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正是娛樂圈里鮮衣怒馬、前途無量的年紀,沒有遲暮的慌張,沒有病痛的困擾,卻被金融專家鄭重提醒:“現在就去立遺囑,并且一定要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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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幕里吵翻了天,有人說“太晦氣了,26歲談遺囑太早”,也有人說“人間清醒,早立早安心”。而高卿塵的回應,戳中了無數年輕人的軟肋:“我不是怕死,是怕我走了之后,愛我的人還要為錢撕扯。”
這句話,撕開了當代年輕人最隱秘的焦慮——我們不怕奔赴遠方,不怕努力打拼,最怕的是,意外來臨之際,連一句體面的告別都沒有,連想守護的人都護不住。
高卿塵的處境,從來不是個例。他自幼父母離異,跟著母親和姐姐長大,與生父早已疏遠,可按照中國法律,即便沒有共同生活,生父依然是第一順位繼承人。一旦他發生意外,辛苦打拼來的財產,就要被從未盡過撫養義務的人分走,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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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別提他作為跨境藝人,頻繁往返中泰,財產涉及跨境,沒有遺囑的加持,后續的繼承糾紛只會更繁瑣,只會讓愛他的人在悲痛之余,還要奔波于各種法律程序里。
或許有人會說,年輕人風華正茂,立遺囑是杞人憂天。可現實是,我們這代人,早就被“無常”逼得學會了未雨綢繆。
中華遺囑庫的數據顯示,30歲以下立遺囑的人群,7年里激增了12倍,最年輕的立遺囑者,僅僅17歲。曾經被視為“老年專屬”的遺囑,如今成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人生標配”。
我們這代人,看似活得灑脫不羈,實則比誰都清醒。我們見證過疫情下的生離死別,經歷過職場里的高壓內耗,看過太多意外毫無征兆地降臨,深知生命從來沒有“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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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立遺囑,不是悲觀,不是詛咒自己,而是在不確定的世界里,給自己和家人一份確定性。
和老一輩“談死色變”不同,我們這代人對死亡的認知,早已不再局限于“晦氣”二字。我們明白,遺囑從來不是“催命符”,而是“平安紙”;不是算計財產,而是愛的托付。
就像高卿塵,他立遺囑,不是為了分配財產,而是為了確保自己的一切,都能留給那些拼盡全力愛他、陪他的人;是為了避免,曾經親密的家人,因為一筆遺產反目成仇,讓最后的告別變得面目全非。
更值得一提的是,年輕人的遺囑里,藏著我們獨有的生活痕跡。除了存款、房產,游戲賬號、社交賬號、數字藏品這些“虛擬財產”,也成了繼承的重點。這背后,是我們對生活的熱愛,也是對“自我”的尊重——我們希望,即便離開,自己曾經存在過的痕跡,也能被妥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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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26歲立遺囑,太早熟了。可我覺得,這不是早熟,是清醒。
我們這代年輕人,一邊在努力打拼,一邊在悄悄規劃身后事;一邊喊著“及時行樂”,一邊在默默為家人托底。我們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帶來的遺憾——遺憾沒能好好告別,遺憾沒能護家人周全,遺憾自己的心意,沒能被好好傳遞。
高卿塵的事件,之所以能沖上熱搜,從來不是因為“藝人立遺囑”有多獵奇,而是因為它戳中了無數年輕人的共鳴。我們或許沒有藝人那樣的財富,沒有跨境工作的煩惱,但我們都有想守護的人,都有對“無常”的敬畏,都有一份藏在心底的責任。
26歲立遺囑,從來不是一件丟人的事,反而彰顯了當代年輕人的擔當與清醒。它告訴我們,真正的勇敢,不是無視風險,而是直面風險;真正的愛,不是口頭的承諾,而是落到實處的規劃。
愿我們都能正視這份清醒,不避諱死亡,不敷衍責任。在奔赴熱愛的同時,也為自己和家人留一份退路,讓每一份愛,都能不留遺憾,讓每一次告別,都能體面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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