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洋賑濟會在甘肅：修橋筑路賑濟災民

華洋賑濟會

在民國西和的賑濟實踐與歷史價值

西和 王力

摘要

華洋賑濟會（亦稱華洋義賑會、華洋救濟會）是民國時期跨地域、跨群體的核心慈善組織，在災荒頻發的民國時期深度介入西北地方賑濟事務。本文以民國三十二年《西和縣志》及田野調查碑刻資料為核心依據，系統梳理華洋賑濟會在甘肅西和縣開展的以工代賑修路、石堡鎮建橋、治理河道修堤三大核心賑濟實踐，剖析其賑濟舉措的實施邏輯與社會效應。研究表明，華洋賑濟會的實踐不僅填補了西和地方史志對近代災荒治理記載的空白，更折射出近代慈善救濟從“單純施濟”向“濟建結合”的轉型特征，同時為探討外部慈善力量與西北地方社會的互動機制、民國西北地方社會轉型提供了鮮活案例與關鍵史料支撐。

關鍵詞：華洋賑濟會；民國西和；以工代賑；修路修橋；治河修堤；歷史價值

引言

民國時期，西北甘肅地區頻遭旱、震、澇等復合型災害沖擊，社會經濟凋敝，民生艱難。華洋賑濟會作為融合中外力量的近代慈善組織，憑借其跨區域的資源整合能力與現代化的賑濟理念，成為災后重建的重要參與力量。西和縣作為甘肅東南部的典型區域，其災荒治理歷程是民國西北地方社會應對災害的縮影。

成書于民國三十二年的朱繡梓主編《西和縣志》，僅簡略記載了華洋賑濟會修建石堡鎮橋的史實，而對其修路、治河等關鍵賑濟舉措語焉不詳。近年來，筆者通過田野調查發現盧河鎮歇臺村潮水寺內的修路碑刻，與縣志記載形成互證。基于此，本文結合文獻與實物史料，系統還原華洋賑濟會在西和的賑濟實踐，探析其歷史價值，以期補正地方史志，深化對民國西北慈善救濟與地方社會互動的認知。

一、以工代賑修路：救濟民生與恢復交通的雙重實踐

民國十八年（1929年），西北爆發特大旱災，疊加此前海原大地震的后續影響，西和縣陷入“民無粒食，道殣相望”的絕境。華洋義賑會針對西和災情，精準撥付賑款二千元，創新采用以工代賑模式組織道路修筑工程，實現“救災”與“建設”的雙重目標。

據朱版《西和縣志》記載，此次修路工程由地方紳士閻誼等擔任工程經理，統籌賑款分配、施工調度與質量監管。以工代賑的核心邏輯，是打破傳統賑濟“施粥放糧”的短期救濟模式，將災民勞動力與賑款掛鉤：災民參與道路修建即可獲得生存物資，既解決了災民的生計危機，避免因流離失所引發的社會動蕩，又將賑濟資源轉化為地方交通基礎設施，為災后經濟復蘇與社會秩序恢復打通脈絡。

西和縣盧河鎮歇臺村潮水寺內的修路殘碑（圖一），是這一賑濟實踐的直接實物佐證。

（圖一）

殘存碑文

碑志

至武蜀者沓來誠邑/沖山崩移勢換形既有/民意欲修補奈數載欠收/肅華洋賑災會會長陳賀義/處道路易崎嶇為周行即沿/躬矣況/死生愷惻為懷所周者皆系/均屬要道公民等感激功德/古

是為敘

齊氏 田居義 撰文并書丹

席義

武生 叚續珎 陳見明 安朝奇

劉文炳 周 彥

陳守貞 周玉隱

鐵筆 陳永明

貦節后三日

該碑殘高45厘米、寬60厘米，共16行120字，楷書字體，字徑3厘米，碑文清晰記載核心史實：“華洋賑災會會長陳賀義，囗處道路，易崎嶇為周行”。碑文由田居義撰文并書丹，席義、武生叚續珎、陳見明、安朝奇、劉文炳、周彥、陳守貞、周玉隱等參與立碑，陳永明負責刻字，立碑時間為“貦節后三日”。

碑文與縣志記載相互印證，一方面確認了華洋賑濟會在西和的修路主導地位，另一方面還原了地方士紳、民眾與外部賑濟組織的協作過程。盡管碑文殘損，但“易崎嶇為周行”的表述，精準概括了修路工程的成效，成為研究華洋賑濟會地方賑濟運作的一手史料，彌補了文獻記載的細節缺失。

二、石堡鎮建橋：完善民生設施的精準賑濟

除修路外，華洋賑濟會在西和的另一項核心賑濟工程為石堡鎮橋的修建。民國三十二年《西和縣志》“津梁”條目明確記載：“石堡鎮橋，在鎮街口，民國十一年華洋救濟會建”。

民國十一年（1922年），西和地區歷經兵燹與災荒沖擊，原有橋梁損毀嚴重，石堡鎮作為區域交通節點，“橋毀則路斷，路斷則民困”，民眾通行、物資運輸與商貿交流均受嚴重制約。華洋賑濟會在此建橋，并非單純的基礎設施修復，而是針對地方民生痛點的精準賑濟。

石堡鎮橋的建成，首先解決了鎮街及周邊民眾的日常通行難題，保障了基本生活秩序；其次，其作為區域交通樞紐，打通了周邊村落與集鎮的連接通道，促進了災后物資流通與商貿復蘇；最后，橋梁作為民生工程，凝聚了地方民心，彰顯了外部賑濟力量的民生關懷，為后續其他賑濟工作的推進奠定了社會基礎。

相較于修路的碑刻佐證，修橋的記載依托官方志書。《西和縣志》作為地方官方文獻，其記載具有權威性，印證了華洋賑濟會在西和賑濟工作的系統性：既著眼于縣域交通網絡的宏觀修復，又聚焦鄉鎮民生設施的微觀完善，形成“路——橋”聯動的交通賑濟體系。

三、治理河道修堤：防災減災的長效賑濟探索

結合田野調查的補充發現，華洋賑濟會在西和還開展了治理河道、修筑河堤的賑濟工作，這一舉措在民國西和諸縣志中記載模糊，成為地方史的記載空白。

西和縣地處隴南山地，境內河流縱橫，旱澇災害交替頻發。災荒年份，河道淤塞、河堤損毀不僅加劇洪澇風險，沖毀農田與民居，進一步惡化民生狀況，還可能引發次生災害，阻礙災后重建。華洋賑濟會針對這一問題開展治河修堤，體現了其賑濟理念的前瞻性：從“短期救災”轉向“長效防災”，以工程建設提升地方防災減災能力。

治河修堤與修路、修橋形成互補，共同構成“交通+民生+防災”的綜合賑濟體系：修路修橋保障通行與民生，治河修堤筑牢安全屏障，三者協同推動西和災后從“生存救濟”向“恢復發展”轉型。盡管目前田野調查未發現專門的治河碑刻，但結合修路、修橋的史實與西和地理環境，可推斷治河修堤是華洋賑濟會賑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亟待后續考古與文獻發掘進一步佐證。

四、華洋賑濟會西和實踐的歷史價值

（一）補正史志，還原地方災荒治理全貌

民國以來的西和諸縣志，對華洋賑濟會的賑濟實踐記載零散、簡略，僅存修橋一座，修路、治河等核心舉措均未系統記載，導致這一重要歷史片段成為地方史的“空白”。本文通過文獻互證（縣志與碑刻）與田野調查補充，完整還原了華洋賑濟會在西和的三大賑濟實踐，補正了地方史志的記載缺陷，為研究民國西和地方史、災荒史、慈善史提供了關鍵史料支撐，也為其他類似區域的地方史補遺提供了方法論參考。

（二）折射近代慈善組織的運作轉型特征

華洋賑濟會在西和的實踐，集中體現了近代中國慈善組織的兩大核心轉型特征：一是賑濟方式的現代化。以工代賑替代了傳統的單純施濟，將救濟資源轉化為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實現了“救濟—建設—發展”的閉環，既提升了賑濟的可持續性，又避免了單純救濟引發的資源浪費與依賴心理，是近代慈善救濟從“輸血”向“造血”轉型的典型案例。二是組織運作的協同性。華洋賑濟會并非孤軍奮戰，而是聯合地方紳士（如閻誼）、民間士人（如田居義等）以及民眾等地方力量，形成“外部資源——地方主體”的協作網絡，既保障了賑款的合理使用與工程的順利推進，又推動了外部慈善資源與地方社會的深度融合。

（三）見證近代西北地方社會的轉型歷程

民國時期的西北，既是自然災害的重災區，也是近代社會轉型的關鍵區域。華洋賑濟會在西和的賑濟實踐，不僅是物質層面的基礎設施修復，更是社會層面的秩序重建：其一，工程建設凝聚了地方共識，緩解了災害引發的社會矛盾，推動了災后生產生活秩序的快速恢復；其二，賑濟過程中中外慈善力量、地方士紳與普通民眾的互動，形成了多元主體參與地方治理的新模式，為西北地方社會的近代化轉型注入了外部動力；其三，碑刻與志書的記載，留存了地方民眾與外部慈善力量互動的歷史記憶，成為連接西北地方與全國近代化進程的文化紐帶。

結語

華洋賑濟會在民國西和開展的修路、修橋、治河三大賑濟實踐，是近代中國慈善事業與西北地方社會互動的縮影。在當時，這些實踐有效緩解了西和地區的災荒危機，推動了災后重建與民生改善；在當下，其補正了地方史志空白，為研究民國西北災荒治理、慈善發展與地方社會轉型提供了珍貴的史料與視角。

華洋賑濟會“濟建結合”的賑濟理念、多元主體協同的運作模式，對當代災害治理、鄉村振興中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慈善參與，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后續可進一步拓展研究視野，對比華洋賑濟會在甘肅其他區域的賑濟實踐，深入探析其在近代西北社會治理中的作用與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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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 力 男，甘肅西和人。業余一直堅持搜集整理散軼的地方歷史、文化資料。