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堡壘與數字騎士：從美以伊沖突看“軍事革命”

202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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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財經 夏斐

封圖 | 《星球大戰7：原力覺醒》劇照

21世紀20年代中葉的一大奇觀，是當中東的夜空被導彈的流光劃破時，社交媒體上呈現出的場面：德黑蘭或大馬士革的平民們并非驚慌地躲入防空洞，而是成群結隊地站在陽臺上，舉著智能手機拍攝那些如受控煙花般炸裂的火光。這種近乎“圍觀”的戰爭體驗，與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那種平民作為“總體戰”代價、整座城市在硫磺火焰中崩塌的慘烈敘事相比，顯得格格不入。我們或許正在目睹一種相當詭譎的現象——戰爭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精準、透明且“非人化”。

這種現象不僅意味著軍事技術的迭代，實際上更隱秘地呼應了500年前那場重塑全球秩序的變革。杰弗里·帕克在其經典著作《軍事革命：軍事變革與西方的崛起，1500—1800》中提出，西方之所以能在近代崛起，核心邏輯在于一系列技術革新倒逼了國家行政能力的演化，進而重塑了政治版圖。如今，當我們身處算法時代，帕克定義的那些邏輯——技術代差、財政壓力與行政動員——或許正以一種數字化、智能化，甚至帶點“中世紀復古感”的方式，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輪回”。

帕克的遺產：作為“行政引擎”的暴力機器

在推演未來之前，不妨先拆解一下帕克定義的那個權力原點。帕克認為，1500~1800年間的那場徹底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的“軍事革命”，并非源于某種先天的文化優越感，而是一場由“暴力效率”驅動的被迫進化。這場進化的核心動力源之一，便是為了抵御早期重型火炮而出現的“星形要塞”（Trace Italienne）。這種低矮、厚實、擁有多角形交叉火力的防御體系，讓傳統的圍城戰從單純的武力博弈演變為一場極其昂貴且漫長的“資源消耗戰”。

為了攻克這種難以撼動的鋼鐵與磚石堡壘，歐洲的君主們發現，單純依賴中世紀式的貴族封臣或零散的雇傭兵已無濟于事，只有擁有中央銀行和高效稅收制度的國家才能生存。他們被迫擴充軍隊規模、完善復雜的后勤系統、建立龐大的官僚機構以征收沉重的戰爭稅。這種轉變標志著“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誕生。換句話說，所謂“現代國家”的雛形，本質上是為了支撐這些昂貴的防御工事和排槍隊列而鍛造出來的“財務機器”。

從此，紀律化不再僅僅是戰術上的需要，拿騷的莫里斯親王（Maurice of Nassau，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執政，通過改進組織方式，使荷蘭軍隊成為當時歐洲最現代化的軍隊）發明的那種如鐘表般精準的操練，將士兵訓練成可以精準執行“排隊往復開火”的機器，本質上是將人類肉體馴化成了國家機器中可替換的零件，這一過程奠定了此后300年西方全球霸權的物質基礎。

地底深處的“新星形要塞”與成本曲線的倒掛

當我們穿越時空，用帕克的透鏡審視今日美以伊之間的沖突，會發現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現實：曾經讓西方崛起的“規模優勢”邏輯正在發生劇烈的動搖。在帕克的敘事中，進攻方往往通過更龐大的資源投入來壓倒防御方，但當下的戰場卻呈現出一種“防御溢價”對進攻優勢的重塑。

如果說“星形要塞”是16世紀的防御巔峰，那么今天伊朗及其盟友所依賴的深層隧道網絡和地底加固設施，可以看作是21世紀的“數字星形要塞”。這些深埋于花崗巖或民用建筑之下的防御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讓美國和以色列極其昂貴的空中優勢變得“鈍化”。即便是最先進的鉆地彈，在面對綿延數百公里的復雜地道時，也面臨著投入產出比的斷崖式下跌。摧毀這些“地底要塞”所需的漫長圍困和高額預算，正像當年星形要塞拖垮哈布斯堡王朝一樣，挑戰著現代高科技強國的財政韌性。

更深層的危機在于成本曲線的倒掛。在帕克集中關注的時代，即早期現代，火槍的普及讓原本裝備極為昂貴的騎士階層走向沒落；而今，漫天飛舞的無人機，很可能正扮演著“數字火槍手”的角色。價值數百美元的FPV無人機，在廉價算法和民用芯片的支持下，可以輕易摧毀價值千萬美元的先進坦克或防空系統。這種“低成本對高成本”的持續消耗，使得帕克定義的“大國規模優勢”面臨結構性困境。如果戰爭演變成一場長期的、利用廉價自殺式機器對抗昂貴的進攻和防御系統的游戲，那么擁有更高科技水平、更復雜體制的一方，反而可能像歷史上那些因支撐不起昂貴要塞而破產的歐洲邦國一樣，面臨財政過載的深淵。

從“物質損耗”到“算法決策”

盡管帕克的框架在解釋近代國家的財政壓力時依然穩固，但當下的戰爭正在某些維度上溢出他的“物理主義模型”。這種溢出主要體現在從物理層面向邏輯層面的坍縮。帕克時代的將領，其信息來源依賴的是望遠鏡和并不總是可靠的信使，而今天的戰場卻在衛星網絡（Starlink）、大數據平臺（Palantir）以及像Claude這樣的生成式AI輔助下，變得近乎“絕對透明”。

這種透明度帶來了一種被稱為“將死”（Checkmate，國際象棋術語）的效應。在帕克論述的那個時代，戰爭是一種在充滿了“戰爭迷霧”的環境下的奇襲與博弈；而今，雙方更像是坐在全透明的棋盤兩側，每一個發射架的移動、每一處信號的頻譜波動都在AI的監控與預測之下。當算法精準地算出了某種戰術動作的失敗概率，戰爭往往在物理傷亡大規模發生前，就已經在邏輯層面達成了某種冷酷的“自動確認”。這種“算法先行”的邏輯，本質上是帕克提到的“管理革命”在數字時代的極致演化，只是決策速度從當年的數周、數天，縮短到了毫秒級，這不僅提升了效率，更改變了戰爭的心理結構。

在高度透明且精準的戰爭中，平民傷亡率的顯著下降（即便在遭遇人道主義災難的加沙，平民的傷亡比與極度慘烈的二戰也無法相提并論），實際上意味著戰爭的物理維度正在萎縮，但其邏輯維度卻在極度擴張。平民可以圍觀轟炸，是因為他們在潛意識里“信任”算法的“理性”——只要我不出現在打擊名單的坐標點上，我就是安全的。這種心理上的“維度隔離”，讓戰爭從一種吞噬全社會的“總體性力量”，退化成了一種孤立的、節點式的物理損耗。

新的“大分流”與“進化壓力”

帕克書中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涉及東西方的“軍事大分流”。帕克認為，1500~1800年間的歐洲并不是因為更熱愛戰爭，而是因為其地理上的破碎性，導致沒有任何一個政權能實現大一統。這種持續的、高強度的生存競爭，創造了一個“強力進化環境”。

而當持續的互殺迫使歐洲各國必須在武器研發和組織形態上進行“軍備競賽”時，處于東亞霸權地位的帝國由于缺乏同等量級的對手，軍事邏輯大多數時候停留在“儀式化”或“治安維持”階段，其軍事技術往往在達到“夠用”的門檻后便陷入了漫長的停滯期。分流的起點，便始于這種生存壓力驅動下的創新頻率。

東方的帝國，如清時期的中國，由于主要面對的是機動性強的游牧文明，防御重心在于漫長的長城或高大的城墻，而非針對火炮對攻設計的復雜要塞。這種戰略需求的分野，導致了東西方在軍事基建與相應的國家動員體制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演化路徑。更重要的，則是“海上大分流”——帕克詳細描述了歐洲如何將重型青銅炮搬上蓋倫船，利用“舷側排炮”重塑了海戰邏輯。這種“漂浮的堡壘”讓歐洲人在進入印度洋和東亞海域時，擁有一種非對稱的技術優勢。當東方帝國依然將船只視為運載士兵的平臺（依賴接弦肉搏戰）時，歐洲帆船已經進化成了能夠進行遠距離火力投射的移動炮臺。這種海權優勢直接導致了貿易航路與資本積累的易主，進一步拉大了東西方的國力差距，完成了從軍事到經濟的全方位分流。

而今天的局面或許暗示了，那種由西方在“大分流”過程中單方面定義的“軍事革命”正在終結。過去20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養成了在高科技“真空狀態”下虐殺對手的“路徑依賴”，導致其軍事演化進入了某種“非對稱陷阱”：極度精致但極其昂貴。最近有報道說，烏克蘭宣布其軍隊不再前往西方國家受訓，或許可以看作一個“轉折點”——經過了4年大規模血戰，烏克蘭軍隊的實戰能力，尤其是其“價廉物美”的反無人機部隊，已經超越了深度依賴高科技武器的西方軍隊。類似地，長期處于制裁和高壓下的伊朗軍事體系，也被迫在電子戰、不對稱海戰（快艇群攻擊）和導彈技術上進行“抗壓進化”。因此，今天反過來，正是這些國家在經歷帕克所描述的那種“高壓進化環境”，并且不是由實驗室里的科學家所驅動，而是由戰壕里的程序員和作坊里的技工所驅動。

伊朗將所有的算力與資源集中在廉價、自殺式、分布式武器上，這恰恰對應了帕克提到的“輕量化火器革命”——放棄昂貴的“重裝騎兵”（昂貴戰機），轉而擁抱無窮無盡的“廉價步兵”（無人機）。如果說深埋于花崗巖下的隧道網絡，是21世紀的物理“星形要塞”，讓西方的制空權邏輯在物理層面失去了著力點，與之形成鏡像對應的，則是烏克蘭戰場上大放異彩的“星鏈”：“星形要塞”是磚石結構的幾何巔峰，“星鏈”則是數據結構的幾何巔峰，提供了一種帕克時代無法想象的分布式指揮能力。即便地面基站被毀，只要抬頭能看到星空，戰場就是透明的。這種透明度不僅打破了“軍事指揮權”的壟斷，更實現了一種“敏捷開發戰場”：前線的FPV無人機操作員發現一個Bug，后方的程序員可以在24小時內完成代碼更新并通過星鏈下發，進而完成3D打印件的改裝。這種進化速度，已經徹底超越了傳統的國防工業周期，具備了某種“開源軟件”般的自發性。

因此，我們似乎正處于帕克“軍事革命”邏輯的某種倒鉤點：從“集中”回到“分布式”。歐洲近代的革命是將權力集中到中央集權的財政國家；而當下的進化正將打擊能力重新分配給每一個戰斗班組甚至是個人。同時，“進化壓力”的重心也在“反向轉移”：西方因長期缺乏對等競爭，其“進化壓力”實際上在減弱，體系逐漸官僚化、昂貴化；而歐亞大陸的沖突地帶，由于生存在毫厘之間，其“抗壓進化”的速度或許已經反超了某些“強國”。

戰爭的“再儀式化”：文明進階還是歷史退行？

有一種非常有意思的對未來戰爭形式的“預測”，或許值得一提：戰爭可能正在回歸某種“封建時代”（有人稱之為“中世紀化”，有人稱之為“春秋式”）的邏輯。這不僅是一個軍事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倫理問題。不妨設想一種不遠的未來可能出現的場景：兩國之間的大規模沖突，不再表現為邊境線上的陳兵百萬，而是在某個無人地帶——或許是公海，或許是近地軌道，或許甚至是虛擬的數字基建空間——進行無人裝備與算法的對撞。

這種未來戰爭圖景，與春秋時期的“鳴鼓而戰”或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比武”有著某種同構性。當時戰爭成本極高（貴族、戰馬/戰車以及青銅或鐵制兵器都是稀缺資產），且遵循一套嚴密的、近乎禮儀的博弈規則，宋襄公的故事就是其極致表現。未來，如果兩國的AI系統已經計算出實力的精確對比，那么無人裝備之間的對撞，本質上就是一種“物理化的數據對撞”。勝者獲得地緣籌碼，敗者割地賠款，而平民則在城市和鄉村里照常勞作和生活，通過抬頭看遠方天空的爆炸火光或數字空間里的數據比對，來了解國運的變遷。這種“戰爭的再儀式化”雖然極大地減少了血腥的傷亡，但也可能會產生一種“冷酷的優雅”：人類作為主體被剔除出了戰爭，留下的只有資產的損耗與算法的角力。

然而，這種回歸“封建化”的趨勢，是否真的能實現某種不一樣的和平？對此有幾種截然不同的思考。一種觀點認為，這標志著人類理性的巔峰，我們將戰爭變成了一種受控的“昂貴競技”，從而終結了滅絕性的總體戰。另一種更為憂慮的觀點則指出，這反而可能誘發戰爭的“常態化”。當發動戰爭不再意味著國內社會的動蕩、不再需要拉壯丁、不再觸及統治者的政治痛點（平民的憤怒）時，戰爭可能會變成一種像天氣一樣自然存在的背景噪音。正如帕克筆下的近代歐洲長期處于“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之類的動蕩中，低成本、高頻率、不關乎平民痛癢的“精確沖突”，反而可能會使戰爭永無止境。

在這種“新封建時代”的邏輯下，國際秩序可能不再由傳統的地理邊界或人口規模定義，而是由“算法的覆蓋范圍”定義，由此或可預見一種“算法封建制”（Digital Feudalism）的崛起——事實上，今天已經有大量的社會科學研究，在指向某種“技術封建主義”，比如塞德里克·迪朗和雅尼斯·瓦魯法基斯的兩部切入角度不同的同名作。

在帕克的論述中，那個時代強大的國家需要高效的稅收系統，而未來，強大的國家需要頂級的AI決策系統和芯片產能。那些擁有“數字大腦”和衛星“星座”的大國或將成為全球的“頂級領主”。而缺乏核心算法能力的中小國家，將不得不像中世紀的騎士依附于大貴族領主一樣，深度綁定在大國的“算法云端”下。沒有領主的衛星授權，你的導彈無法升空；沒有領主的算力支持，你的國防系統就是一堆廢鐵。主權的內涵，或將經歷一個從領土完整到“算法主權”的深刻轉變。

與此同時，大國之間的博弈將達成一種新的默契。這種默契并非基于道德感，而是基于對“防御溢價”和“透明戰場”的理性評估。大家通過持續的、低烈度的無人損耗來試探對方的算法邏輯，而不輕易觸發足以摧毀文明的全面對抗。在這種秩序下，世界可能達成一種“受控沖突”的穩態，而這正是帕克在論述其“軍事革命”時最核心的預示：暴力形態的改變，最終是為了實現一種更高效、更持久的權力管理。

算法的冷峻與人的維度

杰弗里·帕克的《軍事革命》向我們展示了西方如何通過對暴力的技術化、紀律化管理走向世界巔峰。而今天，當暴力變得如此精準、如此“非人化”、如此像一門深奧的幾何學時，我們正站在一個全新的十字路口。

未來的戰爭或許不再會產生成千上萬個家破人亡的悲傷家庭，但它可能創造一種更深層的虛無感。當戰爭變得不再痛徹心扉，人類對暴力的敬畏是否也會隨之消失？我們是否會因為躲過了物理上的流血，而陷入邏輯上的永恒奴役？

在如今這樣世界風云重新陷入劇烈動蕩的時刻，重讀帕克，最重要的啟示或許是：無論技術如何演變，戰爭的核心目的依然是對“他者”行為的強制性控制。哪怕在“新封建時代”的戰爭中平民真的得以大幅減少傷亡，我們也可能失去對歷史進程的主體性參與。在德黑蘭夜空下圍觀導彈呼嘯而過的平民，既是幸運的避難者，也是被排斥在決策之外的“數字化佃農”?；谒惴ā⑼该鞫扰c精準打擊構建的未來秩序，雖然呈現出一種冷峻的、邏輯自洽的全新景觀，卻依然需要我們每個人去反思：在那跳動的損耗數據與煙花般的爆炸背后，人類的價值究竟該如何錨定？

屬于21世紀的“軍事革命”，才剛剛拉開序幕。它不僅關乎如何“殺死對手”，更關乎我們如何定義文明本身。

《軍事革命：軍事變革與西方的崛起，1500—1800》

[英]杰弗里·帕克 著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后浪/汗青堂2025年12月版

微信編輯| 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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