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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夏
原創首發|騎鯨出海
拼多多組建“新拼姆”,正在引發持續關注。
被稱為“中國巴菲特”的段永平在雪球上回復相關討論,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這個其實就是Costco的樣子。拼多多如果線上品牌只有4000個左右的SKU的話,10年后會是相當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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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拼多多發布財報,同步官宣“新拼姆”戰略:首期注資150億,三年砸1000億,整合國內與Temu供應鏈,正式切入品牌自營。
這意味著,新拼姆不僅面向國內消費者,也在潛移默化地借助Temu的國際化經驗,為未來可能的海外擴張打下基礎。
那么,段永平為何將新拼姆比作Costco?“4000個SKU”這個看似普通的數字,為何可能決定新拼姆10年后的走向?Temu的出海經驗,又將為這套體系帶來哪些優勢?
或許,先要從Costco的故事說起。
零售界的異類
Costco的成功,是零售史上的一個奇跡,也是一個另類。
自1983年9月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開設第一家倉儲量販店至今,Costco已經走過43個年頭。
截至2026年2月15日的最新季度財報顯示,Costco實現營收696億美元,凈利潤超過20億美元,全球門店總數達到924家。
單季696億美元的營收是什么概念?相當于平均每家門店在一個季度內貢獻了約7500萬美元(約5.4億人民幣)的業績。相比之下,傳統全球零售巨頭沃爾瑪單店單季營收通常在2500萬至3000萬美元之間。換句話說,Costco的單店效率是沃爾瑪的2到3倍。
然而,Costco賺錢的方式比它的效率更“變態”。
單季20.35億美元的凈利潤中,有13.55億美元來自會員費。放眼整個2025財年,其會員費收入高達53億美元,竟然是零售業務本身利潤(25億美元)的兩倍多。全球會員數1.45億,續費率高達89.8%,北美地區更超過90%。
換句話說,Costco的成功,在人類商業史上系統性地驗證了一件事:零售商可以不依賴賣商品賺錢,而是依賴“服務會員”賺錢。
這也決定了它在商品策略上的一系列“反常識選擇”。
傳統超市依賴的是20%—30%的商品加價率,通過層層流通賺取差價;而Costco則主動將毛利率長期壓在11%左右,幾乎只覆蓋運營成本。
與此同時,它把另一件事做到了極致:用自有品牌建立信任。
Costco的自有品牌Kirkland,僅布局約600個SKU,卻貢獻了接近三分之一的銷售額,年銷售規模超過900億美元,已經可以與寶潔、聯合利華等消費巨頭相提并論。
Kirkland的底層邏輯非常清晰:“對標大牌、價格腰斬、品質不打折”。
以堅果為例,其品質嚴選自國際頂級產地,價格卻比大牌低30%-50%;再通過大包裝與簡包裝的形式進一步壓縮成本,使用戶逐漸形成“買Kirkland =買大牌平替”的穩定心智。
這種心智一旦建立,不僅帶來了海量銷量,更產生了一種反向壓制力:它會倒逼傳統品牌方降價,同時不斷加固平臺本身的信任壁壘。
如果說沃爾瑪是零售界的“百科全書”,亞馬遜是“無限書架”,那么Costco就是零售界的“頂級買手店”:它不提供最多選擇,只提供最值得信任的選擇。
而“信任”,正是新拼姆想要到達的彼岸。
根據拼多多的規劃,未來三年投入1000億元,全面深入國內產業帶,推出定制化制造方案,培育一批不同定位的自營品牌。核心落地不在“自營”形式,而在于背后的深層重構:極致精簡的SKU、持續壓縮的價格、以及由平臺背書建立的信任。
這三點,構成了Costco模型中最核心、也最難被復制的靈魂,也是新拼姆試圖在云端復刻的目標。
兩個關鍵數字
段永平判斷中,埋伏著兩個關鍵數字:4000個SKU,以及10年。
為什么是4000個SKU?
從覆蓋維度看,4000個SKU對應家庭剛需的“核心半徑”。日常消費高度集中在紙品、清潔用品、廚房耗材、基礎小家電、收納用品、標準化食品及母嬰用品等。
在這種結構下,4000個SKU可覆蓋約80%的高頻消費需求,形成相對完整的消費閉環。用戶無需頻繁跳平臺,就能完成大部分日常采購。
一旦閉環成立,用戶行為會發生變化:從“多平臺比價”,轉向“在一個體系內完成決策”。
Costco已驗證這一路徑:全球924家門店,每家SKU維持約4000個。SKU集中帶來規模集中:單品采購量放大,平臺議價能力提升。這也是為什么Costco敢于將商品加價率長期死鎖在14%以內,且在43年間從未破防。
換句話說,Costco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證明了:4000個SKU是規模效應的天然拐點。
而新拼姆依托中國成熟的產業帶,有機會把這套邏輯推得更極致,在壓縮中間環節的同時,實現“品質對標品牌、價格低于白牌”。
那為什么需要10年?
想必段永平對Costco是有過深度研究的,Costco自1983年成立后的第一個10年,并未急于開店,而是圍繞4000個SKU打磨選品、壓縮成本、穩定質量、建立信任。
10年時間里,它從1家門店穩步擴張至近200家,會員數突破1000萬,逐步完成供應鏈能力、選品機制與用戶信任的閉環。
新拼姆的起點,顯然比當年的Costco更高。
一方面,它背靠中國高度成熟的制造體系;另一方面,它擁有拼多多的流量與數據能力,再疊加Temu在全球市場擴張中積累的供應鏈經驗。
從這個角度看,段永平所說的10年,并非時間本身,而是強調優質商業模式需要時間“錘煉”。
10年時間,足以讓新拼姆在守住4000 SKU紀律下,完成供應鏈整合、品控顆粒化,以及用戶信任積累。
在這個崇拜“快”的數字時代,算法能瞬間放大流量,資本能迅速催肥規模。但段永平提醒新拼姆:
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做大”,而是如何“克制”,不去做大。
不止是Costco
雖然段永平認為新拼姆的未來是Costco,但新拼姆顯然不會是簡單的復刻。
首先發生變化的,是選品方式。
Costco依賴的是買手體系,本質上是經驗驅動。優秀買手可以極大提高選品成功率,但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試錯成本,也難以快速適配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需求差異。
而新拼姆所依托的,是拼多多長期沉淀下來的交易數據。
哪些品類具備持續復購,哪些規格更容易成為爆款,用戶在什么價格區間開始猶豫、在什么質量底線之上才會接受,些都不是主觀判斷,而是被海量交易反復驗證出來的結果。
當選品從“經驗判斷”轉向“數據篩選”,意味著試錯成本被壓縮,決策頻率被提高,覆蓋范圍也從局部市場擴展到整個消費分層。
第二個變化,則是商業結構上的創新。
Costco采用的是重資產買斷模式,需要提前壓貨、承擔庫存風險,也因此在擴張節奏上天然受限。
而新拼姆更可能走向一種輕資產的“授權模式”:平臺制定標準、負責質量監管與品牌背書,生產則交由工廠完成。
這種模式的關鍵,不只是“輕”,而在于它把品牌拆解成了最小單位:SKU。
授權不再針對一個廠家,而是針對一個具體商品。
這意味著,每一個SKU都可以被單獨評估、動態調整:達標則保留,不達標即淘汰;必要時甚至可以更換生產方,而前端的品牌認知不發生變化。
相比之下,這種機制的靈活性與優化效率,都要遠高于傳統的品牌體系。
同時,依托Temu在過去幾年中快速鋪開的全球供應鏈網絡,新拼姆可以直接對接中國各類產業帶,從制造端直達用戶,進一步縮短鏈路、壓縮成本。
第三個變化,則體現在用戶獲取方式上。
Costco的核心是會員體系,用戶需要先付費,才能進入其低價與精選的體系之中。會員費既是盈利來源,也是篩選機制。
而拼多多并不需要這一道門檻。
依托數億級活躍用戶與成熟的分發機制,新拼姆可以直接完成新品冷啟動,讓商品在短時間內獲得足夠的銷量驗證。這使得它可以更快形成“流量—銷量—規模—價格”的正向循環,從而加速用戶信任的積累。
從觸達效率與覆蓋范圍來看,這種模式顯然比線下會員體系更具擴展性。
當這三層變化疊加在一起,新拼姆所帶來的,就不再只是一個新的品牌體系,而更接近一種新的行業結構。
過去,電商平臺的核心角色是撮合交易;未來,平臺可能逐步轉向定義標準。
一部分標準化商品,會被納入平臺的“認證體系”,成為被接管的消費決策;另一部分非標商品,則繼續留在個性化與差異化競爭之中。
這種“單SKU授權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平臺自營與商家之間的博弈:平臺只提供標品的“標準答案”,商家則去完成非標與個性的“主觀題”,形成一種“協同供應”的互補生態。
更深一層看,新拼姆的意義,可能還在于對中國制造的重塑。
長期以來,中國供應鏈處在“微笑曲線”的底部,制造能力強,但品牌溢價有限。新拼姆的機制,本質上是用平臺的信任溢價去反哺生產端,通過標準與篩選機制,倒逼劣質產能出清,推動產業帶從“低價代工”走向“高質量供給”。
同時,依托Temu的全球視野,這套認證標準未來甚至可以實現“中國標準,全球供貨”。讓中國工廠不再只是貼牌勞動力,而是成為全球供應鏈中最核心的標準持有者。
當然,這一切宏大愿景的前提,是新拼姆能夠耐得住寂寞,走完段永平所說的那條路:
在10年內,守住那4000個SKU的邊界,直到能與Costco肩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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