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名篇 | 八大山人 行草《杜詩冊》

八大山人 行草《杜詩冊》

冊頁(十開十九頁) 水墨紙本25×14.4 cm.×19

釋文：杜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昔（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退朝后，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飛（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駪駪。詔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道內。上入（又）回翠鱗。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橛虞，圣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勻（鱗）。匪惟（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溯，墓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汎（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未（味），少壯已書紳。舊游易磨滅，衰謝增酸辛。
款識：戊辰八月二日于系舫書。八大山人。
鈐印：八大山人
鑒藏印：子子孫孫永為寶玩、翰墨傳家、湘碧山房珍藏、景之金氏珍藏
題簽：1.八大山人行草真跡。景逸書簽。鈐印：景逸、墨隱
2.八大山人行草真跡。景修題簽。鈐印：蒙叔手筆
題盒：八大山人唐詩帖。數峰青處珍藏。

“眼高百代古無比，書法畫法前人前”是石濤對八大山人藝術的贊譽，評價之高，世所罕見。八大山人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畫家，在書法方面更是獨辟蹊徑，其書用筆不作鋒芒，結構縱逸欹側，以冷峻、空寂的風格，樹立了文人書法的新格局，展現出圓融高古、獨樹一幟的面貌。
八大山人傳世的書法作品從最早己亥年（1659）三十四歲的《傳綮寫生冊》起，至乙酉年（1705）八十歲的《醉翁吟》止，在其書風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對比八大山人書法作品筆法與結構的演變，比較多位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我們以王方宇先生《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問題》一文的結論為標準，將八大山人書法劃分為五個時期（圖1）。五個時期以1683年為界限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有三個時期，即第一時期學歐陽詢，第二時期學董其昌，第三時期學黃庭堅；第二階段的兩個時期又以癸酉年（1693）為界，之前為第四時期，之后為第五時期。本次上拍的八大山人《行草〈杜詩〉冊》為王方宇先生所列八大山人書法創作第四時期的作品。
按王方宇先生的分期法，八大山人書風的第一時期為1659年以前，第二時期為1659-1671年，第三時期為1671-1683年，第四時期1683-1693年，第五時期為1693-1705年。各個時期典型代表作品，分述如下：
第一時期臺北故宮博物館藏八大山人1657年作《傳綮寫生冊》（圖2），為典型學習唐人歐陽詢、褚遂良的書風代表。
第二時期1657-1671年間，逐漸轉向學習董其昌行草筆法，代表作參見故宮博物館藏有八大山人作《墨花圖卷》題款部分（圖3）。
第三時期1671-1683年間，八大深得董其昌精髓的同時，開始仿宋人黃庭堅，用筆轉為側鋒，結構開闊，字形傾斜。特別是上海博物館藏其作于約1683年的《行書酒德頌卷》（圖4），款有“仿山谷老人書”，為明確學習黃庭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除此之外，還有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藏《自題個山小像》書法部分、上海博物館藏八大山人《題夏雯看竹圖》、啟功先生藏八大山人《行草〈甕頌〉》拓片（圖5）等為代表。
第四時期1683-1693年間，在學習黃庭堅書風的同時，八大山人一直留心魏晉，直追二王。董其昌、黃庭堅、二王三位一體，參雜楷書、行書、草書、章草筆意，形成了字形傾斜，結構開張，大小錯落，簡約復古的特點。代表作有啟功先生藏八大山人《行草〈愛梅述〉》拓片（圖6），石頭書屋藏八大山人《行草樂苑卷》，故宮博物館藏八大山人《雜畫冊》草書對題部分（圖7）、《草書盧鴻草堂詩冊》（圖8）、《行草西園雅集卷》（圖9）以及本冊《行草〈杜詩〉冊》（圖10）。
第五時期1693-1705年間，經過前期不斷地融合與探索，書風開始向內收斂，融合楷、行、草為一體，用筆由方轉圓，結構趨于平穩，牽引連帶，行氣統一。盡顯晉人風韻，開始走向成熟的典型面貌。此時期代表作品較多，不一一贅述。 經過八大山人不斷地仿古融合，求變創新，用筆上從圓到方，再從方到圓，結構上從平正到夸張，再從夸張到平正。穿插楷書、草書、章草、大草，以此循環往復，終成晚年個性鮮明的風格特征。
《行草〈杜詩〉冊》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八大山人《行草〈杜詩〉冊》錄杜甫《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琎》詩，款署：“戊辰（1688年）八月”，時八大山人年六十三歲，為其第四時期典型書風代表作。
此作與1688年8月5日創作的故宮博物院藏《行草西園雅集卷》時間僅差三天，《行草〈杜詩〉冊》在前，《行草西園雅集卷》在后，二者皆以行草書之，前者行楷為主，偶作草書，敦厚持重；《行草西園雅集卷》多以草書為主，靈活放縱，恬靜松弛。二者再與故宮博物館藏其于1686年作《草書盧鴻草堂詩冊》相較，明顯可以看出此時書風的高度一致性。
《行草〈杜詩〉冊》全篇以行書為主，融合黃庭堅與晉人的風格，用筆生澀有力，結構開張闊達，方圓渾厚的筆勢恰好奠定了第五時期的標準面貌，從這個角度看，《行草〈杜詩〉冊》在其確立八大書法風格中起到了承前啟后與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制式上，《行草〈杜詩〉冊》與啟功藏1682年作的《行草〈甕頌〉》拓片和1683年作的《行草〈愛梅述〉》拓片完全相同，題首都為篆字，正文以行草書寫。另從單字與款識的對比中也不難發現，本冊與其他第四時期作品風格的一致性（圖11）著實無法臆造。
《行草〈杜詩〉冊》鈐白文方印“八大山人”為印鑒缺錄，此印僅在本冊中用過，未見于其他作品。這種現象也同樣出現在約1682年作《春秋海棠圖》所鈐“何負”印中。
此冊由江上瓊山題盒并題函套簽條，沈景修題冊面簽條。尾有道光時人雪齋楊瑞題跋，為楊瑞、江上瓊山遞藏。值得一提的是，冊頁背面題有“此冊于道光十四年（1834）季冬二十一日在西江市中購得，花銀十一兩”字樣，在八大去世129年后，本冊才第一次出現在江西廠肆中，頗值玩味。
《行草〈杜詩〉冊》的隱情
八大山人的《行草 <杜詩> 冊》，在書寫時隱去了杜甫原詩題《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琎》，直接用篆書寫“杜詩”標題。該詩是杜甫嘆舊懷賢，悼念、緬懷司空王思禮，司徒李光弼，左仆射嚴武，汝陽郡王李琎，秘書監李邕，秘書少監蘇源明，著作郎貶臺州司戶鄭虔，右仆射相國張九齡《八哀詩》之一。這八人，嚴武、李琎、李邕、蘇源明、鄭虔皆與杜甫有舊，王思禮、李光弼、張九齡則因其賢而有詠嘆。
所懷者李琎（？-750）字嗣恭，為睿宗孫，讓皇帝李憲子。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與賀知章為詩酒之交。亦為“飲中八仙”之一。封汝陽郡王，歷太仆卿。八大山人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改封藩地在南昌的“寧王”一支，身世與李琎有殊途同歸之合；寧王朱權與兄長燕王朱棣共同發動“靖難之役”，燕王得以稱帝，朱權有“讓王”之賢；八大山人出寧藩“弋陽郡王”支，與李琎“汝陽郡王”僅有一字之差；寧王朱權改封南昌后“不樂藩封”而好學博古，旁通釋老，尤精音律，工戲曲，與李琎雅好音樂，妙達音旨，有異曲同工之妙；八大山人是寧獻王朱權九代之孫，故《個山小像》說“瀑泉流遠故侯家”。
八大山人喜愛杜甫，晚年尤甚，在去世前二年的康熙甲申（1704）前后游南贛時，有《羅巖夜坐》詩說：“旅魂無著處，惟有少陵詩”，點明晚年出游時，隨身攜帶的“惟有少陵詩”。其詩偈、跋文中亦有充分體現：康熙二十六年，《臨杜詩及作比興治體歌冊》；二十七年《看花不值，仝沈友圣先生道牡丹少陵集中所無……》；至晚，在《行書臨法帖頁》中引蘇東坡：“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余以為若論詩畫，于此盡矣”評價；又有《行楷書法冊?杜甫詩》：“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等等這些作品，即是八大山人晚年喜好“少陵詩”的直接證據。
八大山人一生中，嘗有借前人詩來表達自己的心聲，再將自己的思想、情感、身世、經歷融入其中，常常會有數字與原詩不同。此《行草〈杜詩〉冊》與原詩亦有9字不同，分別為：髯（鬚）、昔（往）、容（聽）、飛（騰）、出（飛）、入（又）、勻（鱗）、惟（唯）、未（味），這里有流傳版本的不同所致，也可能是這種情況的體現。故好友羅牧《贈八大山人》說：“山人舊是緇袍客，忽到人間弄筆墨……少陵先生惜不在，眼前誰復哀王孫。”
從1684年八大山人用“八大山人”四字署款以后，名聲大震，求者甚重。本冊為最新發現的署款“八大山人”四年后的典型書法代表作，是其探索書風變革的一次重要體現，更可以通過此冊追蹤八大山人的書法淵源，探求他的書學思想，使此期書風發展之軌跡更加生動而明確。
據研究統計，類似《行草〈杜詩〉冊》此期的完整冊頁或手卷書法作品僅有十余件存世，且幾乎都為公藏，可謂是一紙難求。《行草〈杜詩〉冊》作為目前市場唯一可流通的第四時期書法冊，堪稱巨跡。不論書法還是繪畫，八大的作品一直深受市場追捧，而完整之書法冊頁僅見《宋之問詩冊》，并于2019年在香港拍得3012萬港幣善價。本冊首尾完整，遞藏清晰，裝潢考究，兼具書法藝術、學術研究等多重價值，彌足珍貴。本冊為《全集》所佚，其補白之功及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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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