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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雪峰走了,帶著他尚未兌現的“五千萬捐款”和“成為一代人記憶”的夢想,在四十一歲的盛年戛然而止。他算清了無數升學夢,卻沒躲過命運的黑天鵝。
互聯網上哀悼與反思交織,有人感念他為寒門子弟指路,有人指責他販賣焦慮、鼓吹功利。然而,拋開這些爭議,他的離世本身或許才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從底層爬上來的“牛馬”,以牛馬般透支生命的方式成為“人上人”,最終又以牛馬般的猝然倒下收場。
這何嘗不是對我們這個時代最尖銳的叩問:拼命追求世俗成功的代價,究竟是什么?
張雪峰的一生,是一部典型的“小鎮做題家”奮斗史。從齊齊哈爾富裕縣的寒門少年,到北漂群租房里的考研講師,再到坐擁過億存款的教育帝國掌門人,他用二十年的時間完成了階層躍遷,從一個底層牛馬成為流量大V,在一個用金錢衡量人的價值的膚淺時代,可算得上是一個“成功人士”。
然而,這條成功之路是用什么鋪就的?
是每天十幾個小時的直播,是語速快得像連珠炮般的輸出,是把身體當作永動機般運轉的瘋狂。去世前一天,他在直播間里累得眼睛都快睜不開了,還在堅持每天十幾公里的跑步。
他曾在節目中透露,自己的睡眠時間極少,常年處于高壓狀態。他預料到自己可能會猝死,認為“猝死”是最理想的死法,甚至想象過“張雪峰死了”的熱搜,會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這并非戲言,而是一種對自身處境的清醒認知。可即便如此,他依然選擇加速燃燒,直至燈枯油盡。
張雪峰的言行中充滿了矛盾,而這矛盾的根源在于他始終未能擺脫“牛馬思維”。他告訴普通家庭的孩子“不要談興趣”,因為生存是第一位的;他警告學生避開“天坑專業”,因為就業是最重要的。這套實用主義哲學,本質上是一個成功者的“幸存者偏差”——他用這套邏輯爬了上來,便堅信這是唯一正確的路徑。然而,他忘了,正是這種“唯結果論”的思維,讓無數年輕人淪為工具理性的奴隸,也讓他自己淪為成功的祭品。更為諷刺的是,當他為自己的女兒鋪路時,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她可以“隨便混個本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為“我給她準備了一輩子都花不完的錢”。這套“嚴于待人、寬以待己”的雙重標準,暴露了其成功敘事的虛偽性:牛馬成為人物后其實依然收割的是牛馬的苦命錢,只要自己不成為牛馬。
“突發橫財,必有災殃”,這句民間智慧在張雪峰身上得到了殘酷的印證。財富的急劇積累,往往伴隨著能量的急劇消耗。他像那個每天只睡兩小時的外賣員,像無數在格子間里過勞死的白領,用生命的長度換取世俗的厚度。
圣經說:“活著的狗勝過死去的獅子。”這句話并非貶低人的價值,而是道出一個樸素的真理:存在本身,高于一切外在的成就。張雪峰擁有過億存款、千萬粉絲、龐大的商業版圖,但這些在他猝然離世的瞬間,統統歸零。他未能陪伴女兒長大,未能兌現自己的承諾,未能真正享受他拼盡全力換來的財富。這讓人想起《馬太福音》上的忠告:“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處呢?”
我們這個時代,太推崇“拼命”了。我們贊美凌晨四點的城市,贊美996是福報,贊美那些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奮斗者”。張雪峰正是這種價值觀的產物與推手。他用極具感染力的語言,把焦慮販賣給千萬家庭,讓他們相信只有考上好大學、選擇好專業,才能成為人生贏家。可他自己的結局卻在提醒我們:即便你贏了這場競賽,也可能輸掉更重要的東西——健康、平靜、陪伴,乃至生命本身。
張雪峰的離世,應當成為一記警鐘。我們當然需要奮斗,需要改變命運的勇氣,但我們也需要警惕那種將人異化為“牛馬”的成功學。真正的成功,不是站在金字塔尖俯瞰眾生,而是能夠在平凡中活出尊嚴與從容。我們小時候比力氣、比父母,結婚了比孩子、比收入、比位子、比車子、比名氣……這些比較永無止境,比到最后,其實是“誰還活著”。活著,才有機會體驗“那些沒有體驗過的美好”;活著,才能真正踐行“人生真好玩兒”的初心;活著,才能見證歷史的波詭云譎。
愿張雪峰的故事,成為這個焦慮時代的一劑清醒藥。愿我們不再以透支生命為代價去追逐虛幻的成功,而是在奔跑的同時,學會停下來,看看風景,陪陪家人,聽聽內心的聲音。因為最終,生命的意義不在于你爬得多高,而在于你活得多真、多久、多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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