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寫的人”第三期，王莫之：寫作是一場清醒夢

在正式成為作家前，王莫之想要做的是樂評人，可是在現實與理想的沖突中，他只能選擇老老實實去上班。但音樂和文學仍是牽掛之物，他對上海的時代曲津津樂道，對曾經的淘碟時光難以忘懷，時間帶來的是一種生活的結束，也是另一種生活的開啟。曾熱愛自由的文藝青年當了父親，孩子帶來的是改變也是沉淀，這何嘗不是一種寫作的新契機。

他的寫作離不開上海，離不開音樂，對王莫之而言，虛構是非虛構的消防通道，而非虛構傾注了他更為豐沛的感情。如果說這是他給自己劃的一個舒適區，那么下一步，他將執拗于用文字表達的藝術，在這里將它挖得更深。

從樂評人到作家，源于理想和現實的沖突

袁歡：先形容一下你日常的一天？

王莫之：全職帶娃，做家務，小家伙不鬧的時候，我放點音樂，上網翻舊報刊，找出有價值的素材，歸類保存，抽空也能寫幾百字。

以前以作（坐）家自嘲，現在是名副其實。不當宅男的日子也是為了孩子，去社區醫院，打疫苗、做兒保檢查，上公園成了某種剛需，前陣子去過大寧公園，發現周末天晴的下午，那里好似親子樂園，沙灘上盡是玩耍的兒童，玩得很瘋，父母們，包括一些來曬太陽的成年人躺在草地上，聽著音樂，那畫面叫我不禁反思，自己的“宅”多么滑稽。不過因為帶小孩出去玩，會覺得自己好像又重新跟小時候熟悉的那種市民生活，接上軌了。

袁歡：我們在做預備采訪時就感覺到你的“宅”屬性了，可是你的愛好淘碟是需要常出門的。

王莫之：我現在確實很少出門，看文獻是很吃時間的，加上一個娃，是真的鎖在家里了。也許是以前太野了，2010年之前，我的情況就恰恰相反，只要有空，就想著出去淘碟。曾經的上海，各區都有賣唱片的實體店，那些地方像海綿一樣吸干我的閑錢與業余時間。

現在不是流行citywalk嘛，在我的學生年代，有一個詞很滑稽，叫打口地圖，就是為樂迷做的一個本地唱片店指南，我出去游走的話，就會看這個，而且很多并不是精致漂亮的店鋪，就是小攤位，這也可以理解為主題性的一種citywalk。

袁歡：你之前談到走上文學創作的契機，說與樂評寫作及唱片淘購、文化研究相關。這是否可以理解為，音樂將你引向了文學之路？

王莫之：其實我在讀書的時候就心心念念想成為一個樂評人。初高中的時候，受《音像世界》這本雜志影響很深。但后來雜志不被需要了，接著樂評人也不被需要了。臨近畢業，發現理想和現實的沖突，做樂評人好像是沒有飯吃的，然后我就老老實實去上班了。

這個班上得也挺奇怪，做了幾個月開始寫小說了。我當時在空調壓縮機廠工作，某天在做一個噪音試驗，忙了一周都無法解釋產品的異響問題，就很沮喪。收工的時候，我誤以為地面還在低速運轉的滾輪已經靜止，然后，腳卷進去了，幸運的是只有大腳趾骨折。在家休養，翻了幾本高中時愛看的小說，想著是不是能寫點故事，只是單純地想記錄一下“打口時代”的樂趣。在工廠上班只維持了九個月，我跳槽到某城市指南雜志，繼續寫音樂評論，這時候，才開始嚴肅對待小說創作。

我覺得開始寫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突然有一天不淘碟了，很難見到同好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都在改變，比起淘碟，聽數碼音樂顯然更流行。有時候做夢也會夢到以前淘碟的事情，還是挺傷心的。我就想是不是要寫下點什么，沖動也是這樣產生的。

還有個原因是，我的碟友們（那個年代熱衷淘碟的多為中青年男性）大多成了父親，他們的生活節奏跟那時的我不一樣，我那時候還在做文藝青年的春秋夢，于是我落單了。一直到最近自己做了父親，才理解他們那時的轉變，理解我們為什么會變得疏遠。

袁歡：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結束了，新的生活開啟了。這種落差會影響你嗎？

王莫之：我覺得現代人的邊界感是越來越強烈了，我忙著淘碟的那個年代，人情味還是蠻濃的。舉個例子，本世紀初，上海的搖滾樂迷人數也許只有現在的零頭，但大家多多少少是熟悉的，就像那個時代的鄰里關系，隔壁住了幾口人，姓啥，你有一個大概的了解。現在呢？說起以前的樂迷群體，比起看演出，更主要的線下交流是淘碟，淘碟簡直是類似泡吧的聚會，就是我們會在能買到唱片的任何實體據點偶遇，然后開啟神聊模式，聊音樂，聊上海，聊一切，而那時我們甚至不從事音樂、文藝相關的工作。這種神聊也許與物資匱乏有關，我們對各種文化了解有限，如饑似渴，彼此取長補短，這種局面后來被網絡的普及改變。樂迷里盛產亞文化愛好者，有些人愛看先鋒文學，有時候也聊小說，聊到喜歡的作家、作品就很有激情，但到自己真正開始寫了，反而覺得好像不怎么想聊了，有點像做飯的大廚，享受的是做飯的過程，而不是品嘗的那一刻。

現在在唱片店遇到的，以及網絡上聊音樂的人，他們對我來說更像符號式的存在，不是一個真真切切的朋友。可是呢？現代人的文化消費熱情和欲望又是很強烈的，那為什么人變多了，情感卻變淡了呢？我有時候也在想，可能還是因為交流依托著手機，不像以前是面對面的溝通。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不一定對。

袁歡：那你收藏了如此多的唱片，是否每一張都完整聽過？

王莫之：沒有全聽，特別是CD，買了沒聽的比比皆是。我是流媒體時代之前買的CD，有大量的“翻車”案例，很多不認識的藝人是憑感覺在買，屬于開盲盒，那時候你會在淘碟現場遇到很多人隨身帶了discman之類的器材，而現在，所謂的試聽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機。

文字是最成熟的表達自我的方式，

所以我會執拗于寫作

栗鹿：作為旁觀者來看，你聊起回憶里的人事，可以感受到無比的熱情。

王莫之：剛剛說到這些年我越來越宅了，但寫小說，需要我們更多地去接觸社會。我太太一直“諷刺”我，她說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還寫什么小說？我覺得她講得也蠻有道理，她就覺得我在閉門造車。不過我不是一個很貪心的人，我寫的東西很窄，而我恰好足夠了解這方小天地。

我覺得自己的寫作，從一開始，是存了寫點不一樣的東西的想法的，就像拍武俠片，別人在拍打打殺殺，我想拍個大俠日常，當時是有點這樣的逆反心態的。就像我早期對小說的理解是比較詩化的，不太講故事的，現在反而越來越愿意去講故事了。

栗鹿：如今，非虛構與虛構寫作之間的界限似乎漸趨模糊。在你的創作實踐中，這兩種形式兼具。曾聽你提及，非虛構寫作似乎有一種“帶你回家”的感覺，能否具體談談？

王莫之：2021年，因為做課題采訪音樂人李蘇友、李泉，不約而同地聽他們講了黎錦光的晚年，突然對這位時代曲大作家的后半生產生了興趣。我想寫一本書，叫《黎錦光的后半生》。我花了三年時間查閱文獻，采訪黎錦光的親屬、同事、學生，我的非虛構作品《為時代曲寫的藍色情歌》是那段時間的衍生品，是一組有學術風味的音樂隨筆。

栗鹿：談到這本書，我的一個感受是它的寫作難度是非常高的，比如采訪素材準備就是大量的。

王莫之：要寫得好的話是這樣的。其實研究時代曲之前，我更想做的是跟朋友合拍一個紀錄片，關于搖滾樂在上海的早期傳播。準備了很久，拍攝難度遠超我們的實力，被迫放棄。但我有點不甘心，也是為了還吹牛的債，就陸續采訪了很多人，寫出一系列稿件，在澎湃發表，未曾想，因為這次采訪，竟然為我打開了過去上海的一個新世界。

栗鹿：剛剛你提到了身份的轉變，從文藝青年變成父親，可以詳細說說它如何影響寫作呢？

王莫之：其實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文藝青年，現在這個詞有點被誤解了。初高中時期，我學習不太好，不是老師喜歡的那種學生，真正對我特別好的是流行音樂，它從來沒有嫌棄過我，當然以前也喜歡看漫畫書，但是這些在我媽媽看來，屬于不務正業。

在聽流行樂的過程中，我也喜歡上了一些小說。搖滾樂里其實有很多跟文學相關，比如說有個蘇格蘭樂隊叫Josef K，就源自卡夫卡的小說。當然這些感受是一種后知后覺，包括我以前看的漫畫，如日本漫畫家荒木飛呂彥的《JOJO的奇妙冒險》里面很多元素全是從搖滾樂里來的，這個我也是后面才發現的。

說這么多，我是覺得文藝作品不大會辜負你。我喜歡的東西原本是并聯的，后來線路稍微調整，突然，那一盞盞燈像是串聯一樣都亮了起來。

所以我說寫小說是一個積累的過程。我太太懷孕的時候，我當時想的是后面可能就不寫了，多花點時間在家庭上。孩子是去年出生的，我當時有本寫了十萬字的傳記，孩子出生后就沒再碰過，停工的時候，寫作變得有點奢侈，那就退而求其次，多看史料，好像還在工作，結果呢，越看越慌，我意識到自己對過去的上海歌壇還有許多盲點，我還需要積累。孩子的到來讓我一下子沉淀了下來。

栗鹿：那不寫會覺得焦慮嗎？

王莫之：肯定會焦慮的，但是沒有辦法，如果寫砸了還不如不寫。我覺得積累真的很重要，對天才來說它不成問題，但對我們這樣類似工匠的人而言，積累沉淀是很重要的。

栗鹿：我覺得天才也會有焦慮的，只要是寫作者都會有的。大家都會有面臨自己困境的那部分，有的人會表達出來，有的人會熬過去。你之后的寫作重心會放在哪里？

王莫之：近兩年還是會專注非虛構的寫作，我去年就只寫了一篇兩萬字小說，偶爾寫一下小說還挺開心的。

我現在的時間被切得很碎很碎，夜里九點左右孩子入睡后，我有幾小時的自由時間，可以寫點，不過也不穩定，最近小家伙開始長牙齒，睡眠不穩定，哭鬧很難哄。

栗鹿：最后一個問題，你怎么理解“正在寫的人”。

王莫之：我理解的“正在寫的人”可能就是一群正在清醒地做白日夢的人。大家最樸素的想法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會有人愿意看，但現在看來，閱讀這件事沒那么容易實現了。對我個人來說，文字是最成熟的表達自我的方式，所以我會執拗于寫作，這夢我做得也挺開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