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如何解決英國人的飯碗問題？| 年度好書

張健康 | 文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是經濟學界兩個很有趣的“歡喜冤家”：他們是同一代人，皆出生于印度，共同求學于劍橋，而且私交甚篤，但是對于很多他們共同關注的經濟問題，則持迥然不同的觀點，包括糧食安全問題。

賈格迪什·巴格沃蒂2004年出版了《捍衛全球化》（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一書，專門反駁了反全球化運動中關于“貿易威脅貧困國家糧食安全”的論點。他認為，追求“糧食自給自足”往往是昂貴且危險的。因為一個國家如果為了自給自足而開墾不適宜的土地強行種糧，不僅效率低下，而且一旦國內發生毀滅性災害，由于缺乏與國際市場的聯系，反而更容易陷入絕境；而自由貿易是全球糧食的“傳動帶”——當一國發生旱災時，自由貿易允許糧食迅速從豐收地區流向短缺地區。

阿瑪蒂亞·森基本贊同巴格沃蒂關于自由貿易可以實現糧食總供給與總需求均衡的觀點，但是他認為，糧食危機不是“總量”不足，而是“分配”出了問題。

1981年，阿瑪蒂亞·森出版了《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nd Deprivation）一書，提出了一個被稱作“權利分析法”（Entitlement Approach）的解釋框架。通過對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1974年埃塞俄比亞饑荒等案例的實證研究，他證明了饑荒不總是因為“沒糧了”，而是因為某些社會群體的“權利”被剝奪，導致他們失去了獲取糧食的手段。

1989年出版的他與讓·的雷子合著的《饑荒與公共行動》（Hunger and Public Action），對他的觀點進行了補充。通過對比“增長引導型”和“支持引導型”兩種消除饑餓的模式，該書強調，即使低收入國家，通過合理的公共分配仍然能夠有效杜絕大規模死亡。

然而，他最廣為流傳的關于饑荒的論述則出自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該書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假說：“人類歷史上，功能健全的民主制度下從未發生過大規模饑荒。”他的一個重要根據是，民主國家的政府面臨選舉壓力和自由媒體的監督，迫使他們當饑荒跡象出現時必須迅速采取救災行動。

賈格迪什·巴格沃蒂和阿瑪蒂亞·森的爭論，基本代表了最近50年來國際經濟學界關于糧食安全問題的兩派主張。然而，克里斯·奧特（Chris Otter）2020年10月出版的《環球共此食》（Diet for A Large Planet: Industrial Britain, Food Systems, and World Ecology）一書，則通過對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糧食安全問題的實證研究證明，“巴格沃蒂模式”和“森模式”實際上沒有沖突，只是強調的側重點不同罷了。更重要的是，奧特還觸及了巴格沃蒂和森的討論沒有涉及的問題：糧食全球貿易引發的“飲食革命”所帶來的人類健康和地球生態問題，并最后提出了一個終極問題——地球生態真的可以承受人類無止境的消費索取嗎？

《環球共此食》

[英] 克里斯·奧特 | 著

楊恩路 | 譯

時刻人文 | 東方出版中心

2025年7月

從自給自足到自由貿易

糧食，自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以來，就是西方經濟學家研究國際貿易問題的經典樣本之一。但是，克里斯·奧特的《環球共此食》選擇英國工業革命以來進口量最大的三種糧食——肉類、小麥和糖作為考察對象，不是要研究國際貿易問題，而是要從國際貿易問題入手，研究糧食安全問題。

工業革命之后，英國社會對糧食的需求增長很快，不僅表現為量的增加，還表現為飲食結構的多元化。同分裂以前的羅馬帝國、隋唐以后的中華帝國以及十四世紀下半葉以后的荷蘭一樣，英國選擇了通過控制遙遠的農業地區來解決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的糧食供應問題，先是東部的牛津郡和倫敦南部沿海，然后是蘇格蘭和愛爾蘭，再然后是更遙遠的東歐平原、波羅的海沿岸、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但是，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初期北美和歐洲大陸的政治動蕩給英國人敲響了警鐘：過度依賴海外供應，糧食安全能得到保障嗎？

于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一批頗具影響力的英國人提出，英國應該執行一套更謹慎、自給自足的糧食解決方案，他們包括英王喬治三世的顧問和澳大利亞的“國父”之一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現代統計學和農業科學的奠基人之一約翰·辛克萊（John Sinclair）、農業經濟學家和博物學家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昆蟲學家和經濟學家威廉·斯彭斯（William Spence）等人。

約翰·辛克萊的觀點頗具代表性。1791年他寫給英國議會中的貴族和鄉紳呼吁他們投票支持《谷物法》的信中提出：“我們如果無法做到面包自給，就算不得一個獨立的國家。”他給出的理由是，自由貿易是一個不愛國的潘多拉魔盒，從中傾瀉而出的是不安全感、是毫無道德底線的商業利潤、以及“幾乎是永久的糧食短缺”。他認為更好的解決辦法是貿易保護，因為貿易保護會提高本國糧食的價格，從而鼓勵更高產量的農業生產。

1815年3月，正如約翰·辛克萊期望的那樣，《谷物法》獲得英國議會通過，當英國國內小麥價格低于80先令每夸特的時候，外國谷物被禁止輸入。殖民地的門檻略低，低于67先令才被禁止輸入。

《谷物法》通過后，英國的農業生產的確取得了較快的發展：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得到推廣，小麥總產量穩步提高；選擇性育種技術的進步大大提高了牛羊肉的產量；用甜菜作為原材料的制糖業迅速崛起。

但是，《谷物法》筑起的貿易保護主義閘門很快就被沖開。一方面，英國的糧食消費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國內農業產量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谷物法》維持的高糧價極大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和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于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自由貿易理論壓倒約翰·辛克萊和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保護主義理論成為了英國政壇的主流思潮，即便是保守黨領袖、地主集團的代言人、時任首相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亦轉向了反《谷物法》同盟一方。借著1845年愛爾蘭大饑荒給英國社會帶來的沖擊，1846年5月，英國議會投票廢除了《谷物法》。

自由貿易需要管理

十九世紀，英國人口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爆炸”。從1801年到1901年，人口從約1050萬增長到約3700萬。但是，因為糧食自由貿易，快速增長的人口不僅沒有陷入饑饉，反而獲得了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豐富和廉價的食品供應。

但另一個問題逐漸顯現了出來——食品安全。

按照奧特的描述，糧食自由貿易從以下幾個方面給食品安全帶來了隱患。

一是疫病輸入。

1842年，英國放寬了活牛進口限制，一些遙遠的動物疫病和寄生蟲獲得了更多的進入英國的渠道。進口限制放寬23年之后，英國便爆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牛瘟大流行。

英國以前不是沒有發生過動物疫病輸入的情況，但主要是非法進口活物引起的，規模不大，很快就被撲滅了。1865年的牛瘟則是合法進口牛羊引起的。從1865年5月29日載著“病牛”的“托寧”號輪船抵達赫爾港，到當年11月，牛瘟便傳遍了英格蘭以及蘇格蘭一半以上的地區，導致29萬至40萬頭牛死亡和被捕殺，直到1867年9月才完全消散。隨后的幾十年里，英國還多次爆發因為活牛進口引發的牛瘟，直到1930年代，牛瘟才從英國銷聲匿跡。

二是病菌輸入。

海外進口的食品，從原材料獲取、生產、運輸、儲存、批發、零售，要經過很多環節，每個環節均可能感染上病菌。當檢疫技術和能力跟不上進口規模的擴張速度的時候，病毒就獲得了大量的輸入的機會。

由進口牛奶引發的曠日持久的結核病流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十九世紀英國著名的醫學記者、編輯和眼科專家歐內斯特·哈特（Ernest Abraham Hart）1881年列出了73種跟牛奶有關的疾病流行。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早期的結核病大流行就是因為進口牛奶引發的。1870年代，每年死于結核病的英國人約有5萬人。根據阿瑟·小約翰（Arthur Littlejohn）1909年發表于《獸醫雜志》（The Veterinary Journal）第16期上的文章《作為結核病毒感染源的肉類》（Meat as a Source of Infection in Tuberculosis）提供的數據，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約有20%至40%的國家的牛群感染了結核病。而科學家們已經證明，結核病可以跨物種傳播，而攝食又是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

三是摻假。

英國的食品摻假由來已久，只不過貿易限制放寬后，摻假現象變得更普遍，帶來的危害更大。最常見的是牛奶摻假。早期主要是摻水、脫脂、添加增白劑；1860年《食品摻假法》出臺后，極端有毒摻假減少，但摻水、添加防腐劑等合法邊緣的摻假仍很普遍；1890年至1900年左右，摻假率下降，但摻水和添加硼酸等現象還是時有發生，直到二十世紀初更嚴格的牛奶法規和巴氏消毒推廣才使得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另一個比較常見的摻假是面包里添加明礬，使得面包看上去更白，還可以延緩變質，但會引起消化系統不適。還有就是給茶葉進行人工著色，甚至摻進沙子、面粉和別的碎屑；咖啡里摻進帶焦糖味和堅果香但沒有咖啡因的菊苣。

由于生產者和消費者相隔遙遠，經濟利益是唯一的聯系紐帶，當監管能力跟不上進口的增長速度，摻假就難以避免。根據醫師、化學家、顯微鏡學家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食品安全運動的領導人阿瑟·哈索爾（Arthur Hill Hassall）估計，摻假行為每年使得英國損失數百萬英鎊的公共財政。

頻繁發生因糧食進口引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引起了英國社會的高度關注。各種社會力量共同發力，推動監管機制的不斷完善和檢測技術的不斷進步，直到二十世紀中期，英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才得到有效控制。

為什么還是有人挨餓

然而，糧食自由貿易并不總是像賈格迪什·巴格沃蒂所說的那樣能改善各方的福利。

作為自由貿易的堅定擁護者，賈格迪什·巴格沃蒂認為，糧食出口國可以生產更多本國具有自然稟賦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出口換回更多的外匯，購買更多的本國不具有自然稟賦比較優勢的產品，從而提高本國的整體福利。

雖然他提醒過糧食輸出國要警惕單一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陷阱，但他的建議顯然不適用于沒有選擇權的殖民地。

1958年，年僅24歲的巴格沃蒂通過《瑞典經濟學雜志》（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發表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貧困化增長：一個幾何學的分析》（Immiserizing Growth: A Geometrical Note）。文章通過生產可能性邊界（PPF）和社會無差異曲線的幾何推導，證明了一個違背直覺的現象：即使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提高了（PPF向外擴展），但由于出口商品的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惡化速度太快，最終導致的福利水平反而低于增長前。一般來說，具備下述三個條件就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一是該國的經濟增長高度集中于出口部門。二是國際市場對該國出口商品的需求非常有限，增加供應會導致價格暴跌。三是該國具有國際市場定價權，出口產品的供應量變動能顯著影響國際市場價格。

克里斯·奧特經常用“外包”一詞來概括英國的糧食安全策略，意即英國控制育種技術，生產則交給海外農業地區。“外包”模式下，殖民地根本沒有選擇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出口什么、出口多少的權力。

克里斯·奧特列舉了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和印度的例子。

愛爾蘭出產土豆，但是英國人更需要白面。為了讓愛爾蘭成為英國的農業腹地，英國政府一邊謀劃減少愛爾蘭的人口（包括移民、制造饑荒），一邊對土豆進行各種污名化，給改種小麥制造輿論。英國的計劃得逞了，但是習慣了以廉價的土豆為食的愛爾蘭人因為買不起白面而頻繁陷入饑餓，英國政府還以自由貿易為名拒絕提供救濟。1845年至1852年的愛爾蘭大饑荒造成上百萬人死亡，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場人禍而非單純的天災。

印度的情形和愛爾蘭很近似。英國人到來之前，南亞差不多每50年就會發生一次饑荒，引發饑荒原因主要是洪水、干旱和戰爭。英國人到來之后，饑荒變得更加頻繁，僅十九世紀就至少發生過20次饑荒，而且隨著印度的農業生產（特別是英國需求量很大的小麥、黃麻、棉花、茶葉）被納入全球市場的程度不斷深入，饑荒的頻次越高，至少表明英國的政策放大了異常氣候的影響。當饑荒發生時，英國政府同樣以保護自由貿易為名，拒絕給災民提供積極的救援，導致大規模的人員死亡，比如1876年至1878年和1896年至1902年的大饑荒，就造成1200萬至3000萬人的死亡。

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和印度，更符合阿瑪蒂亞·森描述的場景。

飲食革命的沖擊

實際上，糧食國際貿易不只是被動適應進口國居民的飲食需要，還深刻改變了進口國居民的飲食結構。比如十九世紀以前，牛羊肉對普通英國人來說還是奢侈品和改善口味的調味品，但是自由貿易使得牛羊肉的價格不再高不可攀，牛羊肉便逐漸成了普通英國人每餐必備的食物；食用小麥的主要限于英格蘭南部和中心城市，英格蘭北部和蘇格蘭人普遍食用的是燕麥，英格蘭米德蘭東部的人普遍食用的是大麥，黑麥則是約克郡最常見的糧食，但是到了1900年，小麥已經成為全體英國人的標準谷物；糖類直到十八世紀才逐漸成為英國人離不開的食物，以前則主要是作為防腐劑和調味品存在，從十七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英國人均糖消費量差不多增長了45倍。

本場“飲食革命”給英國人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的確促進了英國人身高和預期壽命的增長。

十八世紀中后期至十九世紀初，英國男女平均身高約為155cm-157cm和165cm-168cm，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分別為36歲-38歲和38歲-40歲；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男女平均身高分別增長至171cm-172cm和159cm-160cm，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分別延長至51歲-52歲和55歲-56歲。研究工業革命的權威經濟史學家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通過比較西北歐和十九世紀中后期至二十世紀初期仍然以素食為主的法國、意大利、印度和中國人的飲食結構，得出結論認為，西北歐“因為大量消費白面包、肉類、乳制品和啤酒等昂貴而精細化的食品”而擁有“最高的生活水平”。英國人平均身高和預期壽命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相關。

但另一方面，又引發了大量“富貴病”。

外科醫生丹尼斯·伯基特（Denis Burkitt）1973年發表于《英國醫學雜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商的一篇文章總結說，闌尾炎、憩室炎、靜脈曲張、深靜脈血栓、膽結石、冠心病、肥胖和疝氣等疾病“一個世紀前的西方世界還很罕見……即便是野生動物中亦很少見”。他認為上述疾病的高發主要是脂肪和糖量攝入量不斷增多以及纖維攝入量不斷減少所致。后來越來越多的研究又證明，肥胖癥、心臟病、糖尿病和神經性厭食癥等發達國家的代謝系統“流行病”，是食物系統的產物。

更重要的是，嚴重威脅了地球的“健康”。

“飲食革命”正在加速對地球系統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激增的化肥使用量導致水生生態系統中的氮和磷不斷積累，形成了藻類大量繁殖和缺氧的環境；農產品輸出國正在蒙受越來越嚴重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的困擾；單一種植、棲息地破壞、選擇性育種和基因同質化顯著降低了生物多樣性，使得物種滅絕的速度加速到與白堊紀-古新世的滅絕水平相當。

瑞典環境科學家、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約翰·洛克斯特羅姆（Johan Rockstr?m）和他長期的合作者、自然保護學家和電影制作人馬蒂亞斯·克盧姆（Mattias Klum）曾提出一個叫“地球邊界”（Planetary Boundaries）的理論，定義了人類活動不可逾越的9大地球系統安全邊界，包括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氮磷循環、海洋酸化等。二人提出的9個安全邊界已有4個被突破，而物種滅絕和生物地球化學循環兩個直接與全球食物系統有關。

克里斯·奧特的《環球共此食》一書的英文名字叫“Diet for A Large Planet”，是針對美國食物政策研究者、作家、社會活動家、全球可持續飲食與糧食正義運動的標志性人物弗朗西斯·摩爾·拉佩（Frances Moore Lappé）的著作《一個小星球的新飲食方式》（Diet for A Small Planet）而命名的。因為拉佩的書提倡食用“食物鏈底層”的食物，所以克里斯·奧特就用“Large Planet”來命名肉類消費不斷加速的時代。現在的問題是，“大星球”能承受人類永無止境的飲食索取嗎？

（作者 張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