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勛：我希望能在工作中猝死，最好是當場斃命

近日，英偉達CEO黃仁勛在一檔深度播客節目中，被問到一個殘酷的問題：“英偉達的巨大成功讓無數人的生活都依賴于你。但人固有一死，你會思考自己的終局嗎？”

62歲的黃仁勛穿著一如既往的黑色皮衣，語氣平淡得像在談論明天的早餐：“我所希望的結果，是我能在工作中突然離世，最好是當場斃命，這樣就沒有長時間的痛苦了。”

此話一出，瞬間引爆網絡。只因就在這話說出的同一天，張雪峰，這位曾經幫無數家庭“逆天改命”的教育工作者，因心源性猝死倒在了他42歲的人生跑道上。

同一天，在太平洋的兩端，兩位華人似乎把同一個問題甩給了這個世界：人為什么要拼到這種程度？而兩人也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被誤解的黃仁勛

黃仁勛的這句話，之所以能瞬間引爆全網，本質上是戳中了當下社會的“內卷焦慮”。

當“996”“007”成為部分行業的常態，當“猝死”“過勞”等關鍵詞頻繁出現在新聞中，人們對“拼命工作”的敏感度早已拉滿。

尤其是在張雪峰老師離世后，公眾對“過度勞累”的警惕達到了頂峰，黃仁勛的這句言論，自然被很多人解讀為“又一位被事業綁架的大佬”，甚至被貼上“鼓吹拼命文化”的標簽。

但如果我們完整聽完這段訪談，就會發現，這種解讀完全偏離了黃仁勛的本意。

3月24日播出的這期《Lex Fridman》播客，是黃仁勛在英偉達GTC大會結束后的深度訪談。

主持人萊克斯·弗里德曼，一位以追問技術而聞名的AI研究者，在把話題從芯片架構、縮放定律聊到Token經濟后，一路引向了一個更私人也更本質的問題：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死亡？

圖源：小紅書

黃仁勛的第一反應是防御性的：“首先我真的不想死，我的生活很美好，有一個很美好的家庭，并且還有非常重要的事做。”

但真正讓他打開話匣子的，是“繼任者計劃”這個關鍵詞。

“我的態度向來直言不諱，曾公開表示不信任繼任者計劃，這在業內是出了名的。”黃仁勛說，“但并不是因為我永存不朽。”

圖源：首席財經觀察

他給出的邏輯鏈條是這樣的：“如果你關心離開公司后的未來，那你從今天開始就應該盡可能持續地向團隊傳遞知識、信息、見解和技能。這就是為什么我總是當著團隊的面分析所有事情。我在公司內外的每一刻都盡我所能，將知識傳遞給他人。”

然后他說出了那段話：“我所希望的結果，是我能在工作中突然離世，最好是當場斃命，這樣就沒有長時間的痛苦了。”

圖源：小紅書

所以，這段話說出的語境是在聊“繼任者計劃”和“知識傳遞”，而不是“我想過勞死”。

黃仁勛真正想表達的是：我不需要為死亡做特別安排，因為我的每一天都在為傳承做準備。如果死亡來得突然，那也不壞——至少不用承受漫長的痛苦。

這是一個62歲科技教父的死亡觀：把“活著”這件事做到極致，然后把“死去”交給命運。

相比之下，張雪峰老師的“停不下來”，更多是被行業環境、職業屬性以及身上的責任所裹挾——作為教育從業者，他承載著無數家庭的期待，常年高強度奔波、熬夜直播，即便被網友反復勸誡“注意身體”，也難以真正放慢腳步。

圖源：微博

他自己也很清楚，甚至預判過自己的結局。

在新浪財經CEO鄧慶旭的節目里，被問及六七十年后墓碑上寫什么，張雪峰回答：“人生真好玩兒，下輩子還來。”

他還說：“等我死那一天，我估計微博一定會有一個我的熱搜，叫‘張雪峰死了’。”

他沒有猜錯熱搜，可惜卻猜錯了時間。

黃仁勛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態度？

說回黃仁勛，很多人好奇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態度。事實上，他的態度不是憑空產生的。

漂泊的童年、艱難的創業歷程，以及一次次在絕境中逆襲的磨礪，這些經歷，不僅鍛造了他堅韌的性格，更鑄就了他極致偏執的做事風格，也讓他對事業的價值有了遠超常人的理解。

1963年，黃仁勛出生于中國臺灣省臺南市，祖籍浙江麗水，5歲時隨家人遠赴泰國曼谷生活。

10歲左右，他和哥哥被父母送往美國，寄養在舅舅家中，卻陰差陽錯地被送進了一所類似感化院的寄宿學校——奧奈達浸會學院。

這所學校里聚集了大量被開除的問題少年，黃仁勛在這里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無援：他被迫與剛從監獄出來的室友同住，每天要負責清掃廁所，還時常遭受欺凌。

圖源：新浪財經

但困境要么摧毀一個人，要么塑造一個人。

黃仁勛選擇了后者，他每天睡前做100個俯臥撐磨煉意志，用優異的成績贏得同學的尊重，甚至與曾經欺凌他的室友成為了朋友。

這段野蠻生長的經歷，讓他早早懂得了“堅韌”的意義，也培養了他“不服輸、不放棄”的性格——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他都不會退縮，而是拼盡全力去解決，這種性格，也貫穿了他后來的創業之路。

1983年，黃仁勛從俄勒岡州立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隨后進入斯坦福大學攻讀電子工程碩士學位，畢業后先后在AMD、LSI Logic等公司工作，從芯片設計工程師做到銷售管理層。

圖源：新浪財經

工作期間，他不僅掌握了扎實的技術功底，更學會了如何將產品設計與市場需求結合，深刻認識到“消費者只關心你的產品對他有什么好處”，這也為他后來創立英偉達、打造核心產品奠定了基礎。

1993年，30歲的黃仁勛與兩位朋友共同創立了英偉達，公司名稱源自拉丁語“invidia”（意為“嫉妒”），而“NV”則是“next version”（下一個版本）的縮寫，寄托著他們“打造下一代芯片技術”的野心。

但創業之路遠比想象中艱難，初期的英偉達面臨巨大的資金壓力，1995年推出的首款產品NV1，因售價過高、技術路線與市場主流相悖，導致產品滯銷，公司一度陷入絕境。

危急時刻，日本游戲公司世嘉向英偉達伸出了援手，投資700萬美元讓其開發第二代游戲主機芯片。

然而，微軟隨后發布的Windows 95 Direct3D標準，與英偉達的技術路線相沖突，NV2芯片研發被迫中止，公司再次面臨破產危機。

面對絕境，黃仁勛厚著臉皮向世嘉CEO陳述困境，請求對方全額支付此前商定的費用，同為技術出身的世嘉CEO被他的執著打動，為英偉達爭取到了500萬美元的額外資金，讓公司得以續命。

時任世嘉CEO中山隼雄 | 圖源：騰訊新聞

這次生死考驗，讓黃仁勛更加堅定了“技術為王”的理念——只有打造出真正符合市場需求、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才能在行業中立足。

1997年，英偉達推出全球首款128位3D處理器RIVA 128，首次實現2D/3D核心一體化，降低了用戶使用成本，再加上當時游戲行業的崛起，這款產品迅速打開市場，不到一年時間出貨量突破100萬顆，英偉達終于打了個翻身仗。

1999年，英偉達在納斯達克上市，同年推出全球首款GPU（GeForce 256），標志著圖形處理單元與通用處理器的界限開始模糊，為后來的AI算力革命埋下了伏筆。

隨后，黃仁勛并沒有停下腳步，他始終保持著強烈的危機感，即便在公司發展順風順水的時候，也始終警惕著市場的變化。

他曾說，“我每天都在思考，英偉達明天會不會倒閉”，這種危機感，也讓他始終保持著極致的專注和拼勁。

圖源：騰訊新聞

2006年，黃仁勛做出了一個極具前瞻性的決定——推出CUDA平臺，這一平臺打破了GPU只能用于圖形處理的局限，讓GPU能夠用于通用計算，為AI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核心算力支撐。

當時，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決定，認為這是“不務正業”，但黃仁勛堅信，AI將是未來科技的核心，而GPU將成為AI算力的核心載體。

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如今，CUDA平臺擁有400萬開發者，覆蓋95%的AI研究機構，成為AI計算的事實標準，也成為英偉達最堅固的護城河。

從漂泊少年到AI教父，從瀕臨破產到全球科技巨頭，黃仁勛的人生，就是一部“極致堅守、全力以赴”的奮斗史。

他經歷過絕境，也收獲過輝煌，這些經歷讓他深刻明白，事業的成功從來不是偶然，而是需要日復一日的專注、拼盡全力的付出，以及對初心的始終堅守。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人生底色，他才會說出“愿死在工作中”的言論——對他而言，工作不是負擔，而是使命，是他一生的追求。

我們不必刻意模仿他的“拼勁”，畢竟每個人的人生選擇、所處的環境都不同，但我們可以讀懂他背后的精神——對熱愛的全力以赴，對責任的勇于擔當，對未來的堅定信念。

這種精神，不僅成就了黃仁勛，也成就了英偉達的今天。

作者 | 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