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謝晶：“愛自己”也許是“只愛自己”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謝晶最近成為了一位“網紅”學者。她的網絡課程在網絡平臺上收獲了很多點擊、贊賞和評論；她的新書《平等悖論》在今年1月上市后，短短兩個月內就加印了三次。就在這個3月，謝晶被授予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謝晶被授予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謝晶本科就讀于復旦大學的文科基地班，畢業后前往法國留學，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校（EHESS）攻讀哲學與社會科學的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后在巴黎Jean-Lur?at高中畢業班教書的經歷讓她意識到，哲學不應是一套抽象的、遠離生活的概念游戲，而應是一種能夠關照現實的學科，一種所有人都可以掌握的工具。

在2014年回到母校工作后，謝晶研究與教授的重點是不平等問題。在她看來，人類不斷追求平等，但世界卻越來越不平等，造成這個悖論的主要原因在于，醞釀了平等主義的啟蒙思想其實從一開始就含有不平等的基因：啟蒙是一個理性主義的思想傳統，認為理性高于感性，而理性與感性這種二元階序的關系也對應著心靈與身體、文化與自然、男人與女人、白人與有色人種等等，由此構成了一個無止境的二元階序價值體系。

她利用一切機會分享她的這些觀點：書里、課堂上，互聯網平臺上、文化沙龍上……她的言說方式不是單方面地灌輸，而是帶著聽眾一起做思想實驗，強調對話與共情。

“思想本身不重要——哪怕是最高明的思想。如果說它不能助人跨過障礙、不能與生命相伴相隨，不能令任何的人生軌跡發生轉變，那么與它打交道就是一點兒也不值得的。”她在接受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藝術騎士勛章時如是說。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謝晶

【對話】

澎湃新聞：謝老師，首先恭喜你獲得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藝術騎士勛章。你當年在法國留學的時候，應該想不到會有這一天吧？

謝晶：那當然。我當時法語都不太好，坐在課堂里都聽不懂。（笑）更何況，我從來就沒有怎么喜歡過騎士的故事——開個玩笑。

我真的很感謝法國，不僅是因為這個榮譽，更因為我在法國留學九年，在EHESS接受了最正統的歐陸哲學訓練。另外，我在博士畢業后還在巴黎的一所中學教過一年書，那一年的工作經歷可以說影響了我一生。

澎湃新聞：很想聽聽這個故事。

謝晶：當時我去教書的那個中學是為所謂“問題學生”設立的，那是他們通過高中畢業會考的最后機會。他們大多來自貧困的郊區。有些有閱讀障礙，有些已經輟學多年才重返校園。

我一個悶頭寫了幾年博士論文的人，一下子接觸這樣一群孩子，完全是蒙的，不知道怎么跟他們交流。他們對于哲學完全不買賬，說：“你整天跟我們說那些抽象的概念，那些哲學家跟我們有什么關系？我們還在掙扎生存，能不能拿到高中畢業文憑都難說。”

起初，每次走進那間教室，我都感到一種巨大的荒誕感。但我不愿放棄。畢竟我教的是哲學——一門多么迷人的學科！于是我開始翻看教學大綱，試圖找到能與學生們產生共鳴、觸動他們的話題。我試著與他們對話。漸漸地，有些學生開始參與了。有人體會到了推進一個想法、打開新視角的簡單樂趣。但我始終不知道這一切是否能結出果實。

直到公布成績的那一天。我的一個學生，一個叫瑪蒂爾德的女孩子，哲學考了15分（滿分20分），這是非常高的分數。她走過來對我說：“我要去索邦大學學哲學。”每次回想起那一刻，我都會有一種頭皮發麻的感覺。這個學生，原本就是一個在教室里涂涂指甲油、聽你講課就一副“這跟我有什么關系”表情的人，而現在她立志要去讀哲學。這說明她覺得哲學這個東西能幫到她——可能是幫她理解自己的處境、理解現實，甚至幫她去構想她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真正確定了自己想做的那種哲學是什么樣子的：哲學這個東西，尤其是在教學過程中，它必須跟現實有關，跟不同人的現實有關。這成了我的一個底線。事實是，哲學所討論的東西——真相、自由、公正等等，跟誰的生活沒有關系呢？

謝晶著作新書《平等悖論》

澎湃新聞：你長期以來在復旦大學教授“西學經典·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這門本科生課程。今天的大學生對于這些問題感興趣嗎？

謝晶：非常感興趣。我們課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閱讀經典，一部分是討論。在討論課上，我會刺激學生們去關注一些很當代的例子，比如代孕，比如教育等，比如技術的發展是不是真能給人帶來福利。

我一個很深的感受是：現在的年輕人——當然我接觸的很多是像復旦學生這樣最聰明的年輕人——他們對現實有著很清醒的認識。他們清楚不同群體之間——不管是階層意義上的、性別意義上的、地域意義上的——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自己又處在什么樣的權力關系里。

但是，清醒之余，他們似乎不想去改變什么。他們對現狀并不滿意，有無力感，有無奈，也有憤怒，但那個憤怒好像并沒有形成某種力量。學生們經常會蹦出的一句話是：“那你想怎么樣呢？”

有的時候我也能理解他們。今天的年輕人覺得自己困在各種各樣的系統里面——從小到大一直在卷，沒有喘息的機會，也不知道將來要卷到什么程度才能在這個體系里找到一個位置、過上自己想過的日子。他們不反抗，可能是一種清醒，因為當一個人真的意識到自己的行動空間非常非常小的時候，他就不會去用那個空間，也不會耗費那么多精力去想“這個是不對的，我要怎么改變它”。

澎湃新聞：這造成的一個現狀是，年輕人不想改變世界了，他們只想“接納自己”、“自洽”、“好好愛自己”。

謝晶：是的。原先人們講究自強，這本質上是生命政治的內在化：用一個“超我”來控制自己的“自我”和“本我”；我構想出“我應該是什么樣子”，然后用這個“應該”的樣子來規訓自己、規定自己。

但現在，大家都管理不動了，因為要求實在太高——整個社會對年輕人的要求太高了。于是年輕人覺得，我不想再這樣要求自己了，就接納自己、對自己好一點吧。我覺得這挺好的。

但這里面可能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愛自己”現在越來越有一種“只愛自己”的傾向了。對于我來說，如果所有人都只愛自己，那也不會是一個好的社會。

而之所以今天很多人會覺得自己可以不靠別人、一個人就活得挺好，是因為我們一直在消費，在買買買——就是這么簡單。我們不斷地在跟“東西”建立關系，這個過程讓我們誤以為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但我始終認為，只跟東西建立關系而不跟人建立關系，是不會幸福的。

澎湃新聞：我們確實被消費主義影響得太厲害了，很多人已經習慣了用算法或者消費的邏輯去衡量一切。比如，談戀愛，現在社交網絡上流行的評價標準，一個是看對方愿不愿意為你花錢，一個是看對方能給多少“情緒價值”。說實話我不太喜歡“情緒價值”這個詞。

謝晶：這個，怎么說呢，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而且這種現象其實挺普遍的，不僅僅存在于“情緒價值”這個詞。

我可以舉幾個例子。比如，布迪厄提出了復數意義上的“資本”——人不僅有經濟資本，還有文化資本、象征資本、社會資本等等。他提出這個理論，本來是為了反對經濟中心主義，意思是不能只看錢的事，要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放在更廣的視野里。但吊詭的是，當你把人脈、文化這些都稱為“資本”的時候，難道不正是把資本的邏輯、經濟的邏輯放到了所有東西上嗎？

第二個例子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她們提出“再生產”這個概念，用來揭示女性在家庭領域從事的工作對于整個資本主義運作必不可少，是資本主義剝削的一部分。但有其他女性主義學者指出：這不也是一種經濟中心主義嗎？你把利潤、剝削的邏輯放到了照料和養育的領域里。

“情緒價值”也是一樣的。如果我們用“情緒價值”去強調情緒對人的重要性，那是有意義的。情緒確實在滋養我們，這是人與人之間愛的一部分。但如果我們講“情緒價值”時，強調的是“雙贏”、是付出與收入的等同、是能不能把情緒折算成一個可以量化、可以占有的利益——那我們就又回到了經濟中心主義的圈套里。

澎湃新聞：我好奇的是，既然年輕人現在的狀態和選擇是有結構性的原因的，你又怎么去說服他們去積極行動、做出改變呢？

謝晶：這我還真沒有什么現成的答案，而只能提供一些思路。我最近常常跟學生談到的一個思路，是所謂“個人的即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每一個人都去做一點微小的、微妙的事情。當然，我也不敢說這樣做一定是有用的，而只是說，大家也許可以嘗試一下。

比如說，當你了解到星巴克是怎么樣的“血汗工廠”，就可以選擇再也不去星巴克消費，我就發過這個誓——我這輩子不去星巴克。就這樣慢慢地，做一點點這樣的小事，看看是不是能推動些什么。

澎湃新聞：那你去行動的動力，或者說你心中的希望，又來自于哪里呢？

謝晶：我當然也會感覺無力。當我有這種無力感的時候，給我很大動力的一個思想家是格雷伯（David Graeber）。格雷伯是一個不斷強調要相信人的想象力和試錯能力的人。他非常樂觀，因為他是一個人類學家。作為一個人類學家，他看到了那么多不同的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不同的時期，然后他得出的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就是，人類社會一直都在不斷地試錯，改變自己組織的方式、改變分配的方式、改變政治經濟的模式。

我們之所以會有無力感，是因為我們把社會想象成了一種“一勞永逸”的東西——規則制定下來了，大家按規則行事就行了。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當你把歷史的線拉到整個人類歷史的長度時，是可以變得更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