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庫》20年：張立憲與他的“無用”書

新華社北京3月27日電 3月27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讀庫〉20年：張立憲與他的“無用”書》的報道。

20年前，他拎著一袋袋《讀庫》，到郵局給訂戶寄書。

20年后，講起有讀者自創刊時就訂閱《讀庫》、去世后女兒接著訂時，他眼眶紅了。

“無用之書”

張立憲被圈內人稱為“老六”。2006年他創辦《讀庫》。《讀庫》之名，源自兩個概念的組合——讀本和倉庫。在為創刊做準備的日子里，他在日記中寫道：想打撈一些故事，為這個時代留下一些細節和記憶。

當時，雜志書已不罕見，市場上有《溫故》《老照片》《中國書評》等，被張立憲稱為“一個小小出版品牌”的《讀庫》，堅守著“三有三不”原則：有趣有料有種，不計成本不惜篇幅不留遺憾。

20年過去，耳聞目睹了許多人的故事。張立憲說：“想象不出來，這20年，無論干什么，都不如做《讀庫》好。”

從創刊到現在，《讀庫》主刊上每期大概七八篇5000字至50000字的非虛構特稿，仍由張立憲策劃編輯。他事無巨細參與其中，包括跟作者溝通，索要樣書寄送地址和銀行賬號。

除了主刊，《讀庫》還出版了許多常銷多年的好書，如劉勃的“青春中國史”系列、王南的“建筑史詩”系列、朱石生《醫學大神》《人類與病》系列、秋原的“歷史的像素”四部曲、周文翰的“文人視覺傳記”等等。張立憲曾提到，“最值得驕傲的事”，就是做出“畫句號的書”——這本書做完，以后同類的書就不用做了。在他看來，一輩子做一兩本這樣的書，足以安慰。

張立憲稱《讀庫》是“無用”的書：不功利，不是所見即所得。

“這世界也有我的一部分”

雖說創業伊始是“一個人的編輯部”，但張立憲說，他其實吸納了周圍很多朋友的智慧。

2006年2月，《讀庫0601》正式出爐，而前一年的10月28日已經有了樣書《讀庫0600》。20年里，《讀庫》出刊140期，文章延伸出書120余種。

20年間，《讀庫》發掘了數以百計的作者。文史作家劉勃原是一位大學老師，先后在《讀庫》發表多篇文章，之后結集成書出版，受到讀者歡迎，后來干脆辭職專事寫作。但《讀庫》大量作品還是由民間作者完成，他們把一輩子的寫作精華凝結成一篇文章發表在《讀庫》上。易衛東就是這樣的作者，他是江西省新余市的高中數學老師，平時愛看書。2013年，53歲的他在《讀庫1402》發表了《成長課》一文，回憶年少求學的經歷，談閱讀對自我成長與心靈救贖的意義。常貴寧是勝利油田的職工，他的工作是石油儲運，出版過專業書籍《工業泄漏與治理》。他讀了《讀庫》之后，有了寫作的沖動，半年時間里撰寫了記錄其父人生歷程的《二十五種營生》，發表在《讀庫》2022年第一期。

《讀庫》龐大的作者群中，有一對夫妻作者張沖波、駱淑景。丈夫張沖波致力于口述歷史，寫下了《移民敦煌》《難童》等紀實性作品；妻子駱淑景則關注個體命運，寫出《寡居》《中師二班》等非虛構作品。去年10月，他們還將寫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145封情書捐給中國人民大學的家書博物館，這些鴻雁傳書被評價為“不僅是兩人的愛情故事，還通過對當時社會發展、習俗風尚、文藝作品的討論，原汁原味地展現了當年真實的社會風貌”。

《讀庫》還有母女作者的佳話。母親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東巨野，早年不識字，60歲后在女兒艾苓的鼓勵下開始認字，76歲在《讀庫》發表《窮時候》《戰亂年月》《俺家人》等。艾苓則在《讀庫》發表了《我的學生姜淑梅》《咱們學生》《非走不可的彎路》。艾苓告訴記者，母女從《讀庫》出發的創作，13年來像做夢一樣。她的母親第一次見到自己的作品后說，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寫的東西還能發表，還有稿費，當晚興奮得一夜無眠。“母親識字寫作前沒有自我意識，現在她會說，這世界也有我的一部分。”艾苓在黑龍江綏化學院教寫作課，《讀庫》促使她的創作轉向非虛構，后來出版的《我教過的苦孩子》獲第六屆葉圣陶教師文學獎。

幫讀者搭一座橋，打開一扇窗

這些寫作者是如何找到的呢？

“靠讀者來挖掘作者。我個人的視野并沒有那么寬廣，所幸我們有這么多讀者，他們會幫我們留心，并推薦文章。”張立憲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讀庫》并不是我一個人編的。”

張立憲的手機號碼一直是公開的，但他從沒有接到過騷擾電話。他稱自己和讀者的關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當然，讀者對于《讀庫》也“毫不客氣”。在《讀庫》20周年書店走訪活動中，有讀者表達了對近幾年《讀庫》的一些不滿。“老六很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見，也很誠懇地去回復讀者。感覺《讀庫》和他的讀者之間是一種健康穩固的關系，這樣的關系讓我印象很深。”在場的南京先鋒書店企劃部書羊回憶。

還有一位叫費兒的讀者直接給《讀庫》寫退訂留言，他說，以前《讀庫》像大學教授，現在像管事大媽——以前多是智識、創造、開闊視野的內容，這幾年大量篇幅給了普通人的生活史、冷暖人生，不是不好，占比太大，讓他覺得“負重感”太強。

張立憲寫了回信：訂幾年就不再訂的朋友，我一直非常理解。現實中的朋友，又有多少能守十四年？有人喜歡開闊，有人喜歡溫暖；有人追求智識，有人共情日常。沒有哪種更好，只是不同的選擇……閱讀是自由的，選擇也是自由的。

費兒的離開，讓張立憲再次思考《讀庫》的定位。他說，我們不會因為某一個讀者的離開而改變方向，但會更謹慎地平衡內容，讓不同需求的讀者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篇章。

談到《讀庫》題材的變化，張立憲看重豐富度，他將每一期的內容比作拼圖，就是要給讀者提供出乎意料的內容，哪怕是某種程度上的“冒犯”，而不是算法的雷同推薦。

從讀者到作者，再到加入第一讀者團（特約審校團隊），馬國興在《讀庫》的歷史上是一個特殊存在。他本職工作是鄭州小小說傳媒副總編輯，為《讀庫》寫過《我曾侍弄過一家書店》與“神獸進階”三部曲，自2011年6月起擔任《讀庫》特約審校。閱讀時，他手邊備著一支鉛筆、一塊橡皮與一把直尺，勾描，標注，核實。“《讀庫》刊載數以千計的作品，記錄亙古不變的人心，呈現流動不居的時代，為中文非虛構寫作不斷拓展疆域。”他在新書《一期一會·讀庫物語》中寫道。

張立憲還將《讀庫》稱為“橋梁書”，幫讀者搭一座橋，打開一扇窗，比如《讀庫》里有一篇介紹考古的文章，讀者如果感興趣，就再去找關于考古的深度書籍。他曾誠懇地表達過這樣的觀點：“《讀庫》是輕閱讀，你只讀《讀庫》肯定是不夠的”，“有的讀者讀了那么多《讀庫》，后來放棄了，他有了更深的閱讀，這讓我很安慰”。

“我能感受到那種發自內心的惺惺相惜”

2025年10月，張立憲在《讀庫》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讀庫20年了，我們準備跑20座城市，找20家書店，做20場活動》的書店召集帖，收到近300家書店的合作意向，拉薩、烏魯木齊、西雙版納、海南陵水、黑龍江大慶等地都有書店報名。

經過“痛苦”抉擇，《讀庫》最終選定了28家書店，有的在一線城市，有的在三四線城市，有的在鄉村。一路走下來，張立憲感嘆：“見真人的感覺太美好了。”與此同時，他也將此次持續50天的走訪視為“一場關于民營獨立書店的田野調查”。

張立憲看到，無論身處大城市還是鄉村，無論規模大小，書店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精彩。

“看到你們如此摳摳搜搜，我們就放心了。”在瓦爾登書局活動現場，張立憲舉著用樹皮和樹葉制作的嘉賓名牌，一句特別的開場白讓在場的所有人都笑了。

張立憲（右）在瓦爾登書局活動現場。瓦爾登書局供圖

瓦爾登書局位于江蘇省常州市三星村，“摳搜”是這家書店能持續經營下去的秘訣之一。

“書店掙錢不容易，我們四個主理人都有自己的主業，本身不靠書店來維持生活。”瓦爾登書局主理人小徑說。2023年，“80后”小徑和三位喜歡閱讀的朋友在溧陽石塘村創辦了一家書店，因周圍自然條件與梭羅筆下的瓦爾登湖極為相似，故取名瓦爾登書局。2025年，書局又在金壇三星村考古遺址旁設立了第二家店。

瓦爾登書局身處純粹的鄉村，三星村沒有民宿、沒有農家樂，只有一家小賣部。因看中鄰近考古遺址的文化底蘊，小徑他們選擇在這里嘗試瓦爾登書局的2.0版本。“現在書店重要的文化活動，基本上都在這里舉行。”

自從開了書店，小徑和朋友們幾乎沒有節假日。“我們給別人提供了一個烏托邦，但是對于我們自己來說是富士康。”小徑開玩笑道。除了一位工作日看店的店員，他們請不起其他人，所有活兒都是自己動手，包括店里的馬桶也是自己刷。

跟用樹皮和樹葉制作的嘉賓名牌一樣，瓦爾登書局的陳設與禮品很多都是小徑和朋友們自己動手制作的。前段時間《強風吹拂》閱讀分享會，書店給大家準備的伴手禮就是從山里采的花，一束束插在廢棄的氣泡水瓶里，瓶身上寫有活動主題的文字。“這樣的伴手禮節省成本，又帶有溫度，體現我們的審美，搭配得好，照樣放光彩。”

雖然舍棄了很多休閑時光，但每當有學者來進行深有共鳴的分享，或者有讀者在書店享受到一段美好的閱讀時光，對小徑他們來說，都有一種滿足感，“可以抵消勞動的疲憊”。

剛到三星村裝修書店時，村民總帶著質疑的眼光。“但是當我們把書放在書架上，大家知道原來我們要開一家書店，態度就完全變了。”

“你們來了之后，感覺這里人文氣息都濃厚了。”一位村民的話讓小徑感動不已。

那晚的主題是張立憲和東東槍對談孩子教育，同時介紹《讀庫》近兩年針對青少年的新品“讀庫生鮮”系列。對談結束后，大家意猶未盡，又在院子里繼續交流。“那天晚上特別冷，我們點了篝火，一位朋友彈起了吉他，大家一起唱歌、聊天，一直到晚上12點。”小徑回憶。

小徑記得，張立憲走的時候流淚了。“他說他還要再來，我能感受到那種發自內心的惺惺相惜。”

有幾家店，張立憲最后和店主擁抱告別時，覺得這可能是永別。

詩人書店正是其中一家。書店是個小平房，位于海南陵水一個農貿市場里，要去廁所，得穿過各種肉鋪、菜鋪。書店是由“90后”青年詩人小島2023年4月創立的，主營文學、藝術類書籍及海南本土文化讀本，定位為煙火鬧市中的沉浸式閱讀空間。

近三年里，詩人書店在當地播撒著閱讀的種子。小島告訴記者，周圍的孩子常常來看書，“當他們翻開書頁，沉浸在閱讀中的時候，我作為一個讀書人，內心特別喜悅和滿足。”小縣城里熱愛文學的年輕人，下班后也常常來書店看會兒書，再順便在菜市場買點菜回家。

詩人書店還持續開展陵水讀書會、青少年閱讀推廣、公益圖書角等項目。

28家書店，詩人書店最小，活動一共放了18張票：有來自四川甘孜州石渠縣的藏族女孩；有剛跑完鐵人三項、衣服都還沒來得及換的女性；還有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孩子……

小島直言，虧得有點多，再加上操勞，就閉店了。不過，小島并不后悔開書店，他說，結束也結束得很美好，畢竟完成了一個開書店的理想，也給孩子們點亮過一盞文學的燈，還做了很多公益活動，值了。

“一個愛在書店里待著的人，不會差到哪里去”

在南京先鋒書店五臺山總店，《讀庫》依然受到熱烈的歡迎。書羊介紹，當時書店安排了91個座位給提前報名的讀者，但現場還有很多讀者站著聽，共有近200人。

先鋒書店設有《讀庫》專區，專門售賣《讀庫》及其出版的各類書籍。書羊說，和其他大多數出版社不同的是，《讀庫》線上線下價差不大。“《讀庫》線上打折少，價格控制得非常好，對書店來說，這樣的出版商是非常難得的。”

張立憲也提到，一位獨立書店店主曾問他，《讀庫》能給書店怎樣的支持，他的回答是：“我們能夠給到書店最大的支持，就是控價。”

早在2008年，《讀庫》就致力于打造直營銷售模式，直接面對讀者，嚴格控制終端銷售價格，“我們一開始就不預留打折的余地，書的定價也沒有那么大的水分。”

在書羊看來，書店行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線上和線下的價格差。經過多年觀察，他發現，線上和線下的書價如果相差兩成左右，書店就有生存空間。“對很多讀者來說，線下比線上貴兩成是可以接受的，他們在書店看到這本書就會立刻買下。但是如果差價在三四成甚至五六成，讀者就寧愿在網上下單了，書店做再多的事也很難留住他們。”

近年來，先鋒書店還將分店開到安徽、浙江、福建、云南、廣東等地，不少位于偏僻鄉村。先鋒書店創始人錢小華來自鄉村，他在《我在鄉村做書店》中寫道：“我是農民的兒子，我要讓鄉村的孩子們讀到書，我要讓鄉村的百姓們看到世界的美好。”在他看來，鄉村需要像書店一樣的公共空間，“每到周末，書店就成了孩子們的天堂，他們三五成群地來書店看書、做作業，這也讓他們的父母能夠放下心來在田間地頭勞動。”

令人欣喜的是，先鋒鄉村書店的經營狀況總體是健康和可持續的。書羊介紹，先鋒書店是圖書、咖啡、文創的復合經營，“但是書一直是我們的核心，也是我們花力氣最多的地方”。2024年，先鋒書店全國20家門店，共賣了69萬多本書。

書羊對書店的未來是樂觀的：“我覺得不管哪個時代，大家都喜歡置身于一個有很多書的空間，這是書店能存在的一個基礎。只要人們還有這個愿望，書店就能以各式各樣的方式繼續開下去。”

在走訪書店的最后一站北京，張立憲講述了更多所見所聞——

為節省房租，濰坊的大風書店和武漢的境自在書店都在商住兩用的公寓里，分別位于9樓和19樓。尋找它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找到之后都會愛上，非常樸素的書店，只是書，而不是一個拍照的地方。”

咸寧的佩索阿書店很會選書，張立憲看了擺在桌上的書，就想照單全收，他還和店主春明達成一個共識：這種對書的篩選是有價值的，人們甚至愿意為此付費。這可能是新一代的讀者與書店的關系。

鄭州的我在書店，店主段建強是大學老師，和一個朋友一起支撐著書店的運轉。他內心有種信念：未來，書店會成為一個城市的基礎設施。

湛江的夢田書院緊挨著嶺南師范學院，讀者、義工及打工的年輕人很多都是學生。不管是書店店主還是學校的老師都認為，一個愛在書店里待著的人，不會差到哪里去。

海口走馬Cube的幾位店主都是設計師，張立憲推測，也許是他們掙錢靠的是設計項目或文旅項目，但書店也給他們帶來很多合作機會。

張立憲發現，書店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既有在地讀者的支持，也能得到其他人的關注。另外，書店還有社交屬性，在書店駐足出入的人，即使素不相識，也有一種本能的信任。

一路走來，一點一滴，一字一句，得失、遺憾、悲欣，在書中，也在書外。

在最新一期《讀庫2601》附信中，張立憲寫道——

當我結束“二十城記”行程，整理自己的思路時，感覺《讀庫2601》與途中所見所聞、所思所悟有些暗合……希望未來的《讀庫》，能夠抵達更多此前筆力所未及的人群和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