機遇，又守住安全的底線。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促進高質量發展。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統籌發展和安全既是底線思維，也是戰略定力。它告訴我們：發展是硬道理，安全是硬底線；沒有安全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沒有發展的安全，是沒有根基的安全。這，正是“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深刻意涵——讓中國式現代化的航船在風浪中行穩致遠。

八、六項原則，何以“定”乾坤？

從“是什么規定了‘十五五’規劃的底層邏輯”到六項原則的逐一展開，我們走過了一條從抽象到具體、從邏輯到實踐的完整路徑。現在，六項原則的內在邏輯已經清晰呈現，它們究竟以怎樣的方式“定”乾坤？

六項原則不是隨意選擇的，而是“十五五”規劃內在邏輯的必然產物。

它們不是寫在紙面上的條文，而是藏在“十五五”規劃背后的歷史必然、時代必然、制度必然。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積淀，現代化七十余年的探索經驗，數字智能時代的機遇挑戰，共同“規定”了這六項原則；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現代化規定與中國特色的統一，歷史發展與時代特點的統一，共同“凝練”了這六項原則。正是這六項原則，讓“十五五”規劃在起飛關鍵期有了清晰的底層邏輯。

六項原則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撐、層層遞進的根本遵循。

黨的領導是根本保證，人民至上是價值靈魂，高質量發展是主題主線，全面深化改革是動力源泉，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是制度優勢，統籌發展和安全是底線要求。六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閉環——價值目標定方向，實踐路徑給動力，安全底線保長遠。它們貫穿于“十五五”規劃的全過程、各領域，決定著規劃的政治方向、價值底色、實踐路徑與最終成效。

六項原則不是抽象宣示，而是“十五五”規劃的價值靈魂與實踐遵循。

沒有黨的領導，規劃就會失去方向；沒有人民至上，規劃就會失去靈魂；沒有高質量發展，規劃就會失去根基；沒有全面深化改革，規劃就會失去動力；沒有市場與政府的協同，規劃就會失去平衡；沒有發展和安全的統籌，規劃就會失去保障。六項原則，正是“十五五”規劃之所以能夠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行動綱領的深層密碼。

六項原則，何以“定”乾坤？現在可以對全文作一個總結：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定的是根本——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中，確保“十五五”規劃始終沿著正確方向推進，為起飛關鍵期提供最堅實的政治保障；

堅持人民至上，定的是價值——在“依靠人民”與“為了人民”的統一中，讓“十五五”規劃始終錨定人民期待的價值航向，讓起飛的紅利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高質量發展，定的是路徑——在生產力躍遷的時代必然中，為“十五五”規劃開辟從“量”到“質”的歷史性跨越之路，以新質生產力引領起飛新高度；

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定的是動力——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為“十五五”規劃注入不竭動能，讓起飛的引擎全速運轉；

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定的是秩序——在效率與公平的張力中，為“十五五”規劃構建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讓起飛的過程平穩有序；

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定的是底線——在風險交織的復雜環境中，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十五五”規劃的新發展格局，在起飛的風浪中行穩致遠。

根本、價值、路徑、動力、秩序、底線——六項原則，六“定”乾坤，共同構成了“十五五”規劃從方向到落地的完整制度邏輯。它們回答了開篇之問：是什么規定了“十五五”規劃的底層邏輯？答案就藏在這六項原則之中。

“十五五”的跑道已經鋪就，起飛的時刻就在眼前。六項原則，正是這架飛機的“定盤星”——它錨定航向，確保我們飛向人民期待的方向；它校準姿態，確保我們在風浪中行穩致遠；它凝聚力量，確保14億多人的合力匯聚于一處。

這，正是“六項原則，何以‘定’乾坤”的最終答案。

（作者為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