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邊”的世界冠軍吳柳芳，終于還清了債

若不是那場巨大的風波，若不是奧運冠軍管晨辰“反向送流量”，若不是吳柳芳一度積累近600萬粉絲，她如今再怎么拍視頻，也未必能有足夠的影響力，更未必能還清債務。

撰文丨侯虹斌

最近，《中國新聞周刊》對前世界冠軍、前體操運動員吳柳芳做了一期專訪。吳柳芳說自己終于還完了40萬元的債：“以前是為國家榮譽而戰，現在是為自己而戰。”

她的故事，因此重新被翻了出來。

回想起來，吳柳芳的視頻內容因被另一名體操運動員管晨辰指責“擦邊”，繼而引發大規模網暴、賬號被封、粉絲被清空，已經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如今，她總算無債一身輕，翻開了新的一頁。祝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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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報道中，我們終于知道吳柳芳為何過得如此艱難。

根本原因，是家境貧寒。

父母經營的小店生意慘淡，弟弟當時還在讀書。2013年退役后，吳柳芳用退役金為全家付了一套70平方米小房子的首付，一家人高興不已。

但吳柳芳的就業之路極為不順。起初她進入一家專業對口的體育公司，月薪四五千元，結果第二年就開始拖欠工資。她只得另找工作，收入更低，且當初承諾的編制也遙遙無期。無奈之下，她考取了舞蹈教師資格證。

更艱難的是，她母親在那時做了惡性腫瘤手術，父親四處借錢和貸款，家里最終欠下40萬元債務，每月光是利息就要還1200元。

在找不到工作的窘境中，吳柳芳甚至動過去夜場跳舞的念頭。最終，她選擇了直播跳舞，發揮自己的特長。

但這并非外界所想象的那樣“撈快錢”。收入好的時候一個月七八千元，通常也就四五千元，勉強糊口，還債艱難。這還是在她擁有出色舞蹈功底的情況下。

為什么她過得那么艱難呢？

我想談談中國體壇一個特有的現象：同樣是奧運項目，有的項目集中了家境貧困的運動員，有的是“貴族運動”，還有一些則是城市中產家庭孩子的首選。不同的運動項目，命運截然不同。

體操，可以說是一項“窮人”運動。

這里絕無揶揄或歧視之意，只是便于講述，分析一下為何像吳柳芳這樣出身貧寒、拿過多個世界冠軍、又很努力的運動員，卻難以帶領全家走出貧困。

不同運動項目的“成才路徑”，對家庭經濟條件的依賴程度差異巨大。以體操為例：孩子一般從四五歲進入體校，體校提供食宿和訓練。農村家庭把孩子送去，既能減輕家庭負擔，又有機會“改變命運”。“能吃苦”便是這些孩子成功的核心門檻。

前些年，前中國女子體操隊隊長商春松，也曾被公眾解讀為原生家庭“重男輕女”，引發輿論關注。

商春松的父母是農民，哥哥失明。她7歲開始練體操時，第一年的學費是父親賣掉家里的牛，加上母親四處借錢才湊齊的。進入省隊開始拿工資后，商春松便將工資卡交給媽媽保管，還給哥哥在長沙買了婚房，首付和裝修都由她承擔，家里的債務也由她還清。

商春松的家庭與經歷，與吳柳芳相似。

此外，舉重、柔道、摔跤、鐵餅、中長跑、競走等項目也是如此。我們熟悉的許多奧運冠軍，劉洋、全紅嬋、鞏立姣、程菲、諶利軍等，都出自貧困家庭。

這些項目的共同點是：國家投入大，早期訓練成本相對可控，出路高度依賴體制內的成績。一句話：它們并非群眾運動，難以市場化，主要服務于特定的比賽場合。

另一方面，舉國體制的“漏斗”結構，也將鄉村基層的體育苗子吸納進來，包食宿、免學費或學費低廉，這對貧困家庭來說極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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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柳芳的舞蹈視頻被人舉報“擦邊”，引發網暴和封殺后，許多人為她鳴不平。因為她穿的衣服，比身著晚禮服的谷愛凌的布料還要多，卻沒人說谷愛凌擦邊，人家還成為了時尚代言人。找誰說理去？

有意思的是，谷愛凌所代表的滑雪運動，正是另一種模式——富人家庭占絕對主導地位的項目。這類項目的特點是：市場化程度高，裝備昂貴，場地稀缺，早期培養高度依賴家庭投入，而非體制內選拔。

16歲時，谷愛凌便因滑雪成就、時尚氣質和出眾外貌，受邀參加美國的Met Gala盛典——那是頂級明星和名媛貴族引以為傲的盛會。她的母親和外婆均為名校畢業，獨特的家世也引發不少爭議。在剛剛結束的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上，連美國副總統萬斯也酸溜溜地責怪她不代表美國參賽。可見她的上流社會基因。

谷愛凌的故事里，也包括她小時候母親每次都開車四小時送她去滑雪的經歷。有天賦、有勤奮、有規劃，當然，更要有錢和有時間。

類似的項目還包括馬術、擊劍、網球、高爾夫等，它們都是“富人項目”。裝備、私教、頻繁參賽、海外比賽刷分，費用都極為昂貴。這些項目通常由家庭自主培養，自掏腰包。它們在中國，也一樣沒有傳統的體制培養通道，培養鏈條從俱樂部、私教開始。即便中國的體制需要頂尖運動員了，也是在市場中挑選最優秀、最有潛力的成熟選手，通過轉會、合作等方式，讓他們代表國家參賽。

比如中國的頂尖網球選手李娜、鄭欽文，早期均有家庭巨大投入或市場化贊助，每年都要花費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元用于訓練和刷積分、刷資格。

另一方面，這些貴族運動深受歐美藤校青睞，許多孩子努力訓練、參賽，往往是為了“爬藤”，這是一種提升社會階層的社會資本投資。因此，盡管費用高昂，在相應的社會階層中仍有廣闊市場。

還有一大類，是中產家庭占主導的項目：游泳、田徑（短跑）、花樣滑冰、羽毛球、乒乓球……這些運動在中國非常普及，游泳館、羽毛球場、乒乓球館、田徑場、滑冰場隨處可見，從啟蒙到進階的商業俱樂部體系較為普遍。雖然需要一定花費，但城市中產家庭能夠承受。

這一類的運動有一個好處，進可攻，退可守，練好了當作是晉身專業運動員的階梯；練不好就當作是強身健體、體育娛樂，兼顧學業和訓練。

所以我們看到的游泳明星、乒乓球國手、羽毛球冠軍，大多來自城市家庭。

理解了運動與階層的關系，我們大概也就明白了，為何有些運動員星光熠熠，與大明星們一起出入名利場，上雜志封面拿商業代言；為何另一些運動員，退役后卻生計艱難。

這里還要提及一點：體制內極其看重奧運金牌。吳柳芳與管晨辰的差別在于，一個是世界冠軍，一個是奧運冠軍。吳柳芳因傷無緣奧運會，這也造成了兩人命運的懸殊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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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二十年前，有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舉重冠軍淪為搓澡工》，還有一篇《南方周末》特稿《舉重冠軍之死》，都引發過爭論，現在已年代久遠了。

舉重果然是貧寒子弟的運動，而且即便拿到奧運冠軍也很難商業化，能有一份穩定工作已屬不易啊。

一些奧運熱門項目，如跳水、乒乓球，冠軍們擁有無數代言、登上雜志封面、成為頂流明星。至少也能拿到豐厚獎勵，或在體制內獲得穩定的工作。

然而，更多冷門項目的世界冠軍，保障卻極為有限。而且越是這類運動，就越缺乏市場接納，越依賴體制保障。

這便形成了馬太效應：同樣是世界冠軍，越是家境富有者，獲得的體制保障越多，市場機會和商業代言也越豐厚，所有的鮮花都向他們擁簇；越是家境貧寒者，越難得到體制保障，也越難擁有市場和商業機會。何況，吳柳芳們已然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中的“將”——她們已經跑出來了，而那些沒能跑出來的運動員呢？

吳柳芳因家庭貧困，又因母親手術背負巨債，走投無路之下選擇跳舞直播。她被管晨辰指責“擦邊”，本就可笑——管晨辰隨后被曝出穿得更少、更“擦邊”。這樣的指責本身就很離譜，對兩人都離譜，但更離譜的是雙重標準。

那場網暴對吳柳芳打擊極大。“當時，我一度不敢出門，怕被別人扔臭雞蛋。”

經歷了流量暴漲、封號、流量歸零、賬號恢復的起起伏伏之后，吳柳芳靠著自媒體還清了債務，開始學編劇、拍短劇、發行個人單曲、拍攝古裝視頻，深耕傳統文化與文藝領域。這非常好。

但若有人事后諸葛地說：“你看，不擦邊也可以賺錢，為何不賺干凈錢？”我無法認同。

一方面，我不認為吳柳芳之前跳的舞有什么不干凈的、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挺好的。另一方面，這個時代流量做起來極為艱難。若不是那場巨大的風波，若不是奧運冠軍管晨辰“反向送流量”，若不是吳柳芳一度積累近600萬粉絲，她如今再怎么拍視頻，也未必能有足夠的影響力，更未必能還清債務。

從世界冠軍到背負巨債，從網暴封殺到艱難還債、重新出發，吳柳芳的沉浮并非一人之命運，而是折射出體育培養機制、階層流動與市場邏輯交織下的結構性困境。

當這個社會每一位曾為國爭光的運動員還不能人人都擁有體面而可持續的光明出路時，我們至少不應在他們掙扎求生時，輕率地施以道德評判。

你總不能說，因為她曾經是冠軍，曾經為國爭光，所以別人可以做的事她都不能做，就活該一家餓肚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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