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第：一個不合時宜的官員之死

《歷史縫隙里的人》，鄭小悠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本書以“歷史縫隙里的人物”為核心，擇定12位經歷傳奇，但事跡不彰的清朝官吏，為之刻畫生平。傳主的生活時段大致呈均勻分布，通過他們的宦海浮沉、生活抉擇與情感糾葛，串聯起明清鼎革至清末民初近300年的歷史變遷。作者聚焦個體在時代浪潮中的掙扎與堅守，既借人物經歷展現清代官場規則、基層治理、民生百態，又以同理之心挖掘人性的復雜與恒常，讓讀者從平凡個體的命運中窺見大時代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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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前三四年，隨著時局日壞，劉光第的情緒也日臻憤懣，言辭間大有思變之意，甚至借川省鹽捐，批評頤和園工程。等到中日構兵，旅順失守，他便朝夕痛切，急擬條陳四款，照例請本部堂官代為奏上。條陳的后三款無甚新見，唯“請皇上乾綱獨斷，以一事權”一條，話鋒直指太后干政。他先定下“自古政出多門，鮮有成事”的基調，寫到最后干脆進言：“況皇太后現已六旬，正當頤養天和，寧神謐志，皇上亦何忍以軍務倥傯之急，更煩懿慮焦勞乎？應請皇上圣裁獨斷，即當重要事件，亦宜自運宸衷，無復重勞慈聽。”刑部堂官見此狂語，無不失色推諉，不肯代為轉奏。再詢及相熟御史，亦不敢公然發此駭世危言。劉光第言不能進，志不能達，再顧不得什么慎之密之。在給劉慶堂的信中，他直戳戳表達自己含血噴天，裂眥嚼齒的極憤之情。事實上，這份條陳雖然上奏未果，但四處播揚，引起京師、各省“喧然傳說”。他的名聲或借此而起，但禍種也未嘗不由此而植。

到《馬關條約》簽署既定，國土淪喪，金甌殘缺，連一向進取有為的劉光第也不免灰心喪氣，寫道：“兄每對人言，數年以來，窮也窮不死人。惟去年以來，所見所聞之事，真是要氣壞人，愁壞人也！”他頭一次萌生去意，當年秋天，便以回福建故里祭祖為辭，出都南下，由浙而粵，而廣西、湖南、湖北，縱覽山川形勝，風土人情。但此行的最關鍵處，卻在他曾停駐武昌，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痛談時事。

前文提到，張之洞曾于同光之際蒞任四川學政，創立尊經書院。故其顯達后，凡蜀中士人、尊經弟子，無不以香帥門生標高聲價。劉光第雖在其離川后始得進學，且師出錦江，但憑著故地情結，在漢期間，也成功與張氏攀上交情。回京次年，趕上張之洞六十壽誕，他又代表川籍京官撰寫壽屏，內中“欲其入京來作軍機大臣，謨遠猷，匡誨吾君”之意，很得張氏歡心。復經其核心幕僚、綿竹人楊銳為之轉述，令光第大受鼓舞。他在京多年，除了同僚、同鄉，一二座師，書信中幾乎從未提到與哪家權勢有何交往。難得如此機緣，他那顆將灰的心，又倏爾活絡起來，一邊繼續哀嘆朝局之壞，日甚一日，一邊與楊銳密切聯系，夤緣求進之意，是顯而易見的。

劉光第，資料圖片

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國占領膠州灣。一時輿論大嘩，當政諸公束手無策，坐待瓜分而已。至于六部微員，如康有為、楊銳、劉光第等，則多積郁滿腔，不吐不快。據茅海建教授研究，那份由大學士徐桐出頭，請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樞以襄危局的著名奏折，就是由楊、劉二人出頭運作，并代為草擬的。徐桐是光第會試座師，此時正不滿翁同龢勢力坐大，欲推出張氏以為牽制。而事先未得確情的張之洞，不愿插手朝廷龍爭虎斗，所以幾次借故推托，直至清廷中樞換班完成，百日維新拉開序幕。雖然事體不成，但可以看到，時至于此，一向冷眼熱腸，聲名不出表眾的劉光第，已開始主動出擊，試圖接近權力中心，參與國家大事。惜乎經驗匱乏，斡旋能力尤其不足。

除倚張自重外，游歷閩粵，見識了不少新派思想的劉光第，回京后又在團結鄉黨、推動地方自強方面下起功夫。這一契機出自光緒二十三年的川南地震，以及隨之而來的川東洪水。巨大的自然災害持續一年有余，蜀中各地石出灘涌，民不聊生，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許多地方已經出現全家餓死，乃至人吃人的慘狀。即便如此，由《馬關條約》攤派到四川民間的戰爭賠款，并未爭取到因災蠲免的政策，“軍機處所擬上諭，又復巧為光潤之詞，漠然不著痛癢”。劉光第是平民出身，與民間疾苦最能感同身受。且他在京生計，多由家鄉供養，值此危難，不能不一振其臂。彼時，川籍京官一體聯名，向朝廷請賑，不但奏留地丁正稅以為救濟，再由各省開放賑捐，并發內帑、部款加以補充。又自行捐款，將各種津貼、印結、館捐費用籌集起來，電送回鄉。再與順天府商量，委托京中“義賑”機構，組織官商紳士慷慨解囊。更發動“川人之服官各省者”，有錢出錢，庶幾少餓死些人為是。在給井鹽巨賈劉慶堂的信里，劉光第也不忘出言勸捐：“弟何妨稟明堂上兩老人，大發仁心，倡集巨款，為救命之事。”

倡捐一事，大大提高了川籍京官的凝聚力，更讓“恂謹寡交”的劉光第漸次積累威望。隨著變法呼聲日益高漲，他與楊銳等人也發起籌辦蜀學會，募集經費，添購書籍儀器，聘請中外教師，講授時務之學。到戊戌年初，又加入康有為創立的保國會，從形式上成為維新派一員。不過就性格作風而言，直到變法前，劉光第的社會交往仍極有限，他與康有為“未嘗通達拜，但于保國會識一面”，與梁啟超“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與譚嗣同“尚未識面”。顯然，那些串聯鄉黨、大張其勢的工作，多由楊銳出頭張羅，劉光第廁足其間，或起到出謀劃策、身體力行的作用。

從政治底色看，劉光第的維新主張仍以辦報辦學、富國強兵為主，并沒有走到興民權、建議院、立憲開國會的政體變革一路。對中外關系的認識，也更近于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人際交往看，他與“康黨”無甚相干，如果強為之說，或可與楊銳并作一伙。不過有一點需要強調，他痛恨太后秉政，皇權旁落，除《甲午條陳》外，即變法前后，也多次議論帝后關系，企盼著“此時下手工夫，總在皇上一人為要，必須力除諂諛蒙蔽，另行換一班人，從新整頓，始有起色轉機”。因為劉光第以沉毅穩健、不阿不黨著稱，研究者常將他視為維新派的“壓艙石”。事實上，其人疾視西后，由來已久，詩句中多用“女禍”等意象，在這一問題上的激烈程度，亦不下于康、譚等人。

變法伊始，劉光第經湖南巡撫陳寶箴保舉，奉旨召見。他說自己的奏對“頗詳直”，不定就流露出君權獨斷的一貫見解，讓光緒帝大生知己之感。隨后，他被超擢為四品京卿，與楊銳、譚嗣同、林旭同時充任軍機章京，參與新政。自光緒九年（1883）進士及第起，他候補刑部主事，沉滯十五年之久，值此而一舉升騰，連自己也如夢如幻，稱為“異遇”。

劉光第入值軍機，是農歷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初六日即逢政變，不數日而罹難身死。八月初一日，他給弟弟光筑寫下家信，稱此時人情不定，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四軍機驟然大用，遭人嫉妒詬病，目前勢同水火，將來恐成黨錮之禍。書信的措辭雖有憂慮，卻是家常口氣，壓根讀不出絕筆的味道。除了略述新政與黨爭，在信中，他還關心沱江水災、祖塋安全與家鄉收成。責怪弟弟脾氣執拗，通信稀疏，想叫他來京學醫，做個有用之人。他又習慣性提到自己的經濟壓力——既然成了內廷紅人，要到頤和園當值，那么買馬匹、置貂褂、添仆人，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開支。可他不肯拿軍機處的灰色收入，也不要外省炭敬，所以過日子的繁難，比做冷曹官更甚一籌。

家人接信不知何許，但以富順距京的遙遠，書信送到之日，劉光第，這位年僅四十歲、勵節如冰而氣骨森嚴的川中之杰，大抵已經喋血鬧市，魂歸不朽。與譚嗣同一樣，政變后，劉光第“坐以待捕”，沒有任何逃亡打算。這與他家累沉重、社會關系簡單，倉促間逃無可逃有直接關系。且其久任刑部，是“斷罪當引律例”的堅定信仰者，對一道懿旨人頭落地的可能性，預估明顯不足。當年撰寫《甲午條陳》時，妻子勸他慎重，光第回答道：“本朝寬大，不殺言者，至兇不過出口爾。且我條陳中措辭尚頗得體，即有不測，不過革職。”等到變法失敗，他也自以為言行謹慎，無偏無黨，即遭人傾陷，至多不過遣戍而已。

“本朝寬大，不殺言者”，放在文字獄橫行的清前期，儼然笑話一般。嘉道以降，羅網漸弛，就難免讓讀書人犯起了幼稚病，忘記政權本性酷烈，屠刀未起，不過是備而不用。等到了法場上，騰騰殺氣泰山壓頂，作為“老刑部”的劉光第，或許才生出死期將近的覺悟。按照慣例，京師處決重犯，多由刑部滿漢右侍郎及刑科滿漢給事中監刑，而這一天端坐中堂的，卻是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剛毅。他是比劉光第資歷更深得多的“老刑部”，或稱前輩模范，也不算過譽。

剛毅是滿洲人，但出身貧寒。他以旗人特有的翻譯科生員出身，在佐吏微員的職位上幾經輾轉，同治七年進入刑部，成為額外主事。此人生性要強，研讀律例極為用功，又屢次平反冤獄，被視為滿人中不可多得的吏干之材，深受尚書翁同龢賞識，走上刑部技術官僚最令人羨慕的仕途快車道。他于光緒六年從刑部外放，一路開藩建節，甲午前經翁氏援引，入樞成為軍機大臣。從零散的時人日記中可以看到，剛毅外放后，與刑部老班底的聯系仍很密切，時常有信寄來，或借進京機會請客敘舊。光緒二十三年，他短暫擔任過“大司寇”一職，劉光第雖稱“高節獨行”，對這位權威赫赫、大名鼎鼎的老前輩、老領導，怕也不能全無認識。

在刑場上，絞殺變法的舊黨魁首剛毅，和其他五人是政敵，唯與劉光第，在政敵之外，還兼有同為法律人的特殊淵源。或許正基于此，那番振聾發聵的“劉光第之問”，被兀地激發出來。《清史稿》記曰：

臨刑，協辦大學士剛毅監斬，光第詫曰：“未訊而誅，何哉？”令跪聽旨，光第不可，曰：“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剛毅默不應，再詢之，曰：“吾奉命監刑耳，他何知？”獄卒強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楊銳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

可以看到，哪怕生命進入最后一刻，對于大清王朝，劉光第也有深入骨髓的信任。他以為同出刑部的剛毅該和自己一樣，所以才用制度、法律、國體加以詰問。畢竟，照他最推崇的恩師張之洞所說：“我朝深仁厚澤，固屬美不勝書，然大要則有兩事：一曰賦斂輕，一曰刑罰平。”如今供未具，獄未平，律無正條，私意誅殺，以忠貞蹈白刃，賢能填溝壑，則暴政將亡，可知之矣。

原標題：《劉光第：一個不合時宜的官員之死》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金久超

本文作者：鄭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