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博古知今）

畢 游

青銅器大盂鼎銘文中的兩個“德”字。 李京擘攝

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基本陳列中有一件西周初期的青銅器大盂鼎。在大盂鼎291個銘文中有兩個“德”字，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中國古代“德”觀念的起源。

甲骨文里沒有“德”字，但有一個與其形狀非常相近的字。為表述方便，這里姑且稱其為“徝”。“徝”字由兩部分組成：一側是“彳”，意為道路或行走；另一側是“直”，其形為目上一豎，意為直視。兩形會意，為循行視察之義。甲骨文里有大量“王徝土方”“王徝伐土方”“王徝出”等刻辭。從卜辭可以看出，“徝”與商王出行巡視及征伐活動高度相關，有濃厚的武力威懾的意味。

大盂鼎中的兩個“德”字，是在“徝”字的“直”部下增添“心”部而得。“德”字的出現標志著周人統治思想的重要發展，即從以力服人轉向以心服人。

不過，“德”字并非隨著周人新觀念的形成而立即出現。中國國家博物館還藏有另一件比大盂鼎更早的武王時期的青銅器，稱天亡簋。天亡簋中也有“德”字，雖然字形仍為“徝”，但字義上已經是“德”了。顯然，周人先有了德治的理念，并暫以“徝”字表達，而后增添了“心”部以與其新觀念相契合。

我們先來看“德”字在天亡簋和大盂鼎中的用法。天亡簋銘文記錄了武王克商后舉行盛大祭典，雖未述及“德”的具體內容，卻明確指出了“德”的強大力量——周滅商的根本原因，正是始于文王、達于天帝、賡于武王的“德”。再看大盂鼎，其銘文記載了康王冊命大臣盂的訓誥，內容已經涉及德治的一些特征。訓誥中提到的“正德”“雍德”，相較于“徝伐”無疑是政治文明的歷史性發展。

可見，“德”字的最初涵義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由于銘文有限，我們需要借助可靠的傳世文獻來進一步理解周初“德”觀念的確切涵義。

在《尚書》和《詩經》形成于周初的篇章中，已經有大量“德”字。例如，周公以成王名義在封誥康叔時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周公將文王的統治理念概括為“明德慎罰”，“德”與“罰”相對，有惠養之義。周公以成王名義在另一篇針對諸方國的訓誥中再次提到“明德慎罰”，說：“乃惟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這里連續用了幾個“用勸”，意為勸勉、教化，與前面“顯民”之義相近。周公意在表明：斷獄、懲惡、赦宥這些法律措施的目的是勸善，是“明德”——這已明確表達出德主刑輔的觀念。德治的內容很豐富，但中心是惠民、保民、康民。

周初的統治者為什么會提出德治思想？這是周人對商朝滅亡反思的結果。武王克商時，偏處西土的周邦與存續了500余年的商王朝在體量上相去懸殊，周人亦自稱“小邦周”“我小國”，稱商為“天邑商”“大邦殷”。驚訝于這場以小克大的勝利，周貴族進行了深刻思考，《尚書》記載了大量相關論述。周人認為自成湯至帝乙，歷代商王能夠明德敬天，因而得以維持長期統治。而帝乙的繼任者帝辛(紂王)不顧天威民情，因此上天令其喪亡。召公認為，夏、商兩代都是亡于失德，而有周代商，則是因德受命。“德”“民”“天”“命”是周人統治邏輯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字。

在周初，“德”只是最高統治者的施政理念。進入百家爭鳴的諸子時代，“德”的內容不斷豐富。孔子將“德”視為士人君子的首要素質，“德行”位居“孔門四科”之首。孟子則進一步說“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也說“涂(途)之人可以為禹”——“德”成為人人可以擁有的品格。“德”與“道”是密切相關的，如孔子說“志于道，據于德”，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當然，儒家與道家的觀念不同：孔子所謂“道”是文武之道，“德”是君子之德；而老子所謂“道”則是自然天道，“德”是無為之德。古人還常以“得”釋“德”，如《管子》所言：“德者，道之舍……故德者，得也。”德之所在便是心，“心”范疇對于“德”的溯源與養成非常重要，因而為后來的宋明理學家們高度重視。

從“徝”到“德”，這一筆“心”的增添不僅是文字的演進，更是一個文明在歷史轉折中對天下治道的深沉思考。器以載道，鼎銘所蘊藏的文明基因早已融入我們的民族血脈，揭示著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

(作者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

《 人民日報 》( 2026年03月28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