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諾貝爾，右手奧斯卡，怎么做到的？

“在國內市場陷入困境的同時，全球對韓國內容的興趣卻達到了頂峰。”3月中旬一天下午，在釜山總部，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簡稱“影振委”）國際事業部部長金泳銶對《中國新聞周刊》感嘆。

一方面，這是一個頗為矛盾的現實。韓國電影已連續兩年衰退，本土電影去年銷售額驟降四成。投資銳減，開拍量下滑，四大連鎖院線一年關閉了26家影院。韓國影振委官方證實：“韓國‘影院危機’成現實。”

另一方面，韓國影視在國際上春風得意。2019年和2020年《寄生蟲》攬獲戛納金棕櫚大獎和奧斯卡四項大獎，成為獲評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第一部非英語電影。2021年《魷魚游戲》劇集席卷全球，成為網飛（Netflix）平臺播放量第一的內容。之后這幾年，一部又一部韓國劇集和綜藝，排著隊登頂網飛榜首。

如果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韓國文化，一個更為矚目的成就是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諾獎被首次授予亞洲女性作家，在國際流行多年的“韓女文學”，被授予極高的文學嘉獎。

而回到20多年前，韓國文化在全球可謂寂寂無名。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的崛起，被稱為“漢江奇跡”，世紀之交開始的文化崛起，不啻另一場“漢江奇跡”。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為什么韓國人以亞洲的面孔、表情和語氣，講出了人類共通的故事？

3月8日，韓國首爾一家影院內，許多觀眾購買《與王生活的男人》的電影票。圖/視覺中國

韓國電影的關鍵先生

在韓國，影振委承擔著韓國電影協會的職責，今年的“頭等大事”，是把數百億韓元的資金給到需要的劇組，把錢花在刀刃上。

金泳銶是影振委的資深人士，他2004年進入影振委工作，韓影崛起，他幾乎全程經歷。他記得21世紀初那些年，民間資本大量涌入，制作量井噴，“幾乎是只要有劇本，就能拍電影”。

當他望向窗外，能看見一尊高大的銅像，紀念的是韓國電影開拓者之一——羅云奎。羅云奎活躍于一百年前，自導自演了里程碑式的《阿里郎》。當世的韓國導演中，如果未來要為其中一人鑄像，會是誰？聽到這個問題，金泳銶大笑起來，但幾乎沒有猶豫地給出答案：

“奉俊昊。”

在國際獎項上，奉俊昊已達到電影導演一生所能企及的巔峰，但若要說他是當代韓影第一人，爭議恐怕不小。金泳銶承認，這是一個“私心之選”。

左圖：韓國電影開拓者之一羅云奎的塑像。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右圖：2020年2月9日，電影《寄生蟲》的導演奉俊昊出席第92屆奧斯卡頒獎禮。圖/視覺中國

首爾時間2020年2月10日上午，影振委辦公樓里，當金泳銶路過休息室時，突然聽到巨大的歡呼聲。他往里一看，同事們正守著奧斯卡頒獎的直播，最重要的一項大獎剛剛壓軸揭曉：最佳影片花落《寄生蟲》。

那天，《寄生蟲》在陸續摘得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導演三項大獎后，最終問鼎。而在前一年，《寄生蟲》已經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大獎。對于一部英語世界之外的電影，堪稱奇跡。“見證韓國電影首次在美國斬獲如此重磅的獎項，大家都深受觸動。”金泳銶回憶道。

1969年出生的奉俊昊，畢業于社會學專業，其導演專業的訓練，是在影振委下屬的韓國電影藝術學院（KAFA）完成的。2000年，影振委設立面向商業電影的基金，奉俊昊轉向商業電影制作時，恰逢基金啟動，受益于此。

影振委辦公樓位于釜山海云臺，臨近風景秀麗的海灣。一條小路對面，就是釜山國際電影節的主會場“電影殿堂”。電影殿堂是一座融合影院、資料館、圖書館等空間的綜合體，平日，三三兩兩的觀眾，各自挑一部電影，在電腦前掃碼觀賞。而每當初秋的風掠過海面，這里就將鋪上紅毯，點亮聚光燈，釜山電影節拉開帷幕。

釜山國際電影節創辦于1996年。這一年，導演金基德和洪常秀都交出了自己的首部長片，奉俊昊還在做編劇，而樸贊郁已經在籌備第二部電影。次年，李滄東拍出《綠魚》，從作家轉型為導演。即將托舉韓影走向國際的一代創作者，幾乎同時起步。

韓國電影導演協會會長閔奎東是奉俊昊的師弟，他們前后腳拍出電影首作。閔奎東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韓國電影迎來寬松環境，電影振興法頒布，資本涌入，機會突然多了起來。“以前是師帶徒時代，先當十年副導演，你才有機會當導演。但突然之間，新人剛入行就有機會當導演了。”他說。不到30歲，他因為短片而被制片人相中，獲得了執導一部恐怖片的機會。

樸贊郁最先成名。2003年，《老男孩》摘得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那是韓國電影的關鍵時刻。此后，這批年輕導演在國際電影節上摘金奪銀，從未間斷。這些作品還很“年輕”，就已經成為當代經典。李滄東的《燃燒》上映于2018年，在一些榜單上，已經常常被奉為韓國影史最佳影片。另一部常常占據榜首的，是更“年輕”的《寄生蟲》。

電影/劇集海報：（上排左起）《生死諜變》（姜帝圭導演，1999年），《老男孩》（樸贊郁導演，2003年），《辯護人》（楊宇碩導演，2013年）

（下排左起）《燃燒》（李滄東導演，2018年），《寄生蟲》（奉俊昊導演，2019年），《魷魚游戲（第一季）》（黃東赫導演，2021年）

《寄生蟲》作為一部非英語影片，在奧斯卡獲得空前勝利，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視。“《寄生蟲》拿到奧斯卡最佳影片大獎的時候，發表感言的是CJ集團的李美敬，她是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的長孫女。在20世紀90年代，她就推動CJ投資好萊塢的夢工廠，布局海外長達二三十年。”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釜山國際影視節目展顧問范小青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

在奧斯卡頒獎禮上，奉俊昊致敬了好萊塢導演馬丁·斯科塞斯：“我上學時，學習的就是馬丁·斯科塞斯的電影。”他還曾回憶，小時候，美軍廣播電視AFN每周五晚播美國電影，家人睡熟后，他總在客廳偷偷看。因為不懂英語，只能發揮想象去理解，但那些電影深刻影響了他。

那時，如日中天的香港電影也受到韓國人喜愛。美國和中國香港電影帶給這一代韓國電影人的影響，是對于類型片的普遍接受和認同。“奉俊昊懂得如何去用貌似最不冒犯的、最簡單的方法，先把觀眾都吸引過來，然后再放置自己的想法。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存在。”范小青將這種路徑稱為“創造性模仿”。

從模仿中，如何長出屬于自己的東西？這是韓國電影的真正奧秘。這個命題，早在奉俊昊之前，已經被另一位導演用一部電影探索出了答案。

“研究好萊塢，

但要做有國籍的電影”

1998年，導演姜帝圭找到一位中間人，請求給新任國家情報院院長寫封信。他正在籌備一部新片，涉及南北關系，有情報部門內部場景。他發現，沒人知道韓國情報部門內部長什么樣，他想去實地參觀，拍出真實感。

機要部門怎么可能向劇組敞開？但時代翻頁了。支持文化事業發展的總統金大中剛剛上臺，情報院院長爽快答應了姜的請求。那時，韓國沒有一把能發出真實槍聲的槍械道具，劇組經過特批，從美國進口了一批先進道具。當他們第一次用這批道具拍攝槍戰戲時，逼真的槍聲令全場沸騰。

1999年2月，這部《生死諜變》上映，首映日一票難求。同年《泰坦尼克號》在韓國上映，票房被《生死諜變》甩在身后。

拍攝《生死諜變》的同年，韓國文化產業正迎來巨變。這一年，金大中提出“文化立國”戰略，文化產業振興法出臺，次年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應運而生。包含電影在內的文化產業，被確立為21世紀韓國兩大立國基礎之一，與高新技術并列。

恰逢其時的《生死諜變》，獲得了官方站臺。《生死諜變》以嶄新面貌，宣告一種新的韓國電影誕生，成為劃時代的分水嶺。“姜帝圭導演帶著團隊一直在研究好萊塢大片的敘事，如何制造視覺奇觀，如何讓觀眾在享受奇觀的同時，感覺事件與自己有關。”范小青與姜帝圭有過多次訪談，她向《中國新聞周刊》轉述了姜帝圭的創作心法。

小說作品：（左起）《素食者》（作者韓江，2007年），《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趙南柱，2016年），《詛咒兔》（作者鄭寶拉，2017年）

姜帝圭細致地研究了兩年好萊塢電影，試圖搞清楚秘訣究竟何在、能否復制。“不是追求其制作規模，而是追求那種有高度大眾娛樂性的電影章法和風格，這是我們研究和學習好萊塢的支點。我們要做有國籍的電影。”他說。

電影的技法是“術”的層面，而在“道”的層面，最能引發韓國觀眾共鳴的題材是什么呢？

姜帝圭探索出“類好萊塢”模式之后，一系列嶄新面貌的韓國電影誕生。其中，2003年的《實尾島》和2004年的《太極旗飄揚》，均突破千萬觀影人次，將韓影帶入“千萬時代”。對比韓國五千萬人口，千萬觀影人次意味著轟動性的全民觀影。

最初的這些爆款影片，都觸碰了朝鮮半島的南北問題，并借好萊塢經驗，將民族敘事落地到普通人物的生離死別之中，激蕩出普遍共鳴。票房證明了韓國電影行之有效的“道”，就是韓國民族的共同情感，尤其是涉及民族情感意識的那些主題。

但韓影的視野不止于此。當創作者把目光投向更近處的歷史，另一個韓國浮現了出來。他們將目光聚焦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韓國現代化轉型，聚焦于民眾的血與淚，以及內心的不安。

“我們這一代導演在工業化的高速增長中長大，之后又目睹了急速的社會變化，關注的核心，是個體與系統間的緊張關系。”閔奎東說。《薄荷糖》里的歷史傷痕，《辯護人》里的挺身而出等，都在回應同一個問題：在急速變化的社會里，個體如何生存，他們失去了什么，又想守護什么？

“韓國作家有可能得

諾貝爾文學獎嗎？”

2024年10月的一個下午，釜山電影節舉辦期間，范小青去釜山一所大學做講座。韓國大學生問她：“你覺得韓國作家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嗎？”

“當然有可能。”范小青說。

“誰最有可能呢？”

“肯定不是男作家，而是一個女作家。”

“為什么？”

“因為最有可能的男作家是李滄東，但他早就不寫了。”

教室里一陣笑聲。沒想到預言成真，當天傍晚消息傳來，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1970年出生于光州的韓國女作家韓江。

那一刻，很多韓國人想起了8年前的另一個場景。2016年，韓江憑小說《素食者》獲得國際布克獎。這是韓國文學第一次在世界主流文學獎項中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突破。頒獎典禮上，她與譯者黛博拉·史密斯攜手領獎。這個畫面象征著韓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秘訣：作者與翻譯者并肩。

此后幾年，韓國文學頻繁出現在國際文學獎項的名單上。2022年，鄭寶拉的小說集《詛咒兔》入圍國際布克獎短名單；2023年，老作家黃皙暎憑借《日暮時分》再次入圍……

韓國文學翻譯院院長全秀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過去5年，除韓江之外，被翻譯出版數量最多的作家是鄭寶拉，共有22部在海外出版，她的《詛咒兔》已有13個海外版本，李美耶、孫元平、趙南柱、樸相映等緊隨其后。“這些作品大多要么獲得了國際獎項，要么在全球范圍內有很高需求。”全秀庸說。一個矚目的現象是，韓國女性作家的集體崛起。

2018年，《82年生的金智英》在全球爆紅，成為“韓女文學”現象的起點。這本書在韓國銷量突破百萬，在亞洲和歐美都引發熱議。為什么韓國女性文學能跨越文化藩籬，被全球讀者接受？全秀庸的解釋是，短短幾十年中，韓國變化迅速，矛盾也被高度壓縮：代際沖突、階層沖突、性別沖突、意識形態沖突，在社會生活中密集爆發。“韓國文學描繪的沖突，其實是世界各地讀者都能感受到的，只是它們在韓國被表現得更加集中、更加激烈。”她說。

當人們談到韓國文學的突破時，韓江仍然是最重要的名字。“韓江文學的根本立場，在于對人類生命價值的無限尊重、信賴與熱愛，尤其是，她通過個體存在的價值與生命的尊嚴，凸顯社會性暴力所蘊含的不公。”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名譽教授權寧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沒有永恒，只有起伏，

抗衡危機的方式就是不斷創作”

文學走出國界，依賴于翻譯。權寧珉說，韓語屬于小語種，找到優秀的譯者一直十分困難。

世紀之交，每年翻譯出版的韓國文學作品只有十幾種。2001年，韓國文學翻譯院應運而生，將韓國文學以精良的翻譯推向海外，成為韓國的國家行為。截至2025年，翻譯院已經資助了44種語言的2404種韓國文學出版物。

翻譯院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論，不直接指定書目，而是回應市場需求——海外出版社提交申請，經專家評審后決定是否資助。更關鍵的環節，是創辦翻譯學院，主動培養高水平翻譯人才。一個常被引用的成功案例，是入圍國際布克獎短名單的《日暮時分》英譯本，就是由翻譯學院一對師生合作完成的。

釜山國際電影節主會場“電影殿堂”日常對外開放。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翻譯院與影振委，以及旨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等機構，都成立在世紀之交“文化立國”的政策背景下。這些機構的運作方式有一個共同點：保持“一臂之距”，提供支持，但不干預。

“文化可以分為藝術和產業兩個方面。韓國尤其關注產業價值，從國家層面積極支持，這是與其他國家的明顯區別。”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北京代表處原首席代表尹鎬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些支持，最終不僅帶來了經濟效益，也在世界上發出了韓國的聲音。

長久以來，韓國似乎一直在模仿別人的聲音。朝鮮半島自古是中華文化圈的成員，后來受日本殖民30余年，日本人撤退后，美國文化施加了強大影響力。

“小時候，我把《三國演義》和《西游記》翻來覆去地讀，后來也讀魯迅，產生巨大的自卑感：為什么我們沒有這些？與中國浩瀚的歷史相比，韓國太小，沒有古典（文藝）可看。日本呢，有索尼、松下等等各種國際品牌，而我們很小、很弱，我感覺有巨大缺失。”閔奎東說。

這種缺失感，后來轉化為創造的動力。今天的文化崛起，為韓國人帶來自信。

3月的一個晚上，在首爾光化門附近的EMU藝術影院，兩個小型影廳里，正在放映《情感價值》和《哈姆奈特》，都是去年在全球風頭正勁的藝術電影。這家小小的影院，最近還在重映《一一》《德州巴黎》等老片。連鎖院線里，本月還在放映《罪人》《弗蘭肯斯坦》《哪吒2》等全球熱門影片。3月是奧斯卡頒獎季，釜山電影殿堂正在舉辦影展，放映12部入圍奧斯卡的新片，海報懸掛在街頭。

韓國與世界文化保持著高度同頻。韓國影視界的內在，也發生著呼應時代的變化。

金泳銶提供的數據顯示，30億韓元成本以上的項目中，女性導演比例約為13％，有三成編劇和制片人是女性。這些數據都在上升。“高預算商業電影過去傾向于男性主導，我們正在努力改善這種情況。”金泳銶說。

3月，以韓國文化為背景的《K-POP： 獵魔女團》，獲得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去年，韓國音樂劇《也許美好結局》（Maybe Happy Ending）獲得托尼獎最佳音樂劇獎。“音樂劇，完全舶來的舞臺藝術，韓國人居然拿到頂級大獎，可見韓國的內容產業已經遍地開花了。”范小青說。

閔奎東清醒地看著這一切。“韓流”確實給世界供應著多巴胺和爽感，但如果停滯下來，觀眾會立刻離開，尋找新的樂趣。“沒有永恒，只有起伏。我們一直在思考如何進化，抗衡危機的方式，就是不斷創作。”

作為橫跨東西學界的韓國文學學者，權寧珉也很冷靜，即便擁有諾獎，韓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仍處于邊緣位置。他說，與日語、華語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占據的重要地位相比，韓國文學在學術領域的立足才剛剛起步。

這股韓國文化浪潮還能激蕩世界多久？“那部音樂劇的名字或許是個隱喻，”范小青說，“Maybe Happy Ending。”

發于2026.3.30總第122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從奧斯卡到諾貝爾：韓國文藝何以“開掛”

記者：倪偉

（niwei@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