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主義的誕生邏輯：法國宗教戰爭時期的一劑“苦藥”

自19世紀以來，“絕對主義”始終是歐洲近代史敘事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作為一種史學范式，它試圖解釋歐洲國家如何擺脫中世紀以封建貴族為主導的政治結構，進而走向現代國家形態。在這一敘事中，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往往被視為絕對王權的代表，也因此歷來構成相關研究的重心。20世紀，法國史學界通過制度史研究不斷充實這一范式的內涵。圍繞路易十四的絕對王權，喬治·巴熱（Georges Bagès）、羅蘭·穆尼耶（Roland Mousnier）等法國學者強調行政官僚體系在中央集權中的作用。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起，英美學界通過研究地方貴族有力地挑戰了傳統的絕對主義敘事。其研究表明，國王在地方行政、財政與軍事領域推行政令，往往依賴與地方權力網絡之間持續的協商與談判，絕對主義的“絕對性”由此受到質疑。

進入21世紀，絕對主義問題在法國學界得到持續關注；其中一個尤為引人注目的趨勢，是將研究時段前移至16世紀后半葉的法國宗教戰爭時期，并將其視為絕對主義孕育的關鍵階段。阿萊特·茹阿納（Arlette Jouanna）在2007年出版的《圣巴托羅繆大屠殺：一樁國家罪行的謎團》（La Saint-Barthélemy. Les mystères d'un crime d'état）中，強調這場被她稱為“國家罪行”的事件所具有的轉折意義；而在2013年出版的《絕對權力：王權政治想象的誕生》（le Pouvoir absolu: naissance de l’imaginaire politique de la royauté）一書中，她進一步指出，宗教戰爭時期的政治轉型，與法理邏輯及底層世界觀的深層變化密切相關。

尼古拉·勒魯（Nicolas Le Roux）

尼古拉·勒魯（Nicolas Le Roux）的《國王、宮廷與國家：從文藝復興到絕對王權》（Le roi, la cour, l’ état, de la renaissance à l’absolutisme，后簡稱《國王、宮廷與國家》）同樣出版于2013年。然而與偏重觀念史路徑的研究不同，勒魯的貢獻在于將研究置于宮廷社會這一具體的空間當中，使絕對主義不再僅停留在想象與話語層面，而具有了更多的實踐層面的內涵。全書分為三個部分，著眼于宮廷內外兩個舞臺：第一部分“宮廷政治”（les politiques de la cour）聚焦瓦盧瓦王朝末期的宮廷變革；后兩部分“尋求統一”（la quête de l’union）和“新的統治”（nouveaux règnes）則將敘事重心移向宮廷之外，就更宏觀的歷史敘事展開思考。

勒魯現任索邦大學近代史教授，其研究以法國宗教戰爭史為中心，尤以宮廷研究見長。近年，他先后擔任法國大學近代史學者協會主席（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l’histoirens modernistes des universités fran?aises）（2024）及羅蘭·穆尼耶研究中心主任（Directeur du Centre de Rolan Mousnier）（2025）。2025年11月初，勒魯應邀訪問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首次與國內學界展開系統交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翻譯與研究的推進，法國史學在中國的接受已取得顯著進展：特別是年鑒學派的費弗爾、布羅代爾、勒高夫等歷史學家，其成果已逐漸為國內學界所熟知。相比之下，對于尼古拉·勒魯等后輩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國內仍缺乏系統性的了解。本文正是希望借此契機，為勒魯的《國王、宮廷與國家》作一書評，以期進一步呈現當代法國史學關于宗教戰爭與絕對主義問題的研究脈絡。

宮廷社會：絕對主義的空間

如果要為絕對主義尋找一個空間上的源頭，那么答案無疑是宮廷。宮廷是法蘭西王國的政治中心。如羅蘭·穆尼耶（Roland Mousnier）所說，近代法國社會有兩條主要的上升通道：其一是“庇護人-附庸”體系；其二是“恩主-門客”體系。前一條通道，主要針對法官階層、金融家、文人等非貴族階層，利用其專業知識和才能為其庇護人服務；后一個則串聯整個貴族社會，通過姻親關系等手段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關系網絡。宮廷位于兩個體系的最頂端，將國王將最“親近”的附庸、門客納為廷臣。故而宮廷也是王國整合的樞紐。

正是由于如此獨特的政治地位，宮廷研究成為理解法國絕對主義的傳統路徑之一。1969年，德國社會學家諾伯特·埃利亞斯在《宮廷社會》一書中，將宮廷視為一個由禮儀與儀式規定的表象空間（espace de représentation），通過馴化貴族行為形成了某種特殊的文化模式。埃利亞斯認為，絕對主義的形成并非依靠個人權威，而是借助宮廷社會的特殊文化機制才得以實現。

《宮廷社會》中譯本

勒魯與埃利亞斯均從宮廷的角度理解絕對主義。但二者描繪的宮廷存在重要區別。勒魯博士論文的一段話可以對此加以說明：

既有觀點是，宮廷構成了現代國家中一種重要的社會形式。宮廷是一種權力工具，貴族與君主在宮廷中的往來構成了一種人身依附關系。然而相比之下，宮廷本身反而還是一個人們知之甚少的領域。事實上，它總是看起來像一個靜止的實體（une entité statique）。宮廷當中的制度、人員，和宮廷中的實踐一樣，對于歷史學家來說仍是政治和社會文化體系之外的不可名狀之物。

一個“靜止的實體”，其所指正是埃利亞斯開創的傳統路徑。在這種視角下，研究者通常將宮廷視為一種結構穩定的社會模型；而宮廷研究，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對這一社會模型內部結構的分析，而非對人及其行動的研究。在《宮廷社會》一書中，埃利亞斯意圖用這種社會學方法取代強調個體的歷史學方法；然而，這一視角固然有助于揭示宮廷長期穩定的結構，卻難以解析更加細微的沖突與轉折。事實上，埃利亞斯所謂的歷史學方法，并不能代表當時最前沿的歷史學研究。隨著跨學科研究不斷深化，歷史學家獲得了更加豐富的闡釋工具。勒魯的博導讓·瑪麗·孔斯當（Jean Marie Constant）教授在勒芒大學建立的“勒芒歷史人類學實驗室”（laboratoire d’Histoire Anthopologique du Mans），影響了諸如勞倫·波岡（Laurent Bourquin）等眾多貴族史學者。勒魯本人的宮廷研究也深受貴族史方法的影響。在2001年出版的《國王的恩寵》一書中，勒魯重建了亨利三世時期的宮廷寵臣網絡，是典型的貴族史研究方法。

《國王、宮廷與國家》對于宮廷做出了更為綜合的處理。總體而言，勒魯描繪了一個處于變動中的宮廷。在文化實踐層面，勒魯雖然延續了埃利亞斯的框架，分析了宮廷中的禮儀規范、慶典和宗教活動。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是短時段的、具有現實目的的政治行為。例如在宮廷內舉行外交談判之時，奢華的排場和贈禮能起到結交外國使節的作用，既是為了換取他們的服務，也是為了掩蓋王室財政拮據的事實。另一方面，宮廷的變動體現在權力模式的轉變上；它們通過深描的方法得以勾勒出來。勒魯認為，法國絕對主義在宗教戰爭時期的宮廷變革中應運而生；在宮廷社會當中，它表現為“君主憑借自己挑選少數大臣，并將諸權貴削弱到純象征地位的統治方式。”

法國國王亨利三世

這里的“轉折”集中體現在亨利三世的宮廷改革當中，其對權力結構的影響通過“恩寵”這一概念得以呈現出來。勒魯2001年出版的《國王的恩寵》一書提出了“恩寵經濟”（l’économie de la faveur）的說法，意指國王控制恩寵分配，重塑臣屬關系的策略。亨利三世的宮廷培養了一批特殊的寵臣群體，勒魯稱之為“倖臣”（les mignons）；他們唯獨忠于國王，不屬于任何其他貴族的門客網絡，并由此構成一個封閉的“廷中之廷”（la cour dans la cour）。這一倖臣群體構成了亨利三世與查理九世宮廷的主要區別。勒魯認為，這與兩位國王的成長環境有關。查理九世年幼即位，母后凱瑟琳·德·美第奇攝政，不僅總攬朝政，更主導了國王社交圈的布局，完全占用了這位年幼國王的社交空間。相反，當時尚為安茹公爵的亨利，卻趁機建立起自己的親密圈子。亨利三世即位后，新的君臣依附關系，通過一系列象征活動確定下來。亨利三世及其身邊的新寵，構成了當時宮廷內新型宗教實踐的主要參與者。

倖臣群體的出現，本質上反映了宗教戰爭時期王室失去了對王國恩寵體系的掌控。1559年簽署《卡托-康布雷齊和約》以來，此前意大利戰爭的沉重負擔讓王室財政始終處于崩潰的邊緣。由于來自王室的恩賜供不應求，眾多附庸和門客便歸附到吉斯、蒙莫朗西等權貴門下。當宗教內戰爆發之時，國王發現自己的權威難以喚起臣民的效忠，仿佛空有國王頭銜。也正是出于對恩寵控制權的競爭，亨利三世登基之后，很快改變了王室“贈禮”（le don）的方式：所有恩賜的請求者都應當提交書面文書（placets），由國務秘書接受，并由國王親自啟封。這一技術性的改革，意圖強調恩寵直接來自君主本人，從而杜絕第三方僭越君主權威、截留臣民效忠的可能性。

亨利三世的宮廷改革代表了一種絕對王權的觀念；通過擢拔像埃佩爾農公爵（duc d’Epernon）這樣的外省中層貴族，亨利三世證明了國王有能力自由決定一位廷臣的政治生涯。國王的恩寵能讓一位中層貴族飛黃騰達，也可讓他頃刻間跌入深淵，也自然有權力將任何一位權貴排除出宮廷這一政治中心。勒魯認為，亨利三世飽受爭議的變裝活動，同樣可以納入這一權力邏輯。因為這一活動公開表達出了國王對社會等級和身份流動的壟斷性權力，同將外省的年輕貴族塑造為公爵、貴卿如出一轍。在宗教戰爭的語境下，這種新的權力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推行王權意志、應對政治危機的手段。隨著和解政策屢屢受挫，王室逐漸認識到一個忠誠的權力網絡對于推行王權意志的重要性。

勒魯對絕對主義的界定，或許啟發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亨利三世構建的、完全憑國王差遣的貴族權力網絡，是否預示了17世紀的行政官僚體系的某些基本特征。貴族寵臣和中央派官雖然在身份上有本質區別，但均承擔著推行王室政策、貫徹王權意志的角色。這種完全為國王擁有的權力體系，與查理九世、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一世代表的文藝復興模式，構成了一種斷裂。從這種角度來看，誕生于宗教戰爭時期的絕對主義，并不僅僅是政治想象或話語的建構，同時也是一種切實付諸實踐的集權訴求。

弗朗索瓦一世

延續與斷裂：宗教戰爭的歷史敘事

如果僅從宮廷內部的變革出發，勒魯對絕對主義的闡釋恐怕仍顯不足。王權的統治從來不是單向度的命令執行，而是在多方博弈中推進的協商過程。因此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亨利三世在宮廷中開創的權力模式，是否起到了理想的效果？這種帶有“絕對”訴求的新統治方式，是否得到社會的認可？

勒魯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宮廷改革并未立即帶來秩序，反而推動了政治局勢的惡化。亨利三世試圖通過奢侈的儀式慶典重申王國的和諧，但其政治寓意未能深入人心，反而在財政困難時期讓公眾切身感受到賦稅的加重。亨利三世的宗教實踐，與當時社會的主流虔誠觀念產生隔閡；在民眾看來，國王的懺悔游行更像是假面表演，而非虔誠的象征。至于新近擢拔的倖臣，則因驟然受寵而成為輿論攻訐的焦點。在這一背景下，反對力量逐漸匯聚。圍繞國王之弟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形成的“憤懣派”，囊括了胡格諾派和部分溫和派天主教徒，將矛頭指向亨利三世重塑的權力秩序。在他們看來，亨利三世身邊阿諛奉承的倖臣蒙蔽君主，揮霍無度，背離了傳統上以身份與功績為基礎的分配正義觀念。

在重重阻力之外，亨利三世及其新貴集團在應對政治危機時也多有疏漏。16世紀70年代以來，王室未能及時洞察公共輿論的強大力量，在宣傳戰中完全落入下風。面對天主教同盟的叛亂，亨利三世及其新貴的情報網運轉失靈，導致國王在關鍵時刻陷入被動。總體而言，亨利三世的改革沒能終結內戰，反而導致了政治上愈發孤立的局面。當1584年最后一位天主教王位繼承人——阿朗松公爵去世，政治不滿和宗教狂熱共同開啟了第八次內戰（1585-1598），并最終導致了亨利三世的悲慘結局。由此觀之，絕對主義遠非一蹴而就；它仍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斗爭過程。

如何評價亨利三世，乃至其兄長查理九世及其母后凱瑟琳·德·美第奇，向來是宗教戰爭史敘事的一大難題。若以結果為導向，他們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甚反而背上了屠殺和陰謀的罪名。而類似的困境也存在于對叛亂貴族的評價中——后世該如何審視與衡量他們舉兵反叛背后的復雜動因。時至今日，歷史學家正致力于破除人物品評的固有偏見。正如勒魯所說：“歷史既無英雄，亦無暴君，人物的言行需要放到一個“想象”的系統中，解讀其復雜性。正是借由想象的力量，個體方能理解、接受、塑造其感知的現實，為之狂熱，不斷回味。”社會的矛盾與張力，則可以通過“想象”的多元性來解讀。勒魯強調，在解讀“榮譽”、“德性”這些評價性的概念時，需要采取一種“國家微觀史”（micro-histoire de l’état）的視角，密切關注政治社會現實與文化概念之間的互動關系。

凱瑟琳·德·美第奇

對這些人物和群體的理解，正隨著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化而逐步推進。僅就亨利三世而言，如今人們對這位國王評價的轉變，或許要歸功于勒魯的導師孔斯當。在《吉斯家族》（Les Guises）一書中，孔斯當將亨利三世描述成一位頗具成就的改革家和一位博學廣知的學者型國王。勒魯的《國王、宮廷與國家》一書對亨利三世的塑造，顯然也受到孔斯當的影響。對于勒魯而言，宮廷內部新柏拉圖主義的哲人王理想、塔西佗秘密政治的觀念、宮廷學院孕育的新虔誠實踐，都在亨利三世身上得以具象化。最重要的是，它們共同構成了亨利三世宮廷改革背后的思想邏輯。因此我們能夠明白，亨利三世遭受污名化，不能僅從道德層面進行解讀；其本質上是由于新舊政治理念的斷裂。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亨利三世時代蘊含的延續性；由這位國王開創的新宮廷模式，加之它帶來的政治震蕩，都未隨著朝代更迭而中斷。

《國王、宮廷與國家》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在于淡化了傳統敘事所強調的16世紀90年代的歷史斷裂性。王朝更迭未能消解因恩寵分配不均而滋生的政治張力。亨利四世在結束內戰之后仍如履薄冰，維系著前天主教同盟勢力、亨利三世舊部以及新教貴族等各派的脆弱平衡。蘇利公爵（duc de Sully）、寵臣孔齊尼（Concini）等引發的嫉妒和不滿，其性質與影響與亨利三世時期如出一轍；1610年后馬延公爵（duc de Mayenne）的叛亂，延續著宗教戰爭時期貴族叛亂的模式。當攝政太后瑪麗·德·美第奇權衡再三，不得不選擇和解政策之時，如勒魯所說，歷史似乎在重演。

勒魯還認為，《南特敕令》作為宗教戰爭終點的意義應當受到質疑。波旁王朝初期依舊是一個“狂熱時代”。天主教大貴族毫不掩飾對新教徒的敵意；新教貴族也在索米爾（Saumur）組織改革宗省份的防衛工作。教派對立依舊是權貴掀起反叛的理由。然而不同在于，城市拒絕再以宗教名義為叛亂貴族敞開大門，使得貴族在戰爭動員以及地方控制上力不從心。這代表了政治理性在社會上的一次關鍵勝利。而在這一脈絡中，勒魯賦予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遇刺事件高度的象征意義；這兩場極端的弒君行為，迫使社會重新開始權衡政治效忠和宗教狂熱的分量。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勒魯認為，法國的絕對王權在兩場弒君事件的危機中逐步獲得其歷史合法性。

最后，本文希望以《國王、宮廷與國家》末尾的一段話作結：

究竟誰才是宗教戰爭的行動者？是什么深層力量驅使他們做出選擇？其動機究竟是處于對審判與得救的深切恐懼，還是世俗的利益，旨在爭取個人或家族的價值……然而，事實往往會對解釋構成抵抗，而男女行動者所作的選擇，很少會產生他們原本被認為應當產生的后果。

宗教戰爭時期繁雜的政治行動、極端的宗教熱忱、彼此攻訐的政治觀念，長期以來讓試圖梳理這段歷史脈絡的歷史學家感到頭疼。勒魯獨辟蹊徑，從宮廷出發呈現了一場不同的宗教戰爭圖景。它讓我們透過時人的道德評判，看到國王、貴族等歷史行動者究竟為何而爭，為何而狂熱。吊詭之處在于，“絕對主義”常常令人想起路易十四時代的強盛，卻恰恰誕生于王權最為薄弱的時刻。它如同一劑苦藥，國王不得不將它飲下，以平息內戰和叛亂；最終，亨利三世成為后世口中的暴君，而亨利四世被認為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然而絕對主義卻是二位君主一致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